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和熱血為共和國奠基——記堅持革命鬥爭的重慶地方黨組織

為紀念三三一慘案九十周年，中共渝中區委宣傳部、渝中區委黨史研究室共同舉辦《丹心映日月，熱血鑄豐碑》黨史宣傳專題欄目。本期為第六期。下面，讓我們一同走進這段崢嶸歲月。

三三一慘案發生后，重慶地區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急轉直下。面對反動軍閥的血腥屠殺，重慶地方黨組織在中共中央領導下迅速恢復重建並很快投入戰鬥，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定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進行土地革命，發動武裝起義，帶領重慶人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用生命和熱血共同鑄就了人民共和國宏偉大廈的基石。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貢植、鍾夢俠等入川。傅烈到達重慶后，於8月12日建立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傅烈任書記。自此，在三三一慘案中被破壞的四川黨組織領導機關又重新恢復起來。臨時省委成立后，及時傳達貫徹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遵照中央的指示和五大黨章的規定，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清理、恢復和整頓各地黨組織，新建中共重慶區委（9月改稱重慶市委）和江津、合川縣委以及綦江、江北縣靜觀等特支。

1928年2月中旬，臨時省委在巴縣銅罐驛召開擴大會議，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傅烈、劉願庵、張秀熟、劉亞雄、周貢植五人為常委，傅烈為書記。會議根據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決定在各地陸續舉行春荒暴動，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

中共四川臨時省委擴大會議舊址

正當重慶地區的革命鬥爭開始復甦的時候，軍閥的鎮壓和屠殺便接踵而來。1928年3月9日，中共巴縣縣委在重慶城區興隆巷8號召開成立大會，省委書記傅烈、省委組織局主任兼巴縣縣委代理書記周貢植等出席會議。會議尚未開始，即被反動警察發現，傅烈、周貢植及巴縣縣委委員共9人先後被捕。4月3日，飽受刑訊折磨而英勇不屈的傅烈、周貢植等9位共產黨人被槍殺於朝天門沙嘴。

位於江西省撫州市英烈園的傅烈塑像

「興隆巷事件」后，四川省委立即決定由張秀熟擔任代理省委書記，著手重建巴縣縣委，繼續領導開展反抗軍閥統治的革命鬥爭。但隨後因叛徒出賣而引起軍閥當局的大逮捕，10月1日，設在重慶城內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團四川省委、中共巴縣縣委和共青團江巴縣委等地下機關同時遭到大破壞，張秀熟等27位共產黨和共青團幹部被捕。

周貢植烈士

一年之內，設在重慶的省委機關兩次被破壞，許多重要幹部被捕、犧牲，省委機關不得不暫時遷往成都。1928年10月，省委常委穆青巡視川南後到達成都，建立起又一屆臨時省委，穆青任書記。同時，臨時省委在重慶設立統管川東數十縣的川東特委，在特委下成立了負責重慶地區黨的工作的江巴縣委。11月，赴蘇聯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併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劉願庵由重慶抵達成都，向臨時省委傳達了六大精神和各項決議。黨的六大精神在四川的貫徹，進一步促進了重慶地區的革命鬥爭走向復甦。

1929年6月，臨時省委在成都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選出又一屆中共四川省委，劉願庵任省委書記。省委認為重慶仍是全川工作的重心，決定省委遷回重慶，同時撤銷川東特委，省委兼任重慶區委，直接負責重慶地區黨的工作。

這一時期，重慶地方黨組織的特點是：當省委駐成都時，即在重慶設立川東特委作為省委的派出機構；當省委駐重慶時，則在成都設立川西特委，同時由省委行使重慶地方黨組織的職能，直接領導基層的黨組織和各界群眾運動。

不斷發展壯大的黨組織和逐步走向復甦的革命鬥爭，引起了反動軍閥的極大仇視。劉湘指使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和偵緝隊，日夜出沒大街小巷，監視公眾場所，伺機破壞黨的組織，逮捕共產黨人。

1930年3月20日，省委常委、組織部主任穆青被叛徒出賣被捕，5月犧牲。4月初，領導「兵運」的江巴兵委機關和黨領導的警士聯合會遭到破壞，同時，黨在城區的地下機關和活動據點「九七書店」、「掘新書店」、「南來燕咖啡店」、「協合寄宿舍」等遭到查封，一批地下黨員被捕。4月18日，省委常委、省軍委書記李鳴珂在朝天門碼頭路遇叛徒，在擊斃叛徒后彈盡被捕，次日壯烈犧牲。5月5日，省委書記劉願庵與秘書長鄒進賢、工委書記程攸生在城區浩池街裕發祥醬園鋪樓上召開常委會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5月8日，三人同時壯烈犧牲。隨後，在「浩池街事件」中跳窗脫險的省委常委游少彬與從外地趕來重慶的程子健、蘇愛吾和在重慶的羅世文召開緊急會議，建立起又一屆省委，程子健任省委書記。

劉願庵烈士

這一時期，由於黨內「左傾」錯誤逐漸抬頭，提出了以攻打中心城市為目標的冒險主義計劃。新的省委建立后，立即貫徹中央的決定，將各級黨團工會組織合併，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發動兵變和農民暴動。由於指導思想錯誤和準備不充分，均被軍閥鎮壓，損失慘重，特別是在一些軍閥部隊中多年辛苦積蓄起來的革命力量幾乎損失殆盡。在武裝鬥爭接連失利的同時，重慶地區黨的各級組織繼續遭到軍閥破壞。1931年3月，因叛徒告密，秘密設於城區寮葉巷的中共四川省委秘書處被破壞，總交通許仁智被捕犧牲，使省委與各地基層組織的聯繫中斷。在軍閥當局的大搜捕中，省委已難於在重慶立足，被迫再度遷往成都。川東特委再次在重慶設立，管轄川東40餘縣市的黨組織，在重慶城區又設立川東特委領導下的重慶市委。重慶市委成立后，積極清理被破壞的黨團組織，以工廠為重點，在各行業中發展黨團員，建立黨團組織。但川東特委書記很快即遭到逮捕，8月省委決定撤消川東特委和重慶市委，成立江巴中心縣委，領導江北、巴縣、江津等9縣及重慶市區黨的工作。1931年9月至1932年初，江巴中心縣委重要領導幹部楊仁傑、李家俊、鄭佑之、徐永弟、李惠康先後被捕犧牲。江巴中心縣委被破壞后，由於黨員人數大大減少，重慶地區黨組織縮小為由省委直接領導的特支，且幾度遭到破壞。

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重慶地方黨組織在曲折中奮鬥，黨的組織屢遭破壞，先後有三任省委書記，二任川東特委書記，四任巴縣縣委、重慶市委和兩屆江巴中心縣委的多數負責人，以及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人光榮犧牲在重慶。

面對反動軍閥的血腥鎮壓，用共產主義信念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人沒有屈服和退縮，他們前赴後繼，視死如歸，用鮮血澆灌了重慶這片英雄的土地，用生命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壯歌，響亮地發出了「對準我們的敵人猛攻！猛攻」的吶喊。

開展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探索一條適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作重心。由於反動勢力過於強大和黨內「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使這一探索充滿了艱辛，重慶地方黨組織領導的土地革命鬥爭歷史，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過程。

1927年8月，四川臨時省委建立后，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在恢復組織的同時，把發動農民暴動，開展武裝鬥爭放在了突出位置。1928年3月，省委制定《四川暴動行動大綱》，對暴動的形式、時機、區域、旗幟、組織等作出詳細規定。根據這一規定，重慶各地黨組織在這一時期主要組織發動了8次農民暴動和兵變，即1928春的武隆桐梓山游擊隊的鬥爭，6月的潼南兵變，9月的涪陵金銀鄉農民暴動等。

中共四川臨時省委機關所在地——重慶城區興隆巷8號

這些武裝鬥爭由於受「左」傾錯誤的影響，對形勢估計出現偏差，暴動的指導思想脫離實際，特別是敵人勢力的強大和我黨力量的弱小，因而均告失敗。但是，黨通過發動武裝鬥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29年2月，臨時省委貫徹六大會議精神，制定了《關於農村鬥爭戰術的指示》，對於農運、農民武裝起義等工作作出新的要求。在中央六大精神的正確指導下，這一階段的武裝鬥爭，無論在組織領導，計劃策略，以及鬥爭中的戰略戰術等方面，都比以前有所發展和提高。特別是1929年8月，共產黨員秦伯卿在忠縣石寶寨發動六七百農民舉行武裝起義，正式打出「平民革命軍」的旗幟。1930年8月，秦率部參加四川紅軍第三路游擊隊，10月正式打出「共產軍」的旗幟，12月底，部隊到達湖北五里坪，加入紅二軍團，編為第二軍團第二路軍。這是重慶和川東地區武裝起義部隊同主力紅軍匯合的第一支部隊。

這一時期，有3次武裝起義打出了四川紅軍的旗幟，實行土地革命，建立游擊根據地，是「工農武裝割據」在重慶和川東地區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其中最著名的是1929年5月，李家俊、唐伯壯領導1000餘農民自衛軍在萬源固軍壩宣布起義，成立城萬紅軍，先後粉碎軍閥劉存厚的兩次圍剿。到年底，游擊隊建立了城口、萬源、宣漢三縣邊境五個區20多個場鎮，約200平方公里土地，六萬餘人口的根據地，並開展了土地革命。1930年1月下旬，四川省委正式命名起義軍為四川紅軍第一路游擊隊。

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1933年12月，賀龍率紅三軍入川，在酉陽、秀山、黔江、彭水一帶活動，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為配合主力紅軍作戰和支援蘇區的鬥爭，重慶和川東地區的武裝鬥爭又蓬勃興起。這一時期，由於有兩大蘇區為依託，得到了紅軍的支援，各級黨組織也總結了前一階段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實行了正確的領導和策略，因而一部分武裝起義取得成功，並與主力紅軍匯合，參加了鞏固和擴大蘇區的鬥爭，其中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武裝力量是川東遊擊軍。紅四方面軍入川后，川東遊擊軍將主要力量轉入接近主力紅軍前沿地區，配合紅軍作戰。同時，川東地區黨的武裝力量迅速發展壯大，川東地區武裝游擊隊發展到數萬人。1933年10月宣達戰役勝利后，川東遊擊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川東遊擊軍發展到一萬多人，隨即改編為紅軍第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政委楊克明。

1933年底，賀龍率紅三軍攻佔黔江，不久大部隊撤離，第二特科大隊活動於湘鄂川邊開展游擊戰爭，后改稱黔江紅軍游擊大隊。1934年6月，賀龍率紅三軍進入酉陽，很快幫助酉陽農民建立起四個游擊大隊，配合紅軍先後參加了20多次戰鬥，后四個游擊大隊均編入川黔邊獨立團。紅二、六軍團會師后，黔江和酉陽紅軍游擊隊一部編入黔東獨立師，一部編入紅二軍團，黔東獨立師勝利完成了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的任務。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重慶地方黨組織領導下，重慶各地共組織發動了30多次各種形式的武裝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充分展現了黨和人民群眾前赴後繼、不怕犧牲的革命鬥爭精神。這些武裝鬥爭，打出四川紅軍的旗幟，建立革命武裝和游擊根據地，在重慶各地傳播了革命思想，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支援了主力紅軍作戰和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在重慶革命鬥爭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也在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英勇壯烈和光輝燦爛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