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務印書館120年，踐行為國難犧牲為文化而奮鬥

《小說月報》

[摘要]而後來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夠在一百多家出版機構中脫穎而出，熊月之認為關鍵之一在於其領袖有理想，善經營。關鍵之二在於其所依託的上海，是一個新型文化人高度集聚的城市。

有「亞洲第一圖書館」之美譽的東方圖書館、第一家電影製片廠、第一部專科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這些都和商務印書館這個名字有關。

今年是商務印書館創辦120周年。2017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被設立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6月8日，「2017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靜安區文物保護單位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揭牌暨專題展開幕式」在上海舉行，以「多學科視野：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文化自信」為題的學術研討會同日舉行。

該活動由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政府主辦。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趙修義是商務印書館的忠實讀者。「他們始終堅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趙修義說，商務是整個近代以來的文化史縮影，商務無數出版物的作者、譯者、編者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深度介入了近現代知識生產

1930年代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及印刷製造廠全景

在會上，上海大學教授董麗敏以重建文化自信為問題意識討論了早期商務印書館的古籍整理，認為商務作為近現代最大的民間出版機構，不僅僅是知識生產的中介或者終端傳播者，而是深度介入了近現代知識生產，切切實實參與了「現代」知識體系的創建，甚至可以認為，有了商務印書館這樣的新式文化媒介，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才成為可能。

董麗敏認為，在帝國主義殖民戰爭的衝擊下，隨著「科舉」這一活性的傳統文化保存機制在1905年退出的歷史舞台，西學強行又楔入近代知識生產的中樞，以經史子集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日益碎片化，逐漸淪為陳年故紙式的「古籍」。

在這樣的情形下，在1916年至1938年間，商務卻先後影印出版了《涵芬樓秘笈》（10集51種）、《四部叢刊》（8548卷，2100冊）、《續古逸叢書》（46種）、《四部叢刊初編》（8573卷，2112冊）、《百衲本二十四史》（820冊）等一大批大型叢書類的古籍，成為現代輯印古籍最為用力的出版機構，這一行為體現了商務主事人張元濟的文化理念、商務的物質基礎、圖書市場需求、學界風尚轉變、民眾文化情懷之間的有機結合。

對於在此基礎上商務藏書樓涵芬樓被擴充為東方圖書館的事件，董麗敏認為，這一轉變，不僅僅是空間的擴大，更為重要的是圖書收藏的目的與格局、流通的機制以及社會功能等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轉變體現出商務印書館對文化資源的保存和利用，開始從商業實用性走向知識的生產性，從私人性的佔有走向公益性的社會共享。而這其中，東方圖書館所表現出來的『公共性』追求尤其值得關注。」

董麗敏還以商務對於《四部叢刊》的輯印為個案，討論了商務如何通過將「攝影」這一現代技術與舊時藏書家網路相結合，探索了在新技術條件下古籍珍本善本保存的新空間。認為，商務對於《四部叢刊》的整理經驗、技術運用以及市場定位，開創了現代印刷技術介入古籍整理領域的新範式，從而形成了后發現代性國家「非典型的」文化工業的特點。

重視文學文化的各個領域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楊說起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最重要的文學期刊，當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

在楊楊看來，《小說月報》與同時代諸多文學期刊有所區別，它不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文人自己辦刊，而是商務在文學常態背景下持續不斷出版的文學刊物。施蟄存曾坦言自己剛開始的新作都不敢投給《小說月報》，因為覺得它太高級了。只有到了一定的創作水準時，才敢投稿給它。

「《小說月報》在（上世紀）20年代不完全是一種先鋒新穎開拓型的文學期刊，而是帶有沉穩風格的累積性質的文學期刊，也就是說，它代表了一種新文學逐漸成型的文學價值標準，以此來吸納和推崇頗具實力的新文學作家和作品。」

回顧整個1920年代，《小說月報》上刊發過文學作品的作家，包括魯迅、周作人、冰心、廬隱、王統照、葉聖陶、俞平伯、朱自清、梁宗岱、丁玲、豐子愷、老舍、施蟄存、夏衍、戴望舒、巴金、孫福熙、沈從文等，幾乎把新文學家中最重要的作家「一網打盡」，文體兼顧小說、詩歌、散文、戲劇、評論、翻譯等。

「這樣強大的文學陣容，是此前新文學發展過程中絕無僅有的，不僅顯示了新文學的實力和多姿多彩的業績，也讓新文學向更加成熟的1930年代過渡。」楊楊甚至認為，如果沒有1920年代《小說月報》的努力，1930年代新文學的局面大概不會如此熱烈。

在楊楊看來，商務印書館雖說是一家民營出版企業，但以其特別的經營規模、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追求被很多人稱為「文化出版機構」。執掌商務印書館業務的張元濟是晚晴翰林人士中享有盛名的文化人，在他的影響下，一批文化人編撰新式教科書，普及新知新學，引領國內教科書市場。雖然商務印書館的主業是教科書出版，但對於文學文化的各個領域，商務印書館從來都是非常重視。《農學報》、《繡像小說》、《東方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教育雜誌》等一系列期刊皆對文學文化各個領域的重要問題及時掌握，深入研究，並引領潮流。

誕生那天起，就有上海獨特印記

商務印書館內掛著「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條幅

在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熊月之看來，作為近代出版業龍頭的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誕生、發展與繁盛都不是偶然的。

首先，商務的創辦與發展與上海比較發達的印刷資本主義市場有密切關係。在商務於1897年創辦以前，上海已是現代出版業的大本營，至少已經有36家出版機構；1897年以後到1911年，上海至少又有123家出版機構創辦。熊月之稱，從1843年到1911年，上海至少先後存在過160家出版機構。

而商務印書館的創造及早期經營理念，其實有不少是對此前上海相關出版機構傳統的繼承與發揚。熊月之介紹，從1897年到1902年，商務可以說就是美華書館的翻版，出版少量的自編書籍，主要從事印刷業務；1902年張元濟加盟以後，商務很快便設立了編譯所，其實是延續了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出版思路；至於商務在整理典籍方面的巨大成就，其實是延續了點石齋印書局、同文書局的傳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商務從它誕生那天起，身上就有鮮明的上海城市印記。」

而後來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夠在一百多家出版機構中脫穎而出，熊月之認為關鍵之一在於其領袖有理想，善經營。關鍵之二在於其所依託的上海，是一個新型文化人高度集聚的城市。

熊月之曾作過一個估計，戊戌變法時期，上海至少集結了1200名新型文化人。而二十世紀初的上海更彙集了全國各地的文化精英。以二十世紀最初六年為例，在上海從事各種活動、在當時或後來比較著名的文化人就有馬相伯、張謇、吳稚暉、史量才、蔣維喬、蔡元培、張元濟、章太炎、王國維、陳獨秀、胡適、嚴復、林紓、鄭孝胥、高夢旦等，用「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古語來形容都甚至遠遠不夠。

商務印書館還在民國時期迎來發展高峰。「就城市與企業的關係而言，民國時期上海多學科知識分子的高度集聚，為商務向特大型出版企業發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人才支撐。」熊月之稱，辛亥前後全國很多地方發生戰爭。特別是自1916年至1927年，在軍閥統治下，北京等地經濟凋敝，政治黑暗，使得大批文化人彙集上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民國時期的上海，成了全國吸引歸國留學生最為集中的城市。留法歸來的有巴金、黎烈文、李健吾、戴望舒、王力等；留英歸來的有陳源、呂叔湘、伍蠡甫等；留美歸來的有胡適、趙元任、王造時、羅念生、唐鉞、冰心、梁實秋、何炳松、潘光旦、章益等；留日回來的最多，如劉文典、謝六逸、周昌壽、鄭貞文、夏丏尊等。」這些人同樣在商務燦爛的歷史中佔有濃墨重彩的一筆。

此外，熊月之強調上海城市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也為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比如發達的交通、運輸與通訊網路、廣泛而密切的國際聯繫、充沛的勞動力市場。「以技術合作而言，商務在清末吸引外資，與日本金港堂合作，是商務擴大資本、獲得發展的重要原因。這種國際聯繫，是當時其他城市很少有的。」（文/羅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