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會加劇失業嗎？

行業高管們不再袒露對更高利潤的貪婪追求，而是援引《經濟學基礎》，後者為他們提供了一套簡潔明了、符合自身利益的世界觀。

作者 | James Kwak

當今社會，幾乎人人懷揣超級電腦，基本上買什麼都能隔天送貨上門，就在這樣一個富裕的后工業社會中，如果說一個有工作的人卻不得不生活在貧困之中，似乎不大對勁。然而在美國，卻有超過100萬貧困勞動者 (working poor)——勞動人口中家庭收入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們。看看我們周圍，其中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美國最常見的兩種職業是零售員和收銀員，兩種職業從業者的數量為800萬，通常時薪為9-10美元，要靠如此微薄的薪水維持生計十分困難。若干年前，麥當勞被爆出內部求助熱線甚至建議餐廳全職員工申請多種社會救助，因而陷入醜聞風波。

富裕時代之所以還存在貧困，是因為很多有工作的人根本掙不了多少錢。由於僱主需要支付的最低工資很低——2016年美國的標準僅為每小時7.25美元（儘管部分州和城市水平稍高）。按照這一標準，一個人全年無休地干一份全職工作，大約能掙一萬五千美元——低於兩口之家的貧困線，四口之家自不用說。領取最低工資的僱員非常貧困，以至於有資格領取食品券，也能在大部分州享受醫療補助（Medicaid：美國政府向貧困者提供的醫療保險，譯者注）。通脹調整后，聯邦最低工資大致和60、70年代水平相同，儘管和那時相比平均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按照最低工資佔平均工資的比例計算，和許多發達國家相比，目前美國的標準是最低的，這也導致了當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乍看之下，似乎貧困問題的解決之道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快餐行業員工在紐約的第五大道的麥當勞門外抗議，2013年8月。 Richard Drew/AP 圖片來源：aljazeera

最低工資是「好心辦壞事」？

反對提高最低工資的論點主要基於一種我所謂的「經濟主義（economism）——這種觀點錯誤地將經濟學原理應用於現實世界的問題之中，創造出一種共識的假象，把複雜的問題過度簡化。按照經濟主義的觀點，供需曲線證明最低工資將增加失業，原本希望能幫助到的低工資群體反而受損。論證過程是這樣的：低技能勞動力如同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在市場中進行交易，其價格應由供給和需求決定。然而，最低工資設定了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下限，因此打亂了這個愉快的平衡。如果說最低工資標準低於自然工資水平，那一切如常，但如果這個標準（比如說，每小時7.25美元）高於自然工資（例如，每小時6美元），將會導致市場扭曲。越來越多的人想要謀求時薪7.25美元而不是6美元的工作，而企業卻要減少僱員。結果是：失業增加。仍然有工作的人境況變得更好，他們做同樣的工作卻拿到更高的報酬，僱主所失即他們所得。但社會整體的福祉卻降低了，由於最低工資的存在，本應使得買賣雙方受益的交易化為烏有。本來有人願意接受低於時薪6美元的工作，本來有企業願意付高於6美元的時薪，而現在，這些工作以及本應創造出的商品和服務都不復存在。

勞動力供求曲線圖

最低工資政策出台以來，它就是纏擾經濟主義的淘氣小妖精。Henry Hazlitt在《經濟學一課》中寫道：「低工資可以代替失業。如果沒有同等的補償，所有人都將受到損失。」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居高臨下地將最低工資描述成：「好心辦壞事的典型案例，實際效果與期待背道而馳。」因為僱主不會支付高於其工作價值的薪水，他接著分析，「如果說最低工資法有什麼效果，那無疑是增加了貧困。」Jude Wanniski在《世界運行之道》一書中也得出類似的結論：「最低工資每增加一點，就會導致實際產出和就業減少一點。」在80年代的競選中，里根曾說：「最低工資造成了比大蕭條還要多的困苦和失業。」數十年來，包括卡托研究所（Cato）,傳統基金會（Heritage）和曼哈頓研究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在內的智庫堅持反對最低工資制度，並始終強調經濟學基礎班的重要一課：工資提高，將導致僱主削減僱員。

面對如今不平等加劇的經濟環境，最低工資成為了政治辯論的中心議題。加州、紐約市、西雅圖都將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到15美元，總統歐巴馬要求將聯邦標準定為10.10美元。一群評論員做出回應，提醒我們應記住經濟學基礎班所學。《華爾街時報》上，經濟學家Richard Vedder解釋道：「如果某物的價格增長，人們便減少購買，勞動力也不例外。因此，政府的干預，例如通過最低工資法，降低了勞動力的需求量。」Tim Worstall在為《福布斯》的撰文中提供了數學證明：「工資成本降低幾千美元將帶來就業的增加，所以顯然工資成本增加四、五倍，將會帶來顯著的失業效應。15美元的最低工資將消滅許許多多工作，證畢。」（對於支持提高最低工資的理論觀點，他接著說：「恐怕我只是真的不相信那些觀點。」）來自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國民評論》的Jonah Goldberg加入評論：「最低工資和對聘用低工資和非熟練工人的企業徵稅沒有差別。如果說經濟學家在什麼問題上達成一致的話，那就是如果你對什麼東西徵稅，那麼它的供應量就會減少。」

現實世界未必如此運轉

然而，最低工資的實際影響遠非以上論點所述那麼明了。回顧歷史經驗，最低工資與失業之間並無明顯關係：通脹調整后，1967至1969年間的聯邦最低工資標準是歷史最高的，而同一時期的失業率低於4%，屬於歷史上低水平。對於最低工資與失業這一問題，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也多種多樣。1994年，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比較分析了新澤西和賓州邊界兩邊的快餐店，估計出新澤西的最低工資有所增長。他們得出結論：「與教科書模型的預測相反……並無證據顯示新澤西最低工資的增長降低了本州快餐店的就業。」

許多實證研究對Card和Krueger的研究發現提出激烈挑戰。如今，辯論雙方都能找到支持各自觀點的文章，學界對於結論的爭論仍在繼續。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經濟學家David Neumark和William Wascher於2006年對超過百篇實證論文進行綜述研究，雖然這些論文的研究結果各異，但他們的結論是證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增加了失業的「證據占多數」。另一方面，近期兩項綜述研究（綜合多項研究的結果）發現最低工資的提高對於就業並無顯著影響。過去幾年間，誕生了一批新的前沿研究，這些研究通過對比鄰近國家就業水平的變化，也發現「最低工資增長對於收入有強烈影響而對於就業無影響」（即工作數量沒有發生變化，工人掙得更多）。不出意料，Neumark和Wascher對這一研究方法提出質疑。學界對於該問題分化為兩個陣營：2013年，當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向一群著名經濟學家拋出問題，將最低工資增加至9美元是否會「顯著增加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困難度」，經濟學家們給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

提高最低工資並不會增加失業，這一觀點和經濟學基礎課的理論恰相矛盾。根據教科書，如果勞動力更昂貴，企業便減少購買。不過有不少原因可以解釋現實世界為何並非如此運轉。雖然標準模型預測如果工資增加，僱主將用機器代替工人，但並不是任何公司都可獲得價格合理的勞動替代技術，特別是小型企業，由於規模小，一旦裁員就無法正常運營。（拿地方小列印店舉例：無論複印機的工作速度有多快，還是需要有人來和顧客打交道。）因此，即使提高最低工資，一些公司也不會裁員。另一種極端情況是，大型企業的市場支配力足夠強大，一般的供需模型並不適用於它們。它們可以通過雇傭更少的員工（只雇傭那些願意拿低薪的勞動者）來降低工資水平，這和壟斷企業可以通過減少生產來哄抬價格同理（例如石油壟斷企業）。最低工資則迫使它們支付更多薪水，消除了它們最小化僱員數量的動機。

在上述情況下，提高最低工資帶來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不過很多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價格來補償成本的增加，因其消費者並非窮人，凈效應是實現高收入向低收入家庭的資金轉移。此外，支付的工資提高，員工生產率將提高，企業也因此受益，抵消了勞動力成本的增加。Justin Wolfers和Jan Zilinsky指出了工資水平提高從而生產率提高的幾類原因：高工資能夠激發員工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吸引高技術水平的勞動者，降低員工流動率，降低招聘和培訓成本等等。如果辭職員工減少，也能減少任何時刻因換工作而造成的失業。最低工資的提高能夠鼓勵更多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從而增加就業，提高產出。最後，工資提高將增強工人的購買力。因為窮人的開支占工資相對較大的比重，因此提高最低工資能夠提高總體經濟活力，刺激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工作。以上種種因素都使經濟學基礎課上的二維供求曲線圖變得更為複雜，也解釋了為何提高最低工資並不一定帶來失業。供求曲線為理解最低工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起點。但是光憑這一條理論，對於預測更加複雜的現實世界價值有限。

即使提高最低工資確實導致一些人失業，也需要把這一損失與其他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提高而帶來的好處進行權衡。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一項研究估計，10.10美元的最低工資水平將減少50萬份工作，但同時增加大部分貧困家庭的收入，使90萬人脫離貧困線。經濟學家Arindrajit Dube近期的一項研究得出類似結論，他發現最低工資提高10%，能夠減少2%到3%的貧困家庭數量。參與2013芝加哥布斯商學院研究的經濟學家們支持提高最低工資，因為這一政策下依然能夠就業的群體所獲得的好處超出了它對就業造成的潛在影響。提高最低工資也能縮小高收入與低收入工人的薪酬差距，從而降低不平等。

簡而言之，提高最低工資水平還是廢除最低工資制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理解和分析經濟學研究並非易事，論證常涉及複雜的計量經濟學知識。最低工資的變化會對不同群體產生不同影響，也應該把最低工資與其他幫助貧困勞動者的政策做以比較——比如說弗里德曼所認同的最低收入補助（給低收入家庭的補助金，和現在的所得稅補貼類似），或者哈耶克假定存在的「保障最低收入制度」。

「常識」背後的利益集團

然而，當問題的討論變成全國性的之後，人們傾聽到的只剩下經濟主義的妙語和通用的一套解僱話語：最低工資的支持者壓根不懂經濟學（雖然按這個標準，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也不懂經濟學）。許多領導人基本上就是重複經濟主義的中心論點，並聲稱他們是衷心為貧困群體的最佳利益著想。在2016總統大選期間，參議員Marco Rubio反對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因為企業將因此用資本替代勞工：「我為這些工資將化為烏有的人們而感到憂慮，因為你們讓他們比機器更昂貴。」參議員Ted Cruz也代表窮人進來插一嘴：「最低工資制度總是傷害最脆弱的一群人。」參議員Rand Paul解釋說：「當（最低工資）高於市場工資時將造成失業」，因為企業雇不起那麼多員工了。Jeb Bush也援引《經濟學基礎》，認為工資應該交給「私營部門」，他指的是諸如沃爾瑪這樣的公司，「根據供求來提高工資水平」。對於國會議員Paul Ryan來說，提高最低工資制度是「糟糕的經濟學」，而且「因為提高了勞動力價格，將給經濟造成損失」。

這一套最低工資將傷害窮人的信念便是活生生的經濟主義 。對於這一問題，經濟學家基於不同的理論和研究得出的觀點各異，但是進入公開辯論舞台，某一模型的某一結果卻成了不容置疑的經濟學定理。（與此相反，呼籲提高最低工資的政客們傾向於避免使用經濟學模型，而用公平或幫助窮人的理念取而代之。）之所以情況如此部分原因是經濟學導論課所教的競爭市場模型簡潔明了、易於記憶。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存在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想要把最低工資維持在低水平——那些高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行業。

餐飲行業是反對最低工資的廣告和公關活動背後的一大力量，包括許多專欄文章都在反覆申述基本的供需理論。比如，Andy Puzder，一位餐飲公司的CEO（也是總統當選者川普提名的勞動部領導人），在《華爾街日報》中解釋：「每一家零售商都在某些地區盈利，但利潤微薄，勞動成本增加會把這些商鋪推向虧損的行列。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企業將失去競爭力」。因此，「全面提高最低工資將減少工作，傷害他們本應幫助的美國工人階級。」然而，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學者近期的一項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的提高並未對餐廳數量或餐廳的僱員數量產生影響，這一結論和行業的悲觀預測恰恰相反。關門歇業的餐廳似乎並未增加，這暗示了付給員工的更高的酬勞應來自超額利潤——超出維持經營所必須的利潤。或者，如金融評論員Barry Ritholtz所說，「提高最低工資是一種財富轉移，從股東到特許經營者再到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行業高管們不再袒露對更高利潤的貪婪追求，而是援引《經濟學基礎》，後者為他們提供了一套簡潔明了、符合自身利益的世界觀。

衰落的工會與低薪的僱員

關於最低工資的辯論已經展示了經濟主義的歷史影響。過去曾影響工人工資與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議題是工會化。在50年代，大約領取工資和薪金的僱員中每三個就有一個是工會成員。自然，工會成了經濟主義的早期攻擊目標。哈耶克認為工會對工人不利，因為「自由市場自然可以形成一定工資標準，長期來看，對所有希望工作的人來說，工會無法將實際工資提高至該水平之上」；同時也對社會整體不利，因為「工會使得不同種類的勞動力形成有效壟斷，競爭無法成為全部資源的有效分配手段」。弗里德曼認為，工會「扭曲了勞動使用，對公眾和工人整體造成損失」，甚至還增加了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平等。美國勞動力構成的變化、州工作權法律、僱主反工會化策略，這些因素都導致了工人工會化水平長期而緩慢的下降。截至2015年，領取工資和薪金的僱員中僅有12%的是工會成員，私營企業中這一比例不足7%。中低收入者的議價能力降低是其工資未能跟上整體經濟發展腳步的主要原因。根據社會學家Bruce Western和Jake Rosenfeld的分析，1973年到2007年間不平等增長中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由工會衰落帶來的。

國際女裝服裝工人聯盟成員的罷工聚會，圖片來源：Pinterest

隨著工會成為許多人遙遠的記憶，全國最低工資立法如今成為了提高低收入工人工資的最大希望。而僱主們也將再一次從經濟主義世界觀中獲得幫助，將低薪工作的現實，抽象成供求「定律」統治下的純凈世界。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本文轉自土逗公社（tootopia.me）,一個反思常識的內容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