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旅遊與世界旅遊

編者按：在成都召開的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第22屆全體大會已落下帷幕。此次大會，有來自世界100多個國家、41個國際組織的千餘名代表參加。期間，由發起成立的世界旅遊聯盟成立。伴隨此次大會的召開和世界旅遊聯盟的成立，關於對世界旅遊格局的影響成為備受關注的話題。對此議題，《旅遊綠皮書》數年前曾有連續論述。在此，願與諸位再次回顧，共同思索。今天刊發的是《2015-2016年旅遊發展分析與預測》（《旅遊綠皮書》）總報告的一部分。

隨著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旅遊更加廣泛而深入地走向世界，世界對旅遊的關注也越來越多。在此背景下，從全球視野出發，理性審視旅遊就成為必要。為此，從2013年開始，《旅遊綠皮書》連續三年開闢「世界與」專題，分別圍繞「旅遊的對視與融合」、「旅遊的定位與比較」、「旅遊的變革與影響」進行討論。基於這些討論，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特別關註：一是就歷史和現狀而言，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相比，如何看待旅遊的發展；二是就未來發展趨勢而言，旅遊將在世界旅遊舞台上發揮何種作用。

旅遊發展的特性與共性

就歷史和現狀而言，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相比，旅遊發展既有特性也有共性。

從歷史來看，旅遊發展的起點和背景具有一定獨特性。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旅遊是產業革命的產物，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旅遊是以服務本國居民為起點的，之後才發展入境旅遊；依託於相對發達的經濟條件、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相對完備的法律制度、商業規則、社會誠信、商業倫理以及相對較高的社會文明程度，其旅遊發展任務較為單一，旅遊管理部門的工作主要集中於行業統計分析和目的地營銷。在：現代意義上的旅遊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至今不過30餘年；旅遊是以服務入境遊客為起點的，20世紀90年代以後才逐步過渡到入境旅遊和國民旅遊并行，且後者佔比顯著提升；從公路、廁所等硬體到市場秩序、商業規則、公民素質、管理體制等軟體，旅遊需要突破相對不完善的社會經濟體系，實現自身發展並帶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旅遊管理部門所肩負的責任更為複雜和艱巨。加之有13多億人口、正處於全面改革開放和快速社會轉型之中，因此，旅遊實際上是在探索有別於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人口基數相對較小國家）的、能夠代表發展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一種獨特模式。

從現狀來看，旅遊發展所遇到的難題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就共性而言，包括但不限於：旅遊綜合性帶來的旅遊管理協調不易、旅遊產業統計和影響測算困難等。儘管美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通過中央政府層面建立旅遊委員會和旅遊戰略實施小組、建立完善的旅遊統計體系和旅遊衛星帳戶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些問題，但在現實運行中依然不斷面臨新的挑戰。就差異而言，包括但不限於：人口規模大、密度大造成旅遊運行管理更加困難；社會文明程度相對不高導致遊客管理成本較高；條塊分割的行政管理體系使得旅遊資源難以統一管理；分稅制和GDP績效考核下的地方政府競爭導致目的地旅遊發展導向單一；處於轉型時期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不清引發資源要素的錯配和權責的錯位；城鄉差異、群體差異、區域差異使得旅遊需求和供給層次的差異化問題較別國更大、更複雜；等等。細究起來，共性問題源於旅遊自身的特性和規律；差異問題則歸於各自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等環境條件的不同以及旅遊發展所處階段的不同。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旅遊發展的未來選擇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和旅遊自身的成熟，旅遊將在保持一定特性的基礎上，越來越多地向世界主要國家旅遊發展一般規律靠近。這種靠近至少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旅遊發展方式從投入驅動向效率驅動轉變。從供需兩側來看，30多年來旅遊業的快速增長主要依賴於兩個重要因素：大量、持續的要素投入和旺盛的國民旅遊需求。前者包括資源（旅遊資源、土地、水域等）、勞動力和資本的大量投入；後者體現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旅遊和出境旅遊的蓬勃發展。未來要繼續依賴大量、持續地增加投入來實現旅遊業的快速發展是不現實的，因為目前資源和勞動力的投入幾乎達到最大，資本的投入也面臨一定的潛在風險，所以，必須持續有效地推行改革，不斷提升旅遊業發展的效率，實現從投入驅動向效率驅動的轉變。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滿足旺盛的國民旅遊需求，並提高旅遊的國際吸引力和影響力。對應於我們之前的研究，就是要使旅遊在全球的吸引力，從最初的「資源吸引」（即主要依靠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自然風貌吸引外國遊客）和近10年的「市場吸引」（即憑藉龐大的出境市場和可觀的消費能力吸引國外目的地）轉變到「綜合吸引」（即通過資源、市場與資本、管理、人才等各方面要素的結合，在公共政策、商業模式、產品類型、服務標準等各方面形成系統性的引領）。

其二，旅遊發展格局從「單點突進」向「全面提升」轉變。改革開放之初，在社會經濟不發達、市場體制不完善、基礎設施相對落後的背景下，旅遊業憑藉強大的市場潛力獲得了高度重視，從而實現了快於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發展。然而，隨著旅遊規模和影響的不斷擴大，旅遊對社會經濟發展總體環境的依賴性日趨強烈，以往「單點突進」的格局已經難以持續。從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對旅遊國際競爭力的評價可以看出，包括自然環境、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等在內的宏觀環境因素對旅遊發展的制約越來越明顯。未來，旅遊的持續發展、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將越來越多地依賴於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提升。

其三，旅遊治理體系從行政主導到社會治理轉變。儘管利弊兼具、褒貶不一，但是在相當長時期內，「政府主導」都是旅遊發展的主要模式，也被視為旅遊發展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近年來，包括私人資本、外國資本等在內的社會投資在旅遊發展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包括當地社區、民間組織等在內的社會組織在旅遊管理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包括各類智庫、大眾媒體等在內的社會力量在旅遊決策中的作用逐漸受到重視。尤其是在個性化、散客化、體驗化、網路化成為大眾旅遊行為之普遍特徵的今天，在產業融合、無邊界化、多業共生、混業發展成為旅遊供給體系創新發展之核心推力的當下，政府部門之間的協同以及政府與企業、行業協會、當地居民和遊客的共同治理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意味著，從治理理念、治理主體、治理結構到治理方法，需要大的變革。

摘自宋瑞主編、金准、李為人、吳金梅副主編，《2015-2016年旅遊發展分析與預測》（《旅遊綠皮書》）

作者：宋瑞，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