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高考記憶：改變了個人命運 也改變了中國

一根改變了的「指揮棒」(40年的聯考記憶)

從1978年開始，江西省南昌市蓼洲街社區的甘福保老人，都會在聯考結束后，到江西省高招辦買試卷。這個堅持了近40年的習慣，是甘福保向聯考致敬的獨特方式——1978年，30歲的他，被聯考改變了命運。

歷史發生時，往往波瀾不驚。1977年8月，鄧小平同志召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在聽取了査全性等專家的建議后，鄧小平當場拍板，從這一年開始恢復統一聯考。儘管那時，自上而下誰也沒準備好。

聯考閘門重新開啟后，人才如洪水般湧出。1977年聯考，報考人數多達570萬，而那時的，甚至連這麼多人的試捲紙張從哪來，都需費一番思量。但從這一年開始，人才上升的渠道，重新回歸到知識改變命運上來。

一切正如1978年河南文科狀元、作家劉震雲所言，如果不是聯考，他可能還在搬磚。

我曾採訪過清華無線電系1978級一個班的大部分人，他們如今分佈在世界各地和全國上下。既有矽谷精英，也有政府官員，既有國家實驗室負責人，也有已開始頤養天年的退休人員。說起聯考往事，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感慨，命運從那一個點開始改變。每個人都對那個突然出現的機遇心存感激。

伴隨著聯考恢復的，是改革開放的大門也被一把推開。那真是對人才如饑似渴的年代，這群以極低錄取比例進入大學的精英，被舉國上下視為「天之驕子」。改革發展的事業有無數缺口需要填補，每個人只要懷揣真才實學，就一定能找到施展的天地。

聯考這根「指揮棒」的用處，怎麼形容都不為過。它讓全國上下的國小、國中、高中生安心學習知識，十年寒窗，瞄準聯考一役。它為大學選拔了最為合適的年輕人，等他們在高校完成深造，便可投身改革發展的大潮之中。

時光流轉，40年間聯考本身在不斷變化。從計分方式到考試時間，從考試科目變化到自主命題增加，聯考的變化本身，折射著社會教育理念的發展變遷。讓人欣喜的是，隨著高等教育改革日趨完善，大學數量增加，聯考錄取的殘酷程度在逐年降低。這與其過去的精英選拔並不衝突，需要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聯考的本質不是擋住誰，而是想為高校找到最合適的學生。

每年夏季，聯考都牽動著全民的心。聯考房、聯考蛋糕、狀元粥……形形色色的方式，體現著家長和考生們對它的重視。而大部分身處其外的人，也會在聯考當天，津津有味地討論各省的語文作文，甚至還有人會「技癢」，親自上手寫一寫。

的快速發展，讓人們越來越能以平常心看待聯考。它不再是獨木橋。如今的學生，甚至可以選擇用聯考成績申請一些海外大學；聯考本身，也在考慮改變過去「一錘定音」的形式，綜合考慮學生的素質；自主招生等也豐富了聯考的形式。

的快速發展，也在為聯考不斷提出新的命題。這個時代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如何實現教育資源的有效合理利用，如何最大程度上保障城鄉、東西部等的教育公平？作為一根依然強有力的「指揮棒」，聯考需要直面這些問題，需要給出最為均衡的答案。

一晃40年過去，最早參加聯考那批人，有相當一部分依然堅守在工作崗位上。何其幸運，這40年間大部分經歷過聯考的人才，要麼正在崗位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貢獻，要麼正在校園裡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準備。

而聯考，還將繼續以它獨有的方式，為加油。

和學生一起進考場(40年的聯考記憶)

肖復興(1978年參加聯考，考入中央戲劇學院)

如今已是一位著名作家的肖復興，在1978年的春夏時分，正處於緊張的狀態之中。

短短數月之中，這個高三畢業班的語文老師，參加了兩次聯考，先後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招生考試和全國普通聯考，更為重要的是，時年31歲的他，當時正處於中央戲劇學院招生年齡的上限，如果考不上，他可能將永遠被拒之門外。

「我知道機會不可能像夏日樹上開的花朵一樣，開完一朵接著還會有下一朵。」在肖復興的眼中，聯考的往事歷歷，卻像曠世一樣久遠。

在這之前，肖復興與聯考，已經兩度失之交臂了。

第一次是1966年春天，中央戲劇學院的兩位老師來到他所在的中學，請學校推薦適合他們學院的學生去參加考試。學校推薦了肖復興。「我見到了這兩位老師，在他們的指引下，我第一次走進那藏在棉花衚衕里的紫藤蘿掩映的校園。接到錄取通知書就要入學了，『文化大革命』降臨了，一個跟頭，我來到了北大荒。」

第二次是1977年，恢復聯考的第一年，當時一切都太匆忙了，等肖復興知道消息的時候，早已錯失時機。

好在1978年，他抓住了機會，想在最後的機會再次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誰想到教育局通知，此次報考大學，凡在校教師只能報考師範院校。這無疑是當頭一棒！我已經報名並準備複習考中央戲劇學院了，況且這是我第二次考這所學院。我一再申明這個理由，並下定決心先考再說。」

為了保險起見，肖復興在隨後的夏天，和他的學生們一起，又參加了一次普通聯考，報的是北京師範大學。「我想不管怎樣，我肯定能考上一所。」為此，已經31歲的肖復興，開始突擊自己最薄弱的數學，從中學教研組借來中學期間的數學課本複習，「我考的還不錯，數學這科只錯了最後一道幾何題，扣了25分，其他一題沒錯，最終考了個全區第一。」

最後，學校同意肖復興去中央戲劇學院報到，並讓他帶著工資入學。「那時我們這所中學的老校長是西南聯大畢業的一位教育家，他只要求我報到之前和年輕的老師搞一次座談，我到現在還記得他握著我的手，望著我的那慈愛的目光。」

聯考時，肖復興寫作考試的題目是《重逢》，「像是有著命定的成分似的，我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后沒幾天，分別與十二年前曾經到我們中學招生的那兩位老師重逢。」

重逢的代價，是青春。「我的聯考，畢竟遲了十二年。對於今年馬上就要步入考場的同學們，我希望你們珍惜，把握好機會，爭取考出好成績，不負青春！」肖復興說。

(本報記者葉曉楠採訪整理)

三代人的大學夢(40年的聯考記憶)

蕭園(1981年參加聯考，考入北京大學)

蕭園是筆名，原名為蕭愛華，現為衛生計生年鑒執行主編。蕭園清晰記得，1981年7月7日，安徽省宣城市旌德一中的一間教室里，還在守孝期而蓄著長發的他雙手合於胸前，默默祈禱聯考順利，以不負父母在天之靈。

二十多天後，鄰居從鄉里給他帶來口信，讓他聽廣播通知。在晚間播報的一大串過線考生的名單的最後，他激動地聽到了自己的名字。

「聯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幸運者。」蕭園表示。人生道路雖然漫長，但是關鍵的轉折點往往只有幾步。

當年的複習迎考緊張而艱苦。飲食上也沒有什麼「聯考小灶」，只是鹹菜當家。「有一罐子辣椒醬，太辣了，竟吃了四十天，三餐都靠它。」現在回想起當年滿嘴是泡的「慘狀」，蕭園還是忍俊不禁。

緊張的複習時間、艱苦的複習條件，對於蕭園來說並不算什麼，「最讓我痛心的，是考前三個月，母親溘然長逝了。」

母親去世前，最後的遺言是「不要告訴蕭園，別影響了他聯考複習」。

蕭園的外祖父盧光樓曾就讀於北京交通大學，1923年即加入共產黨，參加了著名的北伐戰爭，1927年在南昌起義時犧牲。母親盧前瑛曾在合肥女子中學求學，抗戰爆發被迫輟學。蕭園的兩個哥哥，因為父親「成分」(「工商業兼地主」)不好，國小畢業了就回鄉務農。或許正是三代人坎坷的求學經歷，盧前瑛對小兒子的上學機會分外珍惜。

蕭園最終沒有讓親人失望，他以安徽省文科第五、徽州地區第一的優異成績，被北京大學錄取。1981年的聯考，全國報考人數259萬，錄取28萬，錄取率為11%。而安徽省的錄取率還不到3%。

從北大畢業之後，蕭園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擔任編輯。之後又當起「史官」，負責編輯國家衛計委所屬的計生年鑒(現為衛生計生年鑒)。

多年以後，回想起那個蟬鳴陣陣的夏日，蕭園印象最深的還是「緊張」——「那是農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啊」。

(華熠採訪整理)

聯考是奮鬥的見證(40年的聯考記憶)

劉家瑋(2011年參加聯考，考入北京大學)

在劉家瑋看來，北京大學是個無比崇高的地方。國中時因一分之差未能進入本省最好的高中，最終選擇回本地讀書，考上最高學府成為他暗自要爭的一口氣。

劉家瑋讀高中時自主招生剛剛起步，雖然新穎，也有準備周期長、輾轉多地考試等問題。「我當時在學校總是排第二三名，看到自主招生的機會，就義無反顧地準備了。」靠著自己的備考節奏，劉家瑋在獲得自主招生加分的同時，調動了自身狀態，成績開始提升。雖然聯考時在最擅長的數學和語文上發揮不佳，但依靠新概念作文競賽一等獎的加分，劉家瑋順利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

進入大學后，劉家瑋作為志願者，已連續4年參與北大吉林省招生組工作，提供報考諮詢，協商志願調劑，這些經歷使劉家瑋成為一批批考生「命運的見證者」，也不斷喚醒他的聯考記憶。

「聯考就像一個大型遊戲，有著清晰的目標和明確的反饋機制。大家遵循單一的邏輯，拚命在篩選機制中提高被選中的幾率。那時我經常讀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就是為了確定簡單生活的意義。」劉家瑋說。

大學期間，劉家瑋繼續文學創作，擔任文學社社長；學習成績優秀，順利保送研究所；參與學生工作，擔任中文系研究所會主席。「學術、學工、社團、實習，所有這些事情我都做過，但很難有全力以赴的感覺。」劉家瑋反思，「聯考為高中生活帶來唯一的『正確』，可以為之心無旁騖。而到了大學，生活中布滿了『未選擇的路』，如何規劃成了問題。」

「我要感謝聯考，感謝當時不遺餘力地付出。」對劉家瑋來說，自己是聯考的幸運兒，聯考是他人生前20年奮鬥的見證，也是今後生活的背景和起點。

(張帥採訪整理)

找到生活新起點(40年的聯考記憶)

邵洋(2008年參加聯考，考入北京交通大學)

邵洋，目前是中建三局某超高層項目專業負責人，曾參加過兩次聯考，還參與了國慶60周年閱兵式。今年是他來到北京的第九年，也是他步入社會的第五年。

回想起他的聯考，邵洋的神情略顯複雜。

2007年夏，邵洋剛剛結束聯考，縱使他生活的小城市異常悶熱，也無法阻擋他對未來生活的嚮往。然而，現實卻將夢打碎，邵洋僅以5分之差，與理想院校擦肩而過。

邵洋不甘心去讀二本學校，也不願意放棄自己堅持了3年的夢想，經反覆思量，他選擇了復讀，這意味著他要重回高中，再奮戰一年。

「那時候，我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不像第一次總複習時那麼『兵荒馬亂』了。」邵洋說。

2008年，吉林省聯考錄取政策發生了變化，實行考後填報志願。新政策的實行，穩定了邵洋聯考前那顆不安的心，他心無雜念，全力備考，最終考了639分，比之前提高了40分。

和家人、老師幾番商量后，邵洋鄭重地在第一志願里填上了最初的夢想——北京交通大學。一個月以後，他如願收到了北京交通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聯考前，我在一個小城市生活，每天兩點一線，生活圈子小，接觸的人也比較少。」邵洋說，「聯考後，我一人來北京讀書，這是生活的新起點。2009年，我作為北京交通大學的學生代表團中的一員，參加了國慶60周年閱兵式。當我所在的交通運輸方陣齊步走過天安門時，那股心頭湧上激動之情，難以名狀。」

目前，忙碌的工作令邵洋倍感充實，他所在項目順利開工，一座座建築平地而起，這些都記錄了他的點滴成長與責任擔當。邵洋感慨道：「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節點組成。聯考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節點。它帶我走向外面的世界，把我推上更寬廣的舞台。而我也帶著夢想拾階而上。」

(陸怡彤採訪整理)

聯考並不意味著一切(40年的聯考記憶)

許冬生(1995年參加聯考，考入汕頭大學)

政法大學教師許冬生的家鄉在浙江省溫州市。1995年，她迎來了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大考」——聯考。1995年，全國尚未開始擴招，因此當時考大學的錄取比例要比現在低，考生壓力也就不言而喻。很多人只要有聯考的機會，就會拼盡全力。

為了備戰聯考，許冬生身邊不少同學常常凌晨5點就起床讀書。天未亮，教室里就已經陸陸續續有同學進來讀書。直到第一堂課鈴聲響起前，教室外的走廊上、大樹下，全是學生讀書的聲音。為了爭分奪秒多做幾道題，很多人常常在晚上10點宿舍熄燈后，拿出手電筒在被窩裡看書。等到11點查房結束，大家又鑽出被窩，點燈繼續夜讀，常常學到次日凌晨的一兩點。

1994年，全國37所重點院校試行並軌制收費，逐步建立起「學生上學自己繳納部分培養費用、畢業生多數人自主擇業」的機制。從此，漸漸地，學生要自己掏錢讀書，國家對大多數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聯考熱度依然不減。

但社會上對聯考的態度也在變得多元化起來。上世紀90年代是溫州製造業飛速發展的黃金期，大量的個體戶由此發家致富。許冬生說，「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論調叫做『讀書無用論』，說什麼『做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等，但是，整體上而言，大家對於聯考還是很重視的，正是有了聯考，許多人才有機會繼續深造，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那麼，沒有參加聯考與聯考落榜的同學最後怎麼樣了？

許冬生說：「很多高中成績平平，聯考也考得不是很理想的同學，現在也非常出色。好幾個同學現在自己辦企業、做經營，在自己的領域已經小有名氣。還有一些聯考落榜后選擇復讀，再去學習、再去考研(課程)的也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職業。所以，我覺得聯考雖然神聖，但並不意味著一切。」

(潘蔓玲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