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大學彙集了中國最豪華的教授天團，卻沒人再能考得進去。

來自高會民讀史

1.

1937年8月28日，三封從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的公函，被加急送到了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手中。三封公函內容一模一樣：命三所學府即刻準備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這三位當時北方最好大學的校長，都料到這一天早晚會降臨，卻未曾想到是如此之快。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一個半月前，7月7日，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僅僅22天，北平就淪陷了。日軍先佔了北大紅樓用作北平憲兵司令部，又把清華園霸佔用來飼養軍馬。

北京大學紅樓

北平淪陷僅1天後，天津也淪陷了，南開大學遭到日軍轟炸，又被放火燒了整整一夜，日軍指揮官在記者會上口出狂言：「我們要摧毀南開大學，這是一個反日基地，所有的大學都是反日基地。」

要知道，國立北大是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國立清華是當時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學府，而南開則是人自己創辦的最優秀的私立大學，三所最頂尖的學府頃刻之間就化為殘垣或凌為馬廄。從那一刻開始，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被炸毀的南開大學

「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這便是那三封加急公函的前因後果。

由於事發突然，又正值暑假，兵荒馬亂中大家只能各自奔命。很多學生家鄉已淪陷，身無分文，只能「逢車便上，遇廟則棲」，有的甚至一路乞討，衣衫襤褸，徒步南下。但即使如此艱難，到了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的日子，仍有1452名學生趕到長沙報道，其中清華631人，北大342人，南開147人，超過原有學生人數的一半還多，另外還有218名其他學府的借讀學生。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2.

長沙臨時大學開學第一天，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倒是日軍的飛機第一次出現在長沙上空，彷彿在向炮火中重生的學子們示威一樣。困難時期，很難找到固定教室，學生們幾乎每天都在換著地方上課，而戰場上的形勢也是一天一變，壞消息不斷傳到課堂之上。

1937年10月10日，石家莊淪陷；

11月8日；閻錫山棄守太原；

11月11日，上海淪陷；

12月13日，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也被日軍攻佔，30萬手無寸鐵的人被無辜屠殺。

300000，這個數字太悲愴也太震驚，那些從北平一路乞討到長沙都絲毫沒有猶豫的學子們，被這個消息所動搖了。再加上當時日軍開始進逼武漢，長沙已成危卵，連課桌都沒湊齊的臨時大學又要搬家了。

這一切都讓學生們的世界觀受到了巨大衝擊，一場關於「民族危機時刻，青年學生該往何處去」的大討論，成了每一天爭論不休的話題。在許多熱血學子們看來，國難當頭，同齡人正冒著槍林彈雨去衝鋒、去犧牲、去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我們卻要繼續南下「逃命」，這太丟人了。對不起前線的將士，對不起棄筆從戎的同窗，也對不起被屠殺的同胞。

文化知識在那一刻顯得無力又漫長，妙筆縱然生了花變了劍也不能真正殺死一個沒有人性的侵略者。

長沙臨時大學遷滇的動員會議

於是，300多名臨大學子，滿懷悲憤，毅然走上了抗日戰場。當時學校的教育者們一邊支持學生的愛國熱情，為從戎的學生保留學籍，一邊做學生們的思想工作。他們深知，這場戰爭曠日持久，必須為戰後保留專業人才，不能將的未來都送上戰場殺敵。

校長梅貽琦對學生們說： 「一個民族，生存的最根本價值是什麼？我們都是教書的，我們的責任，是要去塑造一個民族的靈魂，難道這不比打仗更艱巨嗎？」

聯大三位校長，最後由最年輕的，清華校長梅貽琦主政

3.

1938年2月，820名學子決定跟隨學校繼續南下，去往離戰場較遠的昆明。他們分成三路進發：大多數教師、家眷和部分女同學選擇沿鐵路南下廣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再轉鐵路進入昆明；經濟條件較好的男同學和少數女同學，選擇沿公路經桂林、柳州、南寧，再經越南抵達昆明；這兩路人馬已算千難險阻跋山涉水，但與第三路人馬相比，仍是輕鬆許多。

浩浩蕩蕩，徒步前往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

第三路隊伍，由267名家庭貧困的男同學和11位中青年教師組成，雖自稱是「湘黔滇旅行團」，但實際旅途卻不像名字那般詩情畫意。他們跨越湘、黔、滇三省，翻過雪峰山、武陵山、苗嶺、烏蒙山等崇山峻岭，歷經3600里徒步跋涉，奔向昆明。

「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旅行團中也有不少家境優渥的學生，他們主動要求徒步到昆明，一方面是為了在路上 「了解今日之」，另一方面，也是向世人證明，他們這些為了保存文化星火而艱難跋涉的人，絕不是「懦夫和叛徒」。

旅行團成員出發前，每人發軍裝一套，綁腿、草鞋各一雙，油布傘一把，以嚴格的軍事化管理。但這次曠古未有的文人長征之艱難程度，還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在這200多人的「長征」隊伍中，有一位特立獨行的先生，他不穿軍裝，也不穿短襖，一路上總是套著一件灰布長衫跟在隊伍後頭，連隨身行李也幾乎沒有。他身材消瘦，但目光如炬。

這個人便是民主鬥士，新月詩人聞一多，那一年他剛好40歲，抗戰爆發時他在母校清華大學做文學的教授。日本人想拉攏他到日偽學校教書，承諾豐厚年薪，還給配備保姆、廚師、車夫和兩個文書。面對舒適又體面的生活，聞一多隻回應了一個字：呸！隨後拂袖而去，加入長征隊伍。

很多學生問他：像您這樣的大教授，為何放著火車輪船不坐，要和我們一起受這份罪？

聞一多說：「火車我坐過了，輪船也坐過了，對的認識卻很膚淺。現在國難當頭，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應該重新認識了。」

核物理的奠基者趙忠堯也是趕往昆明的名師之一，但他只能「天涯孤旅，千里走單騎」，因為他身上帶著50克鐳。就是居里夫人發現的那種元素，放射性很強。冒著殺頭和被輻射的危險，趙忠堯化妝成難民，把裝著鐳的鉛筒貼身抱在懷裡，坐火車也不敢合眼。到昆明時，胸膛已被烙出兩道血印。但他保住得是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趙忠堯本應是第一個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但由於錯誤和歧視，遺憾與諾獎失之交臂。

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父親是著名愛國詩人陳三立。日軍攻佔北平后，陳老痛心疾首，卻又因年事已高無法上陣殺敵保衛祖國，不堪此辱的他絕食而亡。陳寅恪正為父奔喪之時，日本人送來請柬請他任教。他知道自己一定會拒絕，也知道拒絕的後果就是被殺害。他不願就這樣死去，因為「從史學上來幫助，這是我的責任。」父親喪事未完，他含憤離開北平，也加入到南下的隊伍中。

陳三立與陳寅恪父子。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學問之博大精深，被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

那一年，學術界的泰斗們，就像撲向烈火的飛蛾，明知危險重重，仍向同一個目的地執著彙集，因為那裡是殘存的光明，也是的未來。

4.

1938年5月4日，風餐露宿跋山涉水的各路師生終於在昆明匯合，世界教育史上的傳奇在這一天正式開始書寫，它的名字熠熠生輝——西南聯合大學。

就是這個東拼西湊東躲西藏而成的臨時大學，竟然設置了文、理、法商、工、師範 5個學院、26個系、2個專修科和1個先修班。各種教授副教授更是多達360人，堪稱教育史上的最豪華天團。

有學生回憶當時的課表：教文學的是朱自清、聞一多、卞之琳；外國文學是錢鍾書；國文學是沈從文；通史是陳寅恪；哲學則是金岳霖；社會學是費孝通；如果是理科學生，則有馮友蘭、華羅庚、吳大猷、周作仁這樣的大師坐鎮。

這種師資力量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這種豪華又奢侈的教師陣容相比，西南聯大的硬體設施就是一窮二白寒酸到極點了。首當其衝就是校舍，一所大學總要有個校園吧。

當時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在昆明，校長梅貽琦自然不願放棄這個「大便宜」，二人也欣然應允。不到一個月，就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所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沒錢。

此後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青瓦屋頂變成了鐵皮、茅草屋頂…… 改到第五稿時，梁思成終於忍無可忍，他憤怒地衝到梅貽琦面前，咆哮著：「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每一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好，我知道國難當頭，茅草房就茅草房，可你們現在用的木料，連蓋茅草房都不夠啊。」

西南聯大宿舍

梅貽琦滿臉歉疚，聲音顫抖：「思成，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建一個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清華是梁思成深愛的母校，梅貽琦是他尊敬的老師，梁思成只能再次心軟。半年後，一幢幢茅草房鋪滿了西南聯大的校園。誰能想到它們是出自兩位蜚聲世界的建築家之手。

西南聯大校舍，梁思成生命中「最窘的設計」

當時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楊振寧回憶：「那時的教室是鐵皮頂，雖然不漏雨，但是很怕下雨，因為雨點落到屋頂回聲特別大，什麼也聽不見了。有一次雨下得太大，老師不得不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字：停課賞雨。」 倒是很有苦中作樂的文人風骨。但就是這樣的鐵皮頂最後還是因為缺錢被賣掉換了茅草頂。

西南聯大原教室遺址

5.

學校窮，教授們又能富裕到哪去？1938年到1943年，昆明的物價在六年中上漲了400倍，教授們的工資一天比一天不值錢。

理學院最出名的教授就是數學家華羅庚。從劍橋進修回國后，他就千里跋涉來到了昆明。他們一家六口和聞一多一家八口，一共14個人合住在一間不到20平米的廂房裡。後來實在擠得受不了了，華羅庚用最後一點錢租下了一間牛棚，不，是半間。因為錢不夠，牛住下邊，他就住在上面堆草的棚子里。就在這間牛棚里，華羅庚用7年時間攻克了10多個世界數學史上的難題，成長為最偉大的科學家。

華羅庚一家六口

文學院最出名的教授朱自清也窮得叮噹響，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被乞丐追著乞討，被糾纏得實在無奈，朱自清抱怨了一句：「別跟我要了，我是聯大教授。」聽到這句話，乞丐扭頭就走，甩下一句：你早說啊，害我白跟了你半天。那時昆明的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校長梅貽琦的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但他為了西南聯大，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賣掉了房子，幾乎賣光了所有值錢的東西，最後他的夫人還不得不上街賣米糕維持一家生計。

梅貽琦與夫人韓詠華

西南聯大有一道出名的「美食」，叫做八寶飯，看名字是不是以為是那種瓜子花生赤豆紅棗等等做成的香噴噴的米飯？其實非也非也，連白米飯都吃不起，哪來的八寶飯。不過是聯大師生苦中作樂的一種戲稱罷了。

當時中文系的學生汪曾祺後來就寫過：實際上，聯大食堂所用的米，是政府供給的「公米」——那是多年的陳米，粗而劣，米飯里還有沙石、老鼠屎和糠屑等各種雜質，故而戲謂之「八寶飯」。

沒有食堂，聯大學子席地而食

今天，當人們回眸西南聯大時，最津津樂道的正是這些「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聯大教授們。儘管物質生活極端困苦，儘管思想觀念千差萬別，儘管授課方式各不相同，但無論是長衫學究還是拄杖紳士，都以嚴謹治學、賡續國粹為共同信念。他們不會因為貧窮或是戰火，就對知識有一點褻瀆。因為他們深知，講台下坐著的，是的全部未來。

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一位聯大學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務長求情。被教務長拒絕，學生憤憤地說：「59.5分跟60分有什麼區別？」

教務長回答：「如果沒有區別，59.5分和59分也就沒有區別，以此類推，60分和0分又有什麼區別？」

西南聯大辦學8年，共有8000餘名學生通過入學考試，但最後只有3882人畢業，可見審核之嚴苛。

這種精神，便是西南聯大精神。

6.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年7月31日，校長梅貽琦宣布：「西南聯合大學到此結束。」 聯大的使命已完成，三校回遷，各自複員。

至此，西南聯大共存在8年零11個月。入學8000餘人，畢業3882名學子，幾乎都成為了各自領域的大師：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等）、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鄧稼先等）、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以及彭佩雲等國家領導人。另外還有近七分之一學子棄筆從戎，征戰沙場。

西南聯大之奇迹，不在於他擁有大師，更在於他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大師。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成了「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回看這段傳奇，人們始終在追問，在教育環境最差的8年裡，西南聯大，在顛沛流離中拼湊而成，在衣食不充中堅持辦學，在轟炸間隙冒死上課，培養出的人才，竟超過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

沈從文說：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但不可否認，也是「窮則思變，落後就要挨打」的民族壓迫感，激發著每一個赤子之心，「多難之時自勉於興邦之任，同仇敵愾有凝聚之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和命運，對於歷史長河中的西南聯大師生來說，他們遭遇了最壞的時代，也成就了最好的時代。他們的青春帶著戰爭的苦難，也留下無雙的聯大財富。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世間大學何其多，西南聯大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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