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收藏：商家，藏家，玩家的區別有那些？

「文革」前畫價賤價在古玩商場上，筆者常常有這麼的慨嘆，即「商家不如藏家，藏家不如玩家」的說法。如以商家為例，儘管商家能常常覓到可遇不可求的古玩珍品，可是商家一般圖眼前蠅頭小利，見利就轉手賣出去了。而藏家就不一樣，他們的保藏一般以自己喜好喜好為主，一旦覓入心儀的藏品，不會因蠅頭小利而轉讓，即便暫時套牢也毫不牽強。

記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榮寶齋、朵雲軒及文物商鋪，其運營的大多是民國從前的舊書畫，報價極低，像民國時期報價最高的張大千作品，那時只需數十元一幅，其精品也在百元左右，像張大千《滄浪漁笛》當時只需百元(此作在2002年蘇富比拍賣會上獲價552.79萬港元)。吳昌碩的畫作只需30至50元；金農書法對聯為60至80元；任伯年花鳥扇畫為2至5元之間；蒲華墨竹四屏條為8至15元；齊白石的作品數元一幅。即便如此低的報價，也沒有導致國內群眾的喜好，只需像夏衍、鄧拓、鄧永清等層次很高的人來欣賞。那時，夏衍和鄧拓都是用稿費來購買名人書畫；鄧永清是六機部副部長，儘管工資收入比一般人高一點，但也歸於「慘白運營」一類。

之所以會構成這麼的形勢，主要是社會環境、政治氣候對書畫不發起所形成的，因為這些東西不是赤色或改造的，在「文革」時期，名人書畫更是被列入「封資修」的規劃。別的，當時一般群眾生活對比窘迫，一般人的收入只需數十元，假設收入百元以上已是高工資了。因而，當時只需購進徐悲鴻、傅抱石、王雪濤、齊白石等名家之作，現在身價已千倍或萬倍。

名家精品「今非昔比」或許有人會說，在國內封閉時期買進名家書畫是一種機遇，這種機遇跟著國內改革開放而一去不復返。那麼，現在商場上難道就沒有機遇了嗎？實際上，只需藝術商場存在，就會有商場機遇，條件是你要有敏銳的眼光，買進有潛力的作品，若干年後報價或許會漲得讓人看不懂，到那時，你若回頭看現在的價位，會覺得開始買進的作品十分便宜。

其間，最典型的比如便是吳冠中和范曾，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去北京時，吳冠中的作品也只需數百元。1984年筆者到北京榮寶齋看到范曾四尺整張「人物」精品，其掛牌價只需8000元，且這一報價無人問津。可是，10多年後，吳冠中和范曾的作品在商場上動輒數十萬元乃至上百萬元。站在今天的視點看以前，那時的機遇確實夠好的。

需要指出的是，假設那時買進吳冠中或范曾的畫作並立馬轉手，恐怕很難賺錢。一樣，現在商場上買進書畫要轉手獲利也是十分艱難的。特別是拿到拍賣場上運作，其本錢恰當高，因為拍賣行對買賣雙方都要收取10%的傭金，還要向供給貨源的物主收取1%的保管費和圖錄費等，這麼，各種費用加起來也是一個不少的數字。至於香港蘇富比、佳士得收取的各種費用則更高。所以，藝術品這東西不太合適短線操作，它的報價上漲是需要有一定的時間進程。以海派名家陸儼少的作品為例，改革開放后，國家對陸儼少的作品收購價為15元一平方尺，到上世紀80年代初漲至100元一平方尺，以後又升至1000元一平方尺，到1990年陸儼少的作品在海內外銷路極好。因為那時陸儼少年事已高，難以唐塞各種應付，故自列潤格，山水畫每平方尺高達1500美元，那時確實嚇退了不少人，可是到2000年，陸儼少的作品報價在海內外商場上大幅攀升，精品每平方尺從3萬元躍升至5萬元乃至10萬元以上。

「以藏養藏」可賺錢那麼，為何藏家不如玩家呢？在筆者看來，玩家一般會以藏養藏，這是保藏理財和豐厚自己藏品的最佳途徑。其運作是用出售的藏品來賺錢，不過出售的藏品一般為自己剩下或不太喜歡的，再用拋出藏品賺來的錢買自己喜歡的藏品，這麼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對廣闊保藏者而言，要做到以藏養藏真實不容易，因為這需要極點敏銳的眼光和膽魄，像以前大保藏家龐萊臣、錢鏡塘、吳湖帆、王季遷、王世襄等都是以藏養藏的高手。

另據有關媒體報道，英國鐵路養老基金會「以藏養藏」也很出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家基金會一共出資1200萬英鎊，購買了繪畫、瓷器、古玩、稀見圖書等藝術品，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該基金會拋出了一些藏品，其獲利恰當豐富。如1989年春季，基金會將一部希伯萊文版的古老《聖經》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拍賣，得款200萬英鎊，而開始購進的報價則是17.9萬英鎊，其回報率之高，令人咋舌。

總之，出資藝術品講究的是長線是金、中線是銀、短線是銅。商家因為以短線獲利為目的，天然不能享受到長線豐富的回報，這也就應驗了「商家不如藏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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