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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閱讀會帶來災難

以精緻動人的短篇小說見長的愛爾蘭女作家克萊爾·吉根日前出席澳門文學節,與作家張悅然進行了一場有關「小說中的沉默、孤獨與愛」的對談。

嘉賓:

克萊爾·吉根(Claire Keegan)

愛爾蘭當代最受矚目的新銳女作家,跟博爾赫斯和雷蒙德·卡佛一樣,她以精緻動人的短篇小說見長。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也是她的成名作《南極》,獲得了愛爾蘭隆尼文學獎和洛杉磯時報圖書大獎。第二部短篇小說集《走在藍色田野上》則獲得了英國重要的短篇小說文學獎,邊山短篇小說獎。2009年,吉根憑藉發表在《紐約客》雜誌的短篇小說《寄養》,榮獲由《愛爾蘭時報》頒發的Davy Bynes文學獎。

張悅然

14歲時就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出版小說作品有《葵花走失在1890》、《十愛》、《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誓鳥》、《紅鞋》等。作品被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日語、德語等多國文字。她也是入圍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唯一的華語作家。她去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繭》在讀者和評論界引起巨大的關注,被稱為80后一代作家直面歷史和記憶的轉型之作。

問題1:你們為什麼開始寫小說?

克萊爾·吉根:其實我也不知道小說的來源到底是什麼,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講述給別人,作為一種分享。但事實上,我不知道小說的靈感來源於何處,靈感是說不明白的。記得還在愛爾蘭鄉下的時候,吃過晚餐去屋外抽煙,我總會在籬笆周圍看到有一隻貓,在黑暗中,它緩緩地移動著,它其實就像我寫的故事一樣。當一些事物發生在你面前的時候,你要意識到這種發生,要去聆聽,去關注。當人們說到寫作靈感的時候,我還是對這個叫靈感的東西表示懷疑。我並不是一個天賦與靈感的信徒,所以我一直都在一個追尋的過程中,也在文學閱讀和創作中成長。任何一部好的小說都是從生活,從閱讀,從世界中不斷提煉出來的。

張悅然:我是克萊爾非常忠實的讀者,這使得我們之間的談話有一個特別好的基礎。我們交流的時候,都提到一個在美國生活的女作家李翊雲,李翊雲說,她會用小說去和那些她喜歡的作家的作品對話。比如她喜歡威廉·特雷弗,喜歡他的《三人行》,於是寫了《金童玉女》。《三人行》是個相當神秘和黑暗的小說,講的是一個老人和他的女兒,以及一個愛慕他女兒的年輕男人之間的故事。三個人形成了穩定的三角形。因為種種原因(我認為劇透那個精彩的小說里包藏的秘密是不道德的),老人的存在,成為兩個年輕人交往得以維繫的前提,如果有一天老人死去,這對男女將無法面對彼此。在《金童玉女》里,李翊雲也寫了一組三角形的關係:一個老年女人和她的兒子,以及一個闖入他們生活的女孩。但是背景是九十年代的,人物的性格和困境也不同,小說呈現出迥然相異的氣息和質地。如果不是她自己提及,沒有人會在讀《金童玉女》的時候想到《三人行》。但是如果知道了再去讀,就會覺得《金童玉女》和《三人行》猶如鏡像一般存在,很有趣。

吉根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姐妹》。寫一對出生於愛爾蘭鄉下的姐妹,妹妹嫁到城裡,過上了中產階級的奢侈生活。姐姐則留下照顧年邁的父母,耽誤了婚事,多年來孑然一身,父母死後,她繼承了田地。妹妹每年夏天帶著孩子回來,在姐姐這裡住一段。但是這一年不一樣。她來了就一直賴在這裡,似乎沒有要走的意思。姐姐忍耐著,每天伺候她和她的孩子,直到最後一刻,姐姐爆發了,她揭穿了真相。沒有緞子窗帘,沒有洗碗機,一切都是捏造的,妹妹已經被丈夫拋棄了,她回來是想侵佔姐姐的土地。但是姐姐告訴她,這裡的一切是我用三十年的時光換得的,我絕對不會允許任何人把它奪走。故事的最後,姐姐站在鏡子前面為妹妹梳頭,就像小時候那樣,妹妹有一頭姐姐一直羨慕的金色長發,忽然姐姐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剪掉了妹妹的頭髮。妹妹驚恐地尖叫起來。小說結束於此。女孩之間,因為妒忌而剪髮的情節,並非吉根原創,菲茨傑拉德寫過一篇《伯妮斯剪髮》,好看女孩的頭髮也這樣被惡狠狠地剪掉了。《姐妹》是不是在與《伯妮斯剪髮》對話?不得而知。但這絲毫不妨礙《姐妹》成為一篇出色的小說。我喜歡那個孤獨、隱忍和倔強的姐姐,她捍衛著她手裡僅有的一點東西,那是她存在於世的憑藉。

《姐妹》收錄在短篇小說集《南極》里,我大概是在2011年讀到的。寫《大喬小喬》的時候,我早已把《姐妹》忘得一乾二淨。我唯一記得是剪髮的細節,那是讀了菲茨傑拉德之後,產生的重疊印象。《大喬小喬》是我從一個研究計劃生育的學者那裡聽來的故事:一對姐妹,合法出生的姐姐終於不堪家庭壓力,在多年後自殺,不合法的妹妹卻好像沒有受到影響,健康地活著。後來,我發現我一直惦記著那個妹妹。按照時間來說,她應該已經大學畢業,步入了社會。我想知道,她現在過得怎麼樣,是否走到了陽光底下。當然,沒有任何跡象說明,她一直活在陰影底下,那只是我的想象。在我的想象里,她有在都市生活里漸漸強壯起來的身體和意志,也有不斷妥協和失去的自我。她和城市生活搏鬥,失去很多,流了不少血,但是她得活下去,因為她是她,她也是她全家。

如果說吉根的《姐妹》寫的是姐姐的心事,那麼《大喬小喬》寫的是妹妹的心事。但是發生在愛爾蘭鄉間的故事,和發生在的故事,顯然不會一樣。我沒有姐妹,我周圍的朋友也沒有。在我們的童年裡,有姐姐妹妹是不對的事。就好像馬蹄蓮莖上開了兩朵花,沒人會覺得好看,只會覺得畸形。小說中,妹妹的內心有一場善惡的角力。說成是善惡也許有點粗暴,確切地說,是顧念親情還是保護自己。童年裡的資源匱乏,導致她格外小心翼翼地捍衛著自己贏得的那一點東西。但她最終發現,自己也許並沒有真正贏得什麼,她什麼也抓不住,什麼也無法把握。

回頭去看,《大喬小喬》也和《姐妹》構成了某種鏡像的關係。一如《姐妹》里妹妹的回歸,擾亂了姐姐的生活,在《大喬小喬》里,姐姐的出現,打破了妹妹維繫的平靜,構成了某種威脅。而且非常詭異的是,這個小說里的姐姐也有一頭美麗而傲慢的長頭髮,在夏天的夜晚飄啊飄,散出香波的氣味。謝天謝地,妹妹最後沒有去剪姐姐的頭髮。因為她不需要這麼做了。殘酷的現實就會鉸去姐姐的長發,根本不用妹妹去做什麼。她只要看著就好了。然而看著姐姐消失,就是與隱形的兇手合謀吧?這是和愛爾蘭的不同,和女性處境的卑微相比,這裡有更大的卑微存在。關於階級,關於律法所決定的被詛咒的生命。

克萊爾·吉根:是的,也許關於姐妹之間的掙扎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在這種相似中又是不同的。她們在一個家庭中面臨著自己所處地位的困難,自己所屬空間,以及去贏得家人的關注等問題。這種處境就影響了她們的個性,這種處境也讓我思考了很久,即使在文學中也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問題2:如何理解短篇小說這種文體?怎樣選擇或者提煉素材?

張悅然:我很贊同愛麗絲·門羅的一句話,使人們產生靈感的不是說發生了什麼,而在於它發生的方式,所以很多時候我會覺得一步步演變成最終結果的方式非常有意思。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有一種偏執,比如對悲劇或者對某一種絕望的處境的熱愛,會使小說走向一種結局,但是我依然有興趣去觀看我的主人公是怎麼一步一步走向這種結局的。有時候小說像是一種裝置,我們的主人公走進去,他在裡面迎接一些事情或者躲閃一些事情,最後他是否走出來,還是就在這個裝置裡面被消滅,或者仍舊在作戰,這個結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勇氣或猶豫,這是我關心的事情。而且我會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時刻,我願意把它稱為是一個「頓悟」的時刻,在這個時刻裡面他會覺得他眼前的事情全都不一樣了,他會覺得他過往的經歷碎成了一塊一塊的小塊兒,在這個時刻我覺得他才真正獲得了存在的價值,因為他重新認識了這個世界,他也重新認識了自己。

克萊爾·吉根:是的,好像寫作中有一部分是在等待到來的。如果你想要寫出好的小說,你就要等待這一刻的出現。其實你知道你可以強迫它出現,但如果你過於用力,你就得不到你想要寫的那一個故事或者說你想要的那個感覺。你的故事或許就會淪於庸俗之中。對於我來說,我一直在嘗試去找到一種清新的語言去描述我們每天的生活的意義。一部好的小說,其實是我們感情的一部分,是有關轉瞬即逝的情感,是感動人心的。我覺得不好的小說只有單調的陳述,它只是一種死板的描述,而沒有一種立體的角度,而一篇好的作品不該受它束縛。在寫作中,我覺得總需要有一個明顯的聲音,甚至它或許是一個男性的,充滿權威的聲音。

至於怎麼平衡小細節與小說的整體結構,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就那樣試著去寫了。我相信我自己的品位,我真的很相信它。因為我覺得我生命中大量的時間都在讀很多的作品,我可以辨別好的與不好的作品。這也是我可以自信的做一個老師的原因,因為我可以告訴你好的段落與不好的段落的差別,我可以從各個方面把它們展示給你。法國詩人瓦雷里說過,正是藝術形式的限制性才讓你激動。我很喜歡這個觀點,我嘗試去突破形式上的束縛,即使受到阻礙之後,我也願意再次回歸到這種束縛之中。你需要努力找到自己可以停留可以棲息的藝術形式。

問題3:有什麼可以分享的閱讀或者寫作經驗和習慣嗎?

克萊爾·吉根:其實我寫作需要重寫很多次,寫出來再改三十次或者更多。我也不是每天都必須要寫作。如果你是作家的話,不寫作比寫作還叫你難受,即使寫作如此之艱辛。我很久不寫東西的話,就會感覺不太舒服。我教創意寫作課程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對很多來上課的人說,我真是太愛寫作了,我每天都不停地在寫,一直在寫。但要創作的話,你必須要找到你自己的心底,理解和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人類,到底在寫些什麼,你必須要意識到和感受到你的靈魂,你生存的環境等等。所以我並不會無時無刻一直都在寫作。

張悅然:我寫長篇小說,所以我很難去改三十遍,三十遍對我來說太殘忍了。我常常羨慕一些的男作家,他們總會說他們是重寫。就是忽然之間,寫了十萬字,有一天晚上看了一眼,然後說,垃圾,扔掉,明天早上再重寫。我做的工作都是在原來的基礎上修修補補,這樣會讓我覺得我之前的工作還是有意義的,雖然我最後發現這種修修補補比重寫還要累。

問題4:在你們的小說里都提到了宿命,如何理解宿命?

張悅然:我覺得很早的時候在我的小說里,有很重的宿命意味,就是因為我相信事情有一個因果的邏輯,我相信的,也相信西方的,試圖去從中找到一種規律。後來我發現這種規律給予我的是一種安全感,就像是我掌握了世間的一種秘密一樣,這種秘密讓我覺得我會知道下一步事情走向哪一步,就像是摸到了命運的輪廓,這會讓我覺得很安全。所以在我最早的小說裡面,人都是符合各種宿命的規律的,但是隨著經歷的增加,對世界的認識產生了改變。在最近的小說裡面,我好像在對抗著宿命這種東西,因為很多時候我會覺得,相信宿命是幸福的,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知道事物的某種規律,然後按照它去做選擇。但是世界不是這樣,很多時候事情是無序的,是沒有因果關係的,是沒有辦法把握對不對的,而且往往是你越想把握住規律,到最後你越會發現你什麼都沒有抓住。

克萊爾·吉根:我覺得我還是相信一些宿命的,它是自相矛盾的一種觀念。我覺得這也是它一直在流動,一直在改變的原因。當我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它也變得更加有趣,一些相同性質的事情或許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但我認為它是沒有規律的。我相信宿命也是因為有這樣一個詞語為它而生,一切有詞語可以描繪的東西,我就會相信它是存在的。有人在一次採訪中問過我,你相信上帝嗎?我回答說,我不信上帝,你信上帝嗎?如果你相信上帝,我是尊重你的,你認為上帝是存在的,我也相信。所以,作為一個作家,我對無法避免的一切更加感興趣,對我來說宿命對主人公的塑造並沒有很大的影響。我相信一切的可能性。我喜歡很多有趣的作家的作品都不是非常戲劇化或者極跳躍的,他們非常安靜,非常平和,所以我很喜歡契訶夫,他的作品就很平易近人。人物,故事都在一片平靜中精彩地進行著。

問題5:如何在作家和教師角色之間轉換?

張悅然:我平衡得不大好,我就是很難適應學院規則的那種作家。其實我之所以願意繼續從事教學工作,就是因為這種緊張的感覺。我在大學里呆著非常不舒服,我覺得這種不舒服是一種活力。我一直有一種恐懼,就是我生活得太安逸,所以有時候我會給自己找一些麻煩,就想去教書。很多時候我的課是面對大學部生,是教他們如何閱讀,如何欣賞好的作品,對於這些並不是文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在將來他們忙碌的生活中也許會放棄閱讀小說,他們可能會閱讀很多文學之外的東西,我希望我可以讓文學和小說在他們的生命中停留得久一些。

克萊爾·吉根: 我非常喜歡教學,但並不是一直都忙於教書。如果是一個好老師的話,你就會很慷慨無私地教育學生,去分享知識給他們。我遇到很多對我影響頗深的優秀的老師,我想我會一直都教書的,我熱愛文學,我熱愛與其他人分享。我不會在大學做全職教員,因為我能力有限,無法同時做好兩件事。我和很多學校有過不同的合作,也舉辦過很多學習工作坊,我想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向其他人展示文學以及小說的魅力。我認為現在不幸的一點是,很多在大學任教的人,是那些最無聊的人。他們已經被體制化,他們很懶惰,永遠在反反覆復教同一門課,卻享受著豐厚的傭金。他們是那麼無聊和懦弱,真的,我見到過很多這樣的人,都在大學里。他們不頌揚文學,他們也沒有鼓勵學生去廣泛地閱讀各類的文學作品和去在閱讀中打開眼界,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我覺得很遺憾,大學里的英文系是所有想象力的核心,是想象力的搖籃。我相信閱讀文學的力量,相信缺乏閱讀會帶來消極後果和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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