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韓少功：渡口以及波希米亞

編者按

美國史學家盧卡克斯（Jone Lukacs）回望20世紀，稱「這是一個短暫的世紀。與19世紀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紀顯然出現了更多去政治化、去社會化的孤獨靈魂。但短暫20世紀之後的世界，一頭是消費主義的物質化壓迫日益加劇，另一頭是極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舉回潮，無不以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為活躍的心理基因。是太多歷史災難催生了個人主義，還是太多個人主義反過來誘發了歷史災難？今日推文韓少功老師以「波西米亞」和個人主義美學的故鄉——歐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詞的原義）為中心，漫談二十世紀的歷史和文學。

感謝作者韓少功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以及波希米亞

渡口

一

一個跨國流動的族群，幽靈般在歐洲各地出沒。英國人稱之為吉卜賽人，俄羅斯人稱之為茨岡人，西班牙人稱之為弗拉明戈人，法國人則稱之為波希米亞人……他們的深膚色和大眼睛，他們在流浪旅途上的吉它、歌舞、水晶球、大篷車、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處流淌的悲情與浪漫。

他們把自己稱為羅姆（Rom），即吉卜賽語言中的「人」。

法國人眼中的這些波希米亞，像喬治﹒比才歌劇《卡門》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長詩《茨岡》中的草原人，當然是來自以前的波希米亞王國，即大致重合當今捷克的地塊。其實，最早的吉普賽人據說來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學的W教授告訴我，只是波西米亞國王曾對這些流浪者給予庇護收留，簽發旅行關防文書，因此給了他們又一個故鄉。

曾與捷克合為一國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羅姆人比例，但數百萬波希米亞先民畢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讓給了更多白種人。他們為什麼要走？為什麼總是以路為家走向地平線？也許，作為他們最後的故鄉，中歐平原這一地區缺少足夠的糧食。這裡一馬平川，綠蔭滿目，風景優美，卻沒有春夏季風這一重要條件，沒有生成澱粉和發達農業所必需的「雨熱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採獵維持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許，中歐平原這一地區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峽等天然的軍事屏障。在一個冷兵器時代，一個幾乎全靠人肉方陣相互銑削以決定勝負的時代，遼闊的波西米亞夾在西歐、斯拉夫、奧斯曼幾大板塊之間，任列強的戰車來回碾壓，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場，一項大量刪削人口的除數，很多弱勢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傳歐洲藝術之魂，以至Bohemian，一般譯為「波希米亞」,既有早期的人種意義，也有後期的地域意義，至今仍是自由、熱烈、另類、性感、優雅、頹廢的集大成符號，一種生活時尚的多彩密碼。吉它、塗鴉、梵香、石木手鏈、週遊世界的冒險，似乎總是釋放出民間的神秘野性。流蘇、褶皺、大擺裙、大理石花紋的重色調，包括深藍、深黑、大紅、大綠、橘紅、玫瑰紅以及「玫瑰灰」，則透出中世紀的晦澀，蓄聚了歲月的大起大落與層層疊疊。這種藝術情調是歐洲最柔軟的一塊。連傲慢的現代資本在這裡也很大程度上喪失了美學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為流行文化的小資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亞（B）＋布爾喬亞(B)的最佳組合。所謂嬉皮與雅皮兼容，自由與財富兩全，像資本家一樣有錢，又像藝術家一樣有閑、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確幸們最大夢想的調色盤。據說一個標準BOBO的形象就是這樣：既有蓬亂的頭髮又有無比講究的內褲，既有天價皮質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褲，既有後現代的極簡主義全套傢具又有老掉牙的裸鐵風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會所的臉面又能接受大麻……熱情萬丈地做一把公益事業也時有可能。他們是一些奢華的另類，高貴的叛徒，滿嘴文藝腔的當代英雄，反抗主流卻早已暗中領導主流。

波希米亞終於從街頭巷尾進入了沙龍和時尚雜誌封面。

但他們離羅姆人的出發地已有多遠？

弗蘭茲·卡夫卡

二

當年弗蘭茲·卡夫卡也許就是這樣走出了查理大學，斜插過小樹林，經過那家印度人的餐館，下行約兩百多步，再經過那個德國人的鐘錶店，進入瓦茨拉夫廣場。在街口拐角處，他照例看見了操弄手搖風琴的賣糖老漢。

他也許繼續沿著碎石鋪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盞盞煤氣街燈下走過，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鋪里咖啡和甜圈餅的熟悉氣味，然後遠遠看見了市政廳大樓高高的尖頂，還有旁邊的伯利恆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幾乎頭炸欲裂的時候，聽到了鐘樓上自鳴鐘應時的噹噹敲響。

一輛馬車搖搖晃晃竄下來，濺起街面積水並驚飛幾隻鴿子，引來某個臨街陽台上的狗吠。他幾乎繞過了老城廣場。就在廣場那邊，赫然聳立的市政廳大樓上，人們再熟悉不過的四個人物塑像，分別象徵這片土地上四類群體：「慾望」「虛榮」「死亡」「貪婪」，其中最不堪的「貪婪」當然派給了猶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這樣一個猶太崽，在這些街巷蛇行鼠竄，是這個廣場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個陰暗靈魂。

布拉格一片紅瓦黃牆，群樓薈萃，千塔競立，集眾多教堂、城堡、宮殿、劇院、碑塔、雕繪老橋於伏爾塔瓦河兩岸，任羅馬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義、新藝術運動等各種建築風格爭奇鬥豔百花齊放，完全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博物館，一個晚霞下的金色童話。它曾被無數參訪者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歐洲文化的聚寶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這隻童話里活得並不安寧——我已在這裡至少參觀了他五、六個舊居，都是隱在窄街小巷裡的那種，採光明顯不足的那種。我驚訝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個窩不斷地搬來搬去，東躲西藏似的，驚弓之鳥似的。是要躲避父親、躲避某個女人、還是躲避市政廳大樓上那種日日示眾的指控？

他是一個富商的兒子，卻曾蝸居於黃金小巷，其實是各類雜役混居的連排宿舍，低門矮窗，狹小如穴，並在破房子里寫出著名的《鄉村醫生》。這後面的苦澀隱情不能不讓人猜想。他曾給父親寫過一封多達百多頁的長信，但始終沒有將信發出，直到自己死後才被人發現。這後面的故事也想必讓人唏噓和心酸。不管怎麼樣，種種跡象表明，他活得越來越靦腆、沉默、孤獨、脆弱、驚慌、神經質，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在美麗的布拉格不過是一個影子，一種破碎而凌亂的若有若無，以至全世界轟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寫下一篇著名的日記，只有一句話：

德國對俄國宣戰了，下午去游泳。

這是1914年8月2日。德國此前一天向俄國宣戰，以配合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的進攻，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這場大戰最終席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導致一千萬人喪生，三千萬人傷殘，並大大改寫了歐洲地圖。中歐最輝煌的時代由此一去不返——這是指繼神聖羅馬帝國坍塌之後，哈布斯堡王朝覆滅之後，短暫的奧匈帝國也再遭肢解。作為滿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亞從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難想象，面對這樣一場歷史風暴，故國家園大難臨頭之際，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鏡和泳褲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會熱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不過，一個猶太少年蝸居在雜役們的破房子里，連一個父親也溝通不了，連自己的婚姻也屢屢失敗，又拿什麼去撼動國家戰爭機器分毫？特別是身處中歐這地方，無論是德意志那樣的西方強鄰，還是俄羅斯那樣的東方大國，都無不洶湧著對猶太人的敵意，無不出現排猶、仇猶的暗潮。他這隻小螞蟻又能做些什麼？滿眼望去的基督徒們幾乎都相信是猶太人出賣和殺害了耶穌，都相信猶太人應對歐洲的黑死病承擔罪責，更相信猶太人正在以「貪婪」吸走眾生之血……這種惡感每天就昭示於市政廳那座大樓。那麼德國戰勝俄國，或俄國戰勝德國，對於他來說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中歐最常見的雙頭鷹旗徽，不管西望還是東望，又能望來一些什麼？

這個影子選擇游泳，選擇個人主義，顯然不那麼令人費解。

正是從這裡開始，卡夫卡成為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節點。他以《判決》《審判》《城堡》《洞穴》等作品，與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法國的普魯斯特一道，後來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鼻祖和圖騰，開啟了以自我和感覺為核心的20世紀美學大潮，孕育了日後遍及全球的文藝青年。

他生長於歐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詞的原義），也許並非巧合。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亞人從這個渡口開始流落他鄉，卡夫卡不過是沿著筆頭裡涓涓不絕的藍墨水，從這裡開始逃亡於內心自我。

米蘭·昆德拉

三

個人主義美學的故鄉，承受了20世紀太多的災難，上演了一出出現代史上驚心動魄的逆轉大戲。

1938年10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指揮下的德國軍隊戰車隆隆，塵土蔽天，閃電式地成扇形突破邊境線，一舉佔領蘇台德地區，踹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德國人來了！德國人來了！……人們望風而逃。可為什麼是德國？德國不正是中歐居民多年來一直嚮往的福地嗎？不正是新教活躍的解放區、而且是本地同道們慘遭天主教鎮壓之後的投奔之地嗎？不正是現代大牌科學家、哲學家、音樂家們扎堆式井噴、而且是中歐少年爭相前往求學的希望之地嗎？不正是新式工業產品層出不窮絢麗奪目、以至商人、技工、企業家們津津樂道的模範之地嗎？……連卡夫卡也在學習德語，準備前往德國深造或就業。沒料到經濟危機一來，「老師」便翻然變臉。自1937年德、意、日三國最終結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產國際協定》簽署的最後一步，同盟最優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會議上逼英、法兩國妥協，切下蘇台德這一塊肥肉。

這一地區有大量德語人口，小說家赫拉巴爾的《我曾經侍候過英國國王》，也描述過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侵凌的故事。歷史總是複雜的。英、法等聽任這一變局發生，聽任波希米亞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沒有他們的難處。但強權的邏輯一旦確立，戰爭機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態的文明社會也不會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殘忍。受害的首先是弱勢一方。德軍即便把這裡當作滿洲國式的「被保護國」，也開始把大批猶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中營和刑場，僅在布拉格西郊一個村子就殺光199名男人，差一點殺光全部孩子（僅有8個年齡最小的被領養）——後來由國際社會設定的六一國際兒童節，就是為了紀念這一驚天慘劇。其實，受害的最終也少不了強勢一方。就在這個蘇台德，數年後因納粹德國戰敗，竟有223萬德語居民被新政府驅逐出境，其財產全部被沒收充公——只要比較一下建三峽水庫，耗時多年，耗資千億，廣泛動員19個省的物力，也只安排了水庫移民150萬——就不難明白遠超此數的德語難民是個什麼概念。他們凈身出戶，哭號於途，一時間死傷萬千，並且從此淪為一塊記憶空白，斷不會有什麼國際節日以為撫慰。

混亂的劇情還在繼續。1968年8月20日晚，布拉格機場同意一架蘇聯民航客機因「機械事故」臨時迫降，不料客機一降落，衝出機艙的卻是數十名蘇軍特種兵，直撲指揮塔台和其它制高點。幾分鐘后，一個滿員空降師乘三十多架運輸機，在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下，以每分鐘一架的節奏空降布拉格。由蘇、匈、保、東德近三十個師組成的華約地面部隊，分四個方向越過邊界，合圍捷軍營地，逮捕執政黨領袖杜布切克。一夜之間天翻地覆，讓國民們再一次震驚得目瞪口呆。這些蘇聯佬來幹什麼？他們的坦克憑什麼黑煙滾滾，竟在瓦茨拉夫廣場和查理廣場橫衝直撞？如果說當年德軍入侵，還依仗著西方科學、工業、學術和文化的驕人氣焰，那麼蘇聯佬呢，那些楞頭楞腦的大頭兵，太像頓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亞的農夫，一群無知的鄉巴佬，是來賣土豆還是來看馬戲的？

誠然，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窮棒子的政權，並從納粹手裡解救過半個歐洲；蘇聯把人造衛星最早送上太空，讓美國也不能不忌憚幾分；是蘇聯的經驗讓中、東歐這些紅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國營工廠、廉租國民公寓、少年宮和工人俱樂部、福利性的醫療、教育、供暖、供水、供電系統，以至早期的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樣，曾熱情謳歌紅色革命美好的新生活……但社會主義的鄉巴佬終究魅力不夠，一旦耀武揚威就更讓人沒法忍。正像昆德拉後來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描述的，人們對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歡的節日」。這就是說，他們並未動刀動槍，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圍繞坦克起鬨，吹口哨，大跳華爾茲，大跳踢踏舞，朗誦歌德或荷爾德林的詩篇，用擴音器播放德沃夏克和莫扎特的名曲。漂亮的姑娘們還爬上坦克，不由分說地摟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獻花和獻吻……整得對方面紅耳赤不知所措。

與其說這是反抗，不如說更像戲弄，像取笑，像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蹂躪。事實上，英語slave（奴隸）一詞源於中世紀拉丁語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個卑賤民族的語言胎記。特別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東斯拉夫人，叫喊「烏拉」一類蒙古語的老粗，當然更像是來自蒙古（或稱亞細亞）的野蠻物種，要贏得中歐、西歐的尊重並不容易——這是20世紀意識形態冷戰所掩蓋的另一個劇本。相比之下，雖然布拉格曾被納入社會主義陣營，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來，它畢竟一度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宮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業心臟和天主教重鎮，其繁榮程度曾遠超巴黎和倫敦，在文明等級的排序下一直深藏著強烈的歷史記憶和內心自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政治衝突、經濟落差、文化異質等諸多矛盾總爆發的一個剖面，「布拉格之春」在很多人眼裡不過是一種文化回歸事件，一種身份蘇醒事件，是遲早都要到來的又一次歐洲史斷裂。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此前的匈牙利。

可惜的是，文化蹂躪並不能驅退鄉巴佬的坦克。布拉格這一次照例表現了足夠的抗議、不合作、沉默與冷目、地下電台輿論戰，但除了查理大學一個學生企圖自焚抗議，辱國現實似乎仍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變。這種情況竟一直持續到二十多年後蘇聯自行解體，多少有些沉悶。人們如果稍微把目光移開一下，就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同是被蘇軍侵佔的國家，貧窮得多的阿富汗，既沒多少科學也沒多少工業的一個亞洲小國，卻能堅持長達七年的游擊戰，僅憑藉他們的頭巾、赤腳、饢餅、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冊《古蘭經》，就打得外來的現代化強大軍隊灰頭土臉，到處丟盔棄甲，最終被迫簽約撤軍而去——與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點什麼？

時值「布拉格之春」48周年紀念日，我在瓦茨拉夫廣場觀看慶典，也只看到一些二流搖滾歌手，在舞台折騰出一些誇張姿態，唱出一些虛頭巴腦的愛呵愁呵明天呵，贏得台下稀稀拉拉的掌聲。背景屏幕上再現的黑白老照片，當年的坦克和旗幟，在又一輪洛可可化的歷史緬懷之下顯得過於陌生，有點不搭調。

不難理解，昆德拉當年就對這個民族表達過困惑：

1618年，捷克的各階層敢做敢為，把兩名奧皇欽差從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發泄他們對維也納君主統治的怒火。他們的挑釁引起了三十年戰爭，幾乎導致整個捷克民族毀滅。捷克人應該表現比勇氣更大的謹慎么？回答也許顯得很簡單：不。

320年過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之後，全世界決定把捷克的國土犧牲給希特勒。捷克人應該努力奮起與比他們強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嗎？與1618年相對照，他們選擇了謹慎。但他們的投降條約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喪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權幾十年，甚至長達幾百年之久。

他們應該選擇比謹慎更多的勇氣嗎？他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捷克的歷史能夠重演，我們當然應該精心試驗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較其結果。沒有這樣的實驗，所有這一類的考慮都只是一種假定性遊戲。

Einmal ist Keinmal。只發生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的事。捷克人的歷史不會重演了，歐洲的歷史也不會重演了。捷克人和歐洲的歷史的兩張草圖，來自命中注定無法有經驗的人類的筆下。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得不能承受，輕若鴻毛，輕如塵埃，捲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復存在的任何東西。

昆德拉就是在蘇聯坦克前想起這些的。

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

四

美國史學家盧卡克斯（Jone Lukacs）回望20世紀，稱「這是一個短暫的世紀。它從1914年到1989年，僅持續了75年。」

作者劃定這個75年，顯然是要凸顯1914（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1989（柏林牆倒塌）這兩個節點。前一個節點意味著，資本主義在前半個世紀遭遇重挫，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法西斯主義土崩瓦解，殖民主義地盤喪失殆盡；后一個節點則意味著，社會主義在後半個世紀也遭遇重挫，包括蘇聯解體和整個東歐紅色版圖的全面易幟——那一段真是戲劇性的一日一變呵，法國電視台的主持人每播完一條東歐國家變色的新聞，就忍不住補上一句：「各位觀眾，還沒有的消息。」

一前一後，風水輪流轉。作為兩次大規模的現代制度探索，兩種苦澀的歷史教訓，二者構成了人類20世紀的主要遺產。不無巧合的是，這兩次大震蕩都曾以捷克為最初震源之一。只是這一片各方應力反覆交集的震源區，倒是一直顯得平靜，顯得溫和與柔軟。似乎很多當事人已習慣了忍受多於抗爭，散弱多於團結，犬儒多於鐵血，因此既沒有多少行動也沒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學家們的目光跳過去。他們的前人可不像是這樣的。布拉格廣場上矗立著胡思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學的老校長，比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僅45歲被腐敗天主教會處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雲天，斗篷呼嘯而去，其悲愴的目光觸撫人間，構成了英雄主義一大豐碑。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們波希米亞的血性、能量、歷史主動性如今還在？

也許，很多當事人都像卡夫卡一樣，轉過背「游泳」去了，亦如昆德拉後來一本書名所宣示的，「慶祝無意義」去了。

一種邏輯關係在這裡也令人疑惑：是太多歷史災難催生了個人主義，還是太多個人主義反過來誘發了歷史災難？

與19世紀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紀顯然出現了更多退場者，更多「游泳」者，即去政治化、去社會化的孤獨靈魂。不論是陰鬱的卡夫卡，還是奢華和逍遙的「布波」一族，20世紀的「文青」們更多一些頹廢和虛無的精神底色。這些人避開了各種宏大敘事的專斷與胡誇，常在文學藝術這一類個人化事業上別有活力，心細如絲，異想天開，獨行天下，包括在捷克這一彈丸之地形成矚目的文化高地。哈謝克、卡夫卡、赫拉巴爾、伊凡·克里瑪、昆德拉、哈維爾……光是享有廣泛國際聲譽的文學家，在這裡就能數出一大串，遠非眾多其它國度能比。但這一衝擊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廢墟。事情似乎是這樣：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細如絲就是過敏症，異想天開就是幻想症，獨行天下就是自閉症……而這正是當代很多「文青」常見的人格特點，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輸出的才子形象，也差不多是費爾南多·佩索阿在《惶然錄》中說的：「在今天，正確的生活和成功，是爭得一個人進入瘋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資格：不道德、輕度狂躁以及思考的無能。」

於是，「國家不幸詩人幸」，歷史的悖論再次讓人吃驚，一塊文化高地放在另一個坐標系裡，就可能是一片隨風飄蕩的落葉，一種無奈的國運滑落，在經濟、政治、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能見度越來越低。捷克幾乎就是這樣。它不僅與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連捷克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斯柯達汽車，民族工業最亮麗的百年名片，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也於1991年落於德國大眾公司之手。

斯柯達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淚下，很多司機在街頭一齊鳴笛，發出他們民族品牌最後一聲傾訴。時任國家總統的文學家哈維爾，倒是在與大眾公司總裁大談「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後來確信「民族國家的消亡」，宣稱「民族主義是一面最危險的旗幟」。

也許他對國民們的安撫並非完全無據。特別是在中歐平原這裡，國家邊界總是多變，所謂民族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歐地區最常見的雙頭鷹旗徽，意味著這裡與東、西兩端根脈相連，在歷史上既傾心西方也屬意東方。當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瑪麗婭·特蕾西婭說「讓別人去打仗，我們結婚吧」，把十幾個女兒分別嫁往歐洲各國王室，想必就有一種到處結親戚的跨國主義願景，想把整個歐洲過成一家人。呵呵，那個「歐洲的丈母娘」尚有如此情懷，哈維爾為什麼就不能做一個新時代的對外團結大叔？

哈維爾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讚許。2003年捷克派出80名軍事警察參加伊拉克戰爭，比德、法的拒戰態度更讓美國歡心，被美國國防部長譽之以「新歐洲」。可惜的是，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並不總是一個浪漫故事。也就是一、二十年後，眾多精英才子目瞪口呆的是，英國冷冷地宣布「脫歐」，美國川普上台強悍地宣稱「美國優先」，世界各地突然間政治強人競出，重新繃緊國家利益衝撞的神經……如此看來，哈維爾當年的一廂情願還是有點文藝腔了。或者說，知識界主流力圖對20世紀做一個抒情化的處理，還是過於簡單。

人們該繼續「慶祝無意義」嗎？

該繼續「游泳」去嗎？

當然可以。

但短暫20世紀（僅75年）之後的世界，一頭是消費主義的物質化壓迫日益加劇，另一頭是極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舉回潮，無不以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為活躍的心理基因。看來個人主義也是容易上癮的，甚至是權力、資本、宗教上癮的新一代隱形根源。個人主義不論是撲向「物化」還是頓入「神學」，都像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意義上的「人之死」。世界衛生組織不久前宣布抑鬱症發病率約為11%，預計到2020年可能將成為僅次於心臟病的人類第二大疾患，其中2005至2015十年間的患者數猛增18.4%，每年造成高達100萬患者的自殺，其相當多數更像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人體生物/化學反應。在這些自殺者的個人資料里，我們經常看到滿是文藝腔的逃避心態和厭世言語。

這也許不是一種巧合。

查理大橋是布拉格最為輝煌的一個建築經典，苔蘚年久月深，雕像琳琅滿目，是外國遊客日日川流不息之處。乞丐和賣藝者也就盯住了這裡。衣衫襤褸的畫家、樂手、民俗藝人大多出手不凡。特別是男女提琴手一聽就是專業水準，琴弓之穩，指位之准，情緒之細膩和精準，讓不少遊客驚訝不已如聞天籟——到底是歐洲！到底是波希米亞呵！他們紛紛朝地上的帽子里扔下三、兩個硬幣。

可波希米亞是不該用硬幣打發的。不是嗎？

我沒有投下硬幣，只是在人流中匆匆而過，情願被他們看成是一個吝嗇的亞洲佬，一個對藝術無動於衷的野漢子。

2017年2月

文章刊載於《鐘山》2017年第2期

毛尖

《資產階級二代的美學語法》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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