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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因拒絕潛規則而患上抑鬱症,他第一個對媒體承認了病情

抑鬱症是一條「黑狗」。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人口中每25個人就有1人患有抑鬱症。我的朋友老羅帶著這條「黑狗」,卻樂活得讓我們有些抑鬱。

一會兒一個想法的老羅,我總擔心他有8隻手8條腿也忙不過來。

我是2012年認識老羅的。他快滿60歲了,精力卻比年輕人更旺盛,能24小時連軸轉不帶歇的。早晨跑去腫瘤醫院姑息科室做臨終關懷,臨中午了回到家,一邊吃飯一邊刷人人網(是的,那時候人人網還不是直播平台),和憤青學生大戰三百回合,下午帶帶孫子遛遛狗,或者去圖書館查資料,開個文檔為他爸寫傳記,晚上還要穿過黃浦江去一個自殺干預熱線當志願者。

他乾瘦、有點駝背,臉上都是皺紋,後腦勺的頭髮總是翹著,不加保養的生活狀態,使他看著比同齡人要老一些,但他根本無所謂——六十多歲的人了,還他媽在乎看上去老五六歲?

老羅的確一點兒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他自說自話、熱情過頭,大概有人會覺得吃不消。對他吃不消的人,我就見過至少3個:其中一個就在自殺干預熱線的工作室里,一個志願者臉色陰沉沉地叫他滾蛋,原因是他把我們帶過去參觀,還咋咋呼呼的,影響了人家的工作。

下完逐客令,那個志願者還沒解氣,又追究起他不專業的干預工作:「有見過你這樣不負責任的嗎?你為求助者做危機等級分類了嗎?你幫人家做精神狀態評估了嗎?還有,你的干預話術也不專業,照我來看,根本就是搗亂……」

老羅一點兒也沒生氣,還拍拍人家的肩膀:「哎呀我就是個玩票,用的也是土辦法,跟國際自然不能接軌。」

但大吵一架后,人家還是接著請他去做志願者,因為沒多少人能像他那樣任勞任怨值晚班。

這下輪到他老婆吃不消了:「你說偶爾值一次兩次班也就算了,三五天就通個宵,還是義務的。這不是欺負人嗎?」

噢,老羅,就是我的抑鬱症朋友。這兩年抑鬱症的科普貼越來越多了,但前兩年,這種隸屬精神病範疇的疾病,在大多數人心中是很忌諱的。而老羅,是上海第一個站出來面對媒體承認自己患過重度抑鬱症的人。

我很難把老羅當成平常人,他渾身就冒著不平常的氣質。

首先,他喋喋不休。頭一次見面,我們在他家的客廳里聊了8個小時,那個冬天特別冷,他家空調壞了,又敞著陽台門,聊到後來,我快凍僵了。他卻像一個永不熄滅的熱源,手舞足蹈,侃侃而談,期間有工人上門裝空調,他一邊監工,一邊竟然嘴不停歇,語速極快,整整8個小時聊下來,信息量大到我可以寫一本書。

後來我們成為朋友,我才發現,他的喋喋不休只是無限熱情的癥狀之一。每到大年初四,他都會自掏腰包,宴請他的「江湖朋友」——一起做過志願者的學生、白領,採訪過他的記者,被他資助過的貧困生聚餐。算來已經8年了,他的老婆對此又有點吃不消了:「聚一年兩年么差不多了呀,年年搞,正常日子還要過伐?」

還有一次,他帶我去腫瘤醫院的姑息科室,如果說腫瘤醫院的病人最絕望,那姑息科室又是最接近死亡的地方——這裡躺著的,幾乎都是正在接受臨終關懷的晚期病人。

我太害怕了,一走進那條走廊就覺得天昏地暗,老羅看到我臉色發白,哈哈一笑:「丫頭,這樣還做記者呢?如果因為採訪需要,報社讓你來這兒蹲點三個月,怎麼辦?或者報社讓你去卧底做乞丐,你又怎麼辦?」

「我不幹。」我回答他。

「如果非要你這麼干呢?」

「我還是不幹。」

「要是不干你就失業了呢?」他窮追不捨。

我靠,那次差點就翻臉了。

多年前的老羅不是這樣的,他是個法官,大部分時候冷靜克制,這種正經無比的職業,讓他在照片上看起來涵養很好,風度翩翩。這份職業給他帶來了兩個難以磨滅的影響:第一,直到現在下筆寫作,他還是字斟句酌,一個形容詞都不敢用,彷彿寫判決書;第二,他患上了抑鬱症。

45歲,老羅在看材料時昏迷了,隨後心口和後背出現了不明原因的疼痛——查不出病因,卻是真實的疼痛,疼到他茶飯不思、日夜失眠,疼到某一天時,他的大腦中再也不能分泌令他快樂的化學物質,於是他沒法控制自己了,每天琢磨「我的一生有多倒霉」。

他形容,所有的光明和快樂,就像這個百舸爭流的時代一樣,飛速地向前跑,把我一個人遠遠地甩在後頭的黑暗裡。在這樣的黑暗裡,無數悲傷的往事被喚醒。

「在我們家,我哥是長子,姐姐是唯一的女兒,弟弟年紀最小,他們都有被寵愛的理由。唯獨我,爹不疼媽不愛。有時大家吃著飯,突然想起來,咦,怎麼少了一個人?這才發現我一個人蹲在牆角邊。」想起這些,這個生命鼎盛時期的中年人,彷彿又回到了無助的童年時代:是不是從我出生那一刻起,就註定是多餘的那一個?

病因是恐懼。16歲就上山下鄉當知青,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他總因為這個懷疑自己。法官又是如此專業的一門職業,隨著法律體系的完善,各種條文和新型案件的增多,他越來越覺得自己難以應付。

這種心虛感從第一次上法庭時就有了,他坐在高高的審判席上,看著公訴人、律師、原被告及旁聽者陸續到場,手腳都發涼了,「眼裡看出去的都是晃動的人影」。

發病前不久,他參加了一個飯局。幾個年輕法官過來,要認識一下他這個業內的「大哥」。老羅端坐主座,一個常帶幾句英語的海歸法官拿著飲料來敬酒,說:「我們戰鬥力不行,您老隨意……」老羅腦子裡就嗡地一聲炸了,「這年頭,江湖規則都改了?我英語不會、電腦不行,又是『野路子』學歷,拿什麼跟人家比?現在可好,飲料都能當酒敬,我拿什麼去跟人家比?」

除此以外還有擺不平的人情關係。有些明裡暗裡的規則,他知道是錯的,也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就是過不了心理關。以至於到後來,他差點給來托關係的人跪下了:「你以為我是法官,處尊居顯、高高在上,其實你們全是我大爺。我見到你要拱手,求求你放我一馬。」

聽到這裡我覺得真難受,他是我頭一個認識的,真正意義上學不會圓滑的人。他也讓我第一次看到了,正直的個性竟然會把人逼上絕路。

後來我在網上看到「社病我葯」這個說法,哈哈大笑的時候,轉念又覺得,用這個詞來形容老羅的命運再精確不過:「社會病了為什麼要我吃藥?」

他曾跟我形容過得抑鬱症之後的絕望,那是一眼到頭,望不到邊的灰色。他的生命中再也沒有陽光和色彩,沒有快樂的理由,沒有任何值得奮鬥的動力——只有一件需要認真對待的事:怎麼去死呢?

他在腦中胡思亂想:跳樓可能會摔殘、安眠藥不太好買、開煤氣可能會炸掉半層樓,上吊呢舌頭又拖得那麼長……每一種死法看似都不完美,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他的生命。同時,他也於絕望之中,認清了人性中這種微弱的生之本能。病癒之後,他幫助許多病友擺脫了抑鬱症,靠的就是喚醒這種生命中最原始的力量。

而當時,他孤立無助,並拒絕其他人的幫助,在強大的心魔前無能為力,死亡像海妖塞壬般唱著歌,遠遠地誘惑著他,他覺得,「我一定要死,不能不死」。

曾在知乎看到一個數據,經歷過一次發病的抑鬱症患者,至少有50%會有一次或多次的複發;而經歷過兩次發病的患者里,至少80%會再次複發。平均來說,一個患過抑鬱症的人,一生可能要面臨4-8次的複發。而另一項數據則顯示,抑鬱症的致死率如此之高,僅次於癌症。

自從和老羅相識,面對「抑鬱症」三個字,我不敢再有絲毫輕率了。

有一回失眠,整整4天沒睡過整覺,人熬得都發飄了,打電話給老羅詢問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鬱症,他連癥狀都沒多問,就哈哈大笑說:「拉倒吧,丫頭,別把小事想那麼嚴重。吃片安眠藥,過一晚就好了。」

自從公開自己是抑鬱症患者之後,他幾乎每周都收到求援的電話。其中,有像我這種單純失眠的,也有欠了賭債想自殺的,當然,大部分是真正的抑鬱症患者。他告訴我這個事實的時候,我吃了一驚,並沒有想到抑鬱症的發病率竟然如此高。

老羅對求助來者不拒。他的開導方式也特別,「我也得過抑鬱症,兩次,我告訴你我是怎麼走出來的……」隨後,便笑嘻嘻地開始了喋喋不休。他開導一個臉色陰沉的姑娘時,我曾躲在遠處觀察了一會兒,那個場景竟讓我有些沉醉:他像一個快樂的發光體,源源不斷地透出溫暖的光來。

他還跟我得意地說起過自己一種特別的助人方法:他常打電話給自己過去的同事或下屬,讓他們「開後門」幫人安排工作——幫助的對象,是與他非親非故,在做公益時結識的家境貧困、品學兼優的大學生。

我說:「哎,老羅,這樣做似乎不公平啊?」

他說:「既然這個社會還有這操蛋的潛規則存在,那就讓潛規則發揮點正向作用吧。」

幾次下來,他的老同事看到他就頭疼。但老羅既惹不起,也躲不起,某某法院的院長出差回來,看到老羅好整以暇地坐在他辦公室喝茶,表情如見了鬼。老羅喝口茶,慢悠悠地開口說:「人在這世上,多少都有點債要還,我幫這孩子就是為了還我以前的債,你呢?」

幾天後,老同事回電,帶著點怨恨和不得不服的敬佩說:「辦好了。」 聽到這裡,我也不得不服,拍手稱快:「老羅你對為富不仁者真有一套,可以改名叫羅賓漢了。」

可老羅聽過這句,神色又嚴肅起來:「丫頭,別這麼說。其實他們都是好人,老羅退休那麼多年,早就對他們沒什麼實質影響力了。但他們還願意幫我實現助人心愿,也都是有善心的人。」

他總結說抑鬱症讓自己的性子變了,從前嫉惡如仇、性如烈火、追求完美,現在不一樣了,「凡事搭把手就行,60分萬歲」。汶川大地震后,他6次去災區做志願者,為孩子們做心理疏導。在重災區,看到人間地獄似的場景,同行人都心有悲戚,唯獨他不願意多受影響,上午做完事,下午就提著相機遊山玩水去了。

他再不屈從於任何規則,既不與黑暗同流合污,也不接受道德綁架。他擁有自己的道德律,他說這就是想開了,真正的想開了。

有一次他說起自己年少的時候,因為成分不好,沒資格幹革命,就加入了全國大串聯隊伍。那時,只要拿學生證去開個證明,就能免費坐車去全國各地。他和幾個同學一起,挑一個初秋,坐火車一路向南,途經革命聖地就停下來參觀一番,就這樣一路停停走走到了井岡山。在井岡山腳下往上看,雲霧繚繞、鬱鬱蔥蔥,幾座山峰直聳入雲。當地人告訴他們,最高的主峰居中,景色最為瑰美。

但老羅爬上主峰之巔后,卻感覺特別失望。他看到周圍連綿群山被雲霧環繞,而他的腳下卻是亂石堆疊的光禿禿山頭。從那時起,少年老羅就懂得了一句話,叫「這山望著那山高」。

在與抑鬱症抗爭的無數個不眠之夜,他都會想起在山巔的那片刻時光,想到自己從少年時開始,太要強的心理就在心中埋下發病的種子,漸漸成了偏執,最後差點要了他的命。

55歲,他從抑鬱的陰影中走出來,開始體悟心寬的哲學,從那以後他把一句詩掛在嘴邊,「橫看成嶺側成峰」。

「他依然是一個走正道的人。」很久以後,在採訪本上,我寫上這樣一句話。

有時候想想,我倆相差近40歲,竟然能成為朋友,真是不合常理。儘管老羅仍然帶有抑鬱症痊癒后的輕微躁狂癥狀,儘管他對生活的折騰讓我偶爾有些吃不消的擔心,但我仍然喜歡這個朋友。

原因呢?我缺什麼,就要什麼。我喜歡看到他對這個世界無所畏懼,喜歡看到他在洞察世事之後,又能做到心靈與外物相協調。在歲月與吃虧中我正變得虛偽圓滑愛假笑,自私貪婪得過且過,看到他這樣的人就會忍不住親近,想尋求一個偉大靈魂的庇護,想蹭一些真善美的光芒。

如今,我也在他每年宴請的名單上。無論多忙,那一天我總會推掉雜事,前去赴約。 明明是他請客,可每當我到地方后,總見老羅舉杯致意:「丫頭大記者,謝謝你能來。」

也許就在那一刻,我發現,他仍然恐懼著。

儘管從抑鬱症的陰霾中走了出來,但他仍然警惕著這隻死亡的黑手會在什麼時候不期然地捲土重來。為此,他用一種讓人吃不消的方式折騰著生活:他當志願者,他喋喋不休,他幫助貧困大學生,他為病友做免費諮詢……

而我們都知道死亡終將來臨,不以抑鬱症的名目,也會因其他原因。他曾帶我體驗過死亡:我躺進過一個貨真價實的棺材,望著棺材頂的那一刻,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海德格爾的那句話—— 在真正的死亡到來之前,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不朽的。

因此,生死之事,最終要靠著自己去解決。絕望、恐懼和死亡,它們將作為生的對立面永生,好在,人類與之對抗的勇氣和智慧,也將一直一直地,存在著。

作者德川咪咪,現為真實故事簽約作家

本文選自真實故事計劃。真實故事計劃是由青年媒體人打造的國內首個真實故事平台。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zhenshigushi1,這裡每天講述一個從生命里拿出來的故事。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原創首發千字300——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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