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孟登迎：「文化研究」中國化的可能性探析

編者按：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一種源自英國左翼知識界的獨特學術思潮、思想範式和知識實踐，本身具有鮮明的議題開放性、情勢分析性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等特徵。自從它被當作一種「新興的學術思潮」引入大陸學界以來，已被多門專業和學科的研究者競相採用。但是在一些對「文化研究」抱有較高期待的人看來，大陸的文化研究似乎依然未能在研究本土問題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相反，學術界呈現給人們的，大多是簡單挪用各種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維度對文化文本或文化表徵進行「流暢」解讀的平庸成果。鑒於此，近年來有多位學者開始對「文化研究」進入大陸學術界的歷程、發展實績和當前困境進行梳理和探討。儘管這些探討在推進「文化研究」化這一目標上基本一致，但立論點和策略指向都多有差異。本文作者認為，我們既需要對英國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傳統和精神做全面的理解，又需要嘗試著去確立文化研究面臨的特殊處境，對在開展文化研究的「難題性」（problematic）和可能性進行更謹慎的檢視。主要的難題之一便是，如何提升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自覺，如何認識和解釋當前的社會文化結構。最後，作者還提出若干文化研究「化」的思路。

感謝作者孟登迎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作者：孟登迎

「文化研究」化的可能性探析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一種源自英國左翼知識界的獨特學術思潮、思想範式和知識實踐，本身具有鮮明的議題開放性、情勢分析性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等特徵。自從它被當作一種「新興的學術思潮」引入大陸學界以來，已被多門專業和學科的研究者競相採用。但是在一些對「文化研究」抱有較高期待的人看來，大陸的文化研究似乎依然未能在研究本土問題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說，未能對占支配地位的各種意識形態（比如國家威權主義、佔有性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和壓迫性的文化結構（現實的勞動和生存文化被權貴所把持的商業大眾文化所遮蔽、扭曲和移置）產生根本性的衝擊和扭轉。相反，學術界呈現給人們的，大多是簡單挪用各種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維度對文化文本或文化表徵進行「流暢」解讀的平庸成果。鑒於此，近年來有多位學者開始對「文化研究」進入大陸學術界的歷程、發展實績和當前困境進行梳理和探討。1儘管這些探討在推進「文化研究」化這一目標上基本一致，但立論點和策略指向都多有差異。隨著學界對於英國文化研究和現實文化結構的認識日漸深入，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文化研究化是一項長遠而艱巨的事業，需要更多同仁的不懈努力和艱苦探尋。

霍爾

一、「化」背後的英國語境

我們用「化」這個提法，意味著「文化研究」有英國淵源和傳統，在美國和澳洲有普泛化的擴展，在港台或其他地區有獨特的呈現。換句話說，在討論文化研究化（本土化）之前，需要對英國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傳統和精神做全面的理解，然後再嘗試著去確立文化研究面臨的特殊處境。

國內對於英國文化研究成果的關注、譯介和研究，自上世紀末就開始了。代表性的譯介和研究著作有：2000年大陸出版的最早一本《文化研究讀本》（羅鋼、劉象愚主編），2006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精粹讀本》（陶東風主編），2011年出版的《英國文化研究：事件與問題》（黃卓越主編）以及2013年出版的《重返伯明翰：英國文化研究的系譜學考察》（徐德林著）等。另外，近十年還出版了30多部直接與英國文化研究相關的譯著以及大量的譯文和學位論文。面對數量浩繁的各種文化研究成果，回望英國「文化研究」傳統及其萬花筒式的全球擴散歷程，估計沒有哪個學者能對「文化研究」下一個精確的定義。著名學者戴錦華在演講中乾脆將文化研究稱之為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爭奪意義上的「文化游擊戰」，而陳光興在給台灣官方學術管理部門提交的報告中說文化研究「涵蓋空間、理論、翻譯、女性、身體、同志、后殖民、電影、媒體、大眾文化」等五花八門的學科領域。2這些描述極富形象感和行動感，精闢地展現了英國文化研究在經歷了多次擴展和全球性擴散之後的紛繁情狀，但似乎都不打算對「文化研究」做明確的界定。

鑒於此，為了更好地討論「文化研究」的化問題，我們不得不對英國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傳統再做進一步梳理。依照「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的回憶，英國文化研究直接得益於1956年之後迅速崛起的英國新左派知識分子的推動，其主要的政治動機是試圖解釋和應對二戰以後英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和國際政治形勢。文化研究的幾位早期推動者基本上都出身於工人階級或帝國的邊緣地帶（非英格蘭或殖民地），且大都在二戰期間或之後以「獎學金男孩」的身份、史無前例地進入了名牌大學的人文科系。不無反諷的是，有幸進入名校的機遇非但沒有激發起他們向上層精英社會努力攀爬的雄心，反而激發了他們對於傳統經典人文學術體制（「高雅」而僵化）的質疑和反叛，促成了他們對於自己原來所屬的底層階級文化或邊緣（殖民地）文化的自覺認同，培育了他們反資、反殖、反帝的情感與從事成人教育（服務勞工階級）的共通經歷。文化研究作為對馬修•阿諾德和F.R.利維斯「偉大」精英文化傳統的反叛，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學科的知識實踐」。經歷了20世紀60-70年代的擴展，文化研究其實引發了華勒斯坦所說的那種對於現代學科的分化史、規訓制度（disciplinarity）及學科權力的全面批判。3

以上所述英國文化研究得以興起的歷史語境，有助於我們理解英國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觀念和實踐方式。首先一點涉及對「文化」概念的界定。雷蒙•威廉斯不再接受「文化」就是「被思考過和被談論過的最好事物」這類精英文化觀念，也無法接受文學教育就是對英語文學「偉大傳統」的細讀，轉而認為「文化是平常之事」4、「文化體現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或一個群體的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5他對文化的這種重新界定，直接將文化從思想（精神）層面拉回到了平民社群的現實生活當中。威廉斯與理查得•霍加特和E.P.湯普森類似，不但肯定了那些以工人階級社群日常生活方式呈現的文化樣態的存在意義，還進一步強調了工人階級社群文化獨有的那種參與型文化政治、共享型政治想象和美學趣味。英國文化研究第二個突出的地方就是對文化主體的能動性的強調。英國新左派重新解釋了文化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他們並不認為文化及文化主體是一種被動的、受經濟基礎決定的存在，而認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是相互滲透的，並且重視文化（尤其底層民眾創造的文化）本身具有的那種能動的、積極的反抗力。

英國文化研究第三個突出的地方就是能不斷地吸收歐陸理論，直面英國社會現實變化在文化上呈現出的新表徵，而且出現了霍爾這位重視文化表徵複雜性和結構性的大批評家。霍爾敏銳地注意到日常生活方式日益呈現出符號表徵化的特點，他傾向於把文化視為對某個群體整體獨特生活方式進行符號化展現的風格或儀式，由此將人們對於文化研究的理解向前又推進了一步：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符號化表徵的批判性解讀。難能可貴的是，霍爾又借鑒並整合了阿爾都塞的「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觀、結構因果論、意識形態與主體建構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博弈理論以及其他歐陸批判理論，注意到了消費社會來臨和符號化表徵泛濫對於普通民眾的深刻形塑和文化壓迫，尤其強調要對文化表徵背後複雜接合起來的社會結構性矛盾進行複雜化的情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霍爾由此完善了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對象選擇策略，即，不只是對一般的符號表徵進行解讀，而是要對那些能夠呈現社會結構性矛盾的複雜化的符號表徵進行深入的情勢分析和批判性解讀。

阿爾都塞

由此出發，霍爾就將文化研究及其從業人員的政治使命明確化了。概括來說，文化研究旨在對社會權力關係以及表達這種關係的符號再現體系進行揭示，試圖以批判性的解讀方式為受排斥的弱勢群體尋找新的抵抗思想和抵抗策略。霍爾的學生、美國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也認為，「文化研究不但試圖理解權力組織結構，而且試圖理解各種生存、鬥爭、抵抗和改變的可能性。它當然爭論的不是作為任何情況下的現實，而是作為一種對批判工作、政治對抗甚至歷史改變的出現而存在的必要設想。」6正是在這一點上，文化研究成了學術研究的政治，它必須在學院內外不斷尋求生存與鬥爭的新空間。在筆者看來，它的核心工作也許更多是要對作為一種符號呈現形態的文化的內在矛盾性進行分析，它需要更多關注那些被精英（或高雅）文化所掩蓋、遮蔽、蔑視或欺騙的弱勢群體自身創造的「正當的」文化生活。7當然，需要申明的是，儘管文化研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被遮蔽群體所處的那些矛盾的文化處境揭示出來，但它似乎不同於那些自信地下定論的激烈的「文化批判」；它的最終目標似乎主要在於推動社會各階級（層）走向文化互諒、互助和互動交流，而不是單單為了做出直接明確的立場或價值判定。為此，文化研究必須對各種制約人們、使得人們難以理解和接受這些互動性的政治訴求的消極條件（如，制約人們同情地理解弱勢群體的各種刻板化的意識形態定型）進行剖析和解構。

我們之所以要對早期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和基本特徵做如上梳理，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應該從文化中表徵中看到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強調它應該有階級（層）結構和階層互動意識，一個重要的原因和事實就在於，國內外目前流行的很多文化研究成果已經缺失了這些結構性的關注，甚至已經淪為霍爾和詹姆遜所批評的那種為了突顯簡單「正確」的身份政治而大批量生產的「口技式」的、枝節性的「文化研究」。

二、文化研究「化」面對的本土難題

國內學術界在介紹國外「文化研究」的同時，近年來也越來越關注國內（甚至大中華區及東南亞各國）的文化研究實踐，編輯出版了多部討論文化研究現狀的著作，還舉辦了一些以「文化研究的化」為專題的研習會議。前者如薛毅編《鄉土與文化研究》（2008）、孫曉忠編《方法與個案:文化研究演講集》（2009）、王曉明編《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和《從首爾到墨爾本: 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歷史與未來》（2012）等書，後者如重慶大學高研院在2016年暑期舉辦的第一屆「熱風」文化研究研習營——「文化研究的化」。本人有幸參與了這個研習營的學術活動，與青年教師、在讀研究所和一線社會運動實踐者進行了一些交流。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脈絡、理論融合、政治訴求和實踐經驗，同時迫切期待將英國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應用到廣闊的當代文化研究實踐當中去。這當然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但我們同時也得明白：大家越是迫切，越需要加深對文化研究基本特徵的認識，越需要對在開展文化研究的「難題性」（problematic）和可能性進行更謹慎的檢視。

「熱風」文化研究研習營

「難題性」的說法直接來自霍爾對文化研究方法論的獨到概括。他認為應當把文化研究看成一種獨特的「難題性」，看成一種與現實產生互動、對現實提問和介入現實的知識方式。8這個詞很可能是他從阿爾都塞的理論術語中借用過來的。不論漢語學界將problematic譯成「總問題」、「問題框架」、「問題意識」、「問題式」、「問題域」或者「難題性」，我們都應該明確：它指是並不是普通思想史和意識形態範圍內被不斷提及的那種所謂的「問題意識」，而直接涉及到知識實踐與現實境遇的直接碰撞，涉及到這種碰撞所造成的新的提問處境和提問方式。9換句話說，文化研究不是要在理念領域去建立一種新的「理論」，或者是運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考察對象進行簡單的「批判」，而是要在已有的思想陣地進行一種全新的知識實踐，讓思想和理論與現實境遇產生真正的碰撞，最終完成改造世界和改造知識者本人的雙重使命。由此可知，文化研究具有很強的在地接合性，它與「如何向現實提問題」、如何與現實矛盾互動等實踐指向有著直接的關聯，是一種讓理論與實踐始終保持張力並充滿新知和探索的知識活動。這麼說來，要想推進「文化研究」的化，單靠大量譯介國外學者的已有成果，或者僅靠大批量地生產那些缺乏文化研究自覺意識和現實批判力度的學術成果，肯定是不夠的。目前面臨的主要任務，也是主要的難點，就是如何提升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自覺，如何認識和解釋當前的社會文化結構。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文化作為一種表徵整個社會變遷的綜合癥候，自然也經歷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變革。很多人曾經以為知識分子群體能對這一變化歷程做出全面的判斷，但事實證明，這一群體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就逐漸失去了自己在八十年代曾經擔當的那種真切探討國家和社會公共變革的熱情和資格，許多人在號稱「人文精神討論」的學術爭論中喪失了人文精神。緊接著在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先是技術型、實用型知識人分離出去爭當「知本家」，隨後是人文社科知識分子就改革的現狀和前景產生了針鋒相對的爭論，出現了思考深度非常有限的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再往後，知識分子幾乎都被各種「項目」和「人才工程」分門別類地給收入囊中，很多學人忙於應對各種數字指標和考評，再也無法或無意深入地關注公共政治了。僅存的一些數量不多的喜歡關注公共議題的學者，基本上分化為國家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之類的小圈子自說自話，已經很難就某一個論題展開真正的爭論了。因此，如何認識當前社會的結構特徵以及相關的文化癥候？成了一個難題。

對於這個高難度的問題，估計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永遠不可能再有什麼可以服眾的「定論」了。筆者參閱了相關學者的觀點，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傾向於把社會問題放在跨國資本與民族國家相互博弈（既競爭又利用）、民族國家內部階層利益劇烈分化的大格局當中來看待，並由此看出二十多年來社會進程呈現出兩副看似矛盾卻相輔相成的面相：一方面是威權政治、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疊加促成了官、產、學三界精英的一體性結構，同時伴以持續增長、吏治腐敗、貧富分化、個人自由主義理念以及消費文化的勃興；另一方面，由於這種狀況與20世紀的革命傳統和社會主義追求產生強烈反差，加之全球金融危機的瘋狂劫掠所激起的普通民眾對於資本主義的重新批判，曾經多年遭受冷遇和邊緣化的社會主義思想，悖論般在民間知識界和一些底層民眾文化當中得到了復活和成長。10

與這種結構性的社會矛盾和文化對抗相適應，整個社會在文化表徵層面必然呈現出五彩繽紛的複雜景觀。一方面，從公共傳媒中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捍衛社會主義革命理想、大力推進社會改革之類的宏大修辭，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影像都被商業和資本的內在邏輯給置換掉了，娛樂、遊戲、心理按摩、美食、置業、健身……等等話題其實充斥著數以百計的電視頻道和各大門戶網站。一方面不斷推崇並更新生產和消費的最新增長數字，但另一方面卻把普通勞動者越來越置於邊緣化的隱形位置，在黃金時間、黃金檔和黃金地段的廣告中竭力突顯「成功人士」的旺盛物慾和「高雅」文化追求。換句話說，與社會的劇烈分層相配合，文化層面也完成了相對明晰的分層和區隔。大量的中產和有產階層越來越不願意去了解底層民眾的實際生活和精神追求，而底層社群對所謂高等人群及其文化追求的厭惡感也在與日俱增。幾年前國內某著名電視台搞過一檔收視率極高的相親節目，一個勤奮努力的打工男青年信心滿滿地走上舞台，由於沒房、沒車、沒個頭、沒風度也沒學歷，在被動接受十位時髦女郎從頭到腳對他的輪番品評和「審判」之後，受盡奚落和嘲弄還最終被全部「滅燈」。在這個節目以前的某個檔期中，曾有一女郎公開聲稱，她「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坐在自行後座上笑」。黃紀蘇先生看后不無憤激地評論：「由億萬勞動者出資、由各級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夥同各色男女流氓操辦的大眾傳媒，都爭先恐後地謳歌財富，肆無忌憚地嘲笑勞動，針扎錐刺著底層民眾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視界。」11這句話生動地勾勒出了當下流行文化生產在社會階層和價值觀急劇分化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也揭示了社會文化分層的嚴峻事實。如果更多的青年人被這種人為的新結構所奴役，那麼被奴役的將不只是物質，還有人的精神和思維。人們為了不想既在物質上被奴役，還在精神上被奴役被羞辱，需要從各種各樣的勞動人民的文化創造（既有作為歷史傳統的也有作為現實生長的）中尋找新的靈感。令人欣慰的是，伴隨著文化上的分層和區隔，在民間社會出現了與這些權錢支持的大眾商業傳媒迥然不同的勞工文化。比如，成立於2002年的「北京工友之家」，多年來從高唱打工歌曲維權、辦打工子弟學校、創辦打工博物館、舉辦「打工春晚」、創建新工人培訓基地再到開辦公益企業同心商店和同心農園，一步一步走來，不斷地向社會傳達著勞動光榮、合作互助有望等難能可貴的新思想和新情感。這說明一部分覺醒的底層工農已經看清了商業權貴文化的操縱和欺騙性，自己走上了創造文化的新路。

黃紀蘇

當然，絕大多數展現在大眾公共傳媒中的文化景觀，實際上是各種政治價值觀和文化元素的複雜接合物，所以很難用一種單純的政治立場或思想標籤來標識它們。比如，一部號稱「弘揚主旋律」、獲得「五個一工程」資助的戰爭題材大片，往往傳達的政治主題很可能隱含著對社會主義革命史的曲折否定，很可能在宣揚個人英雄主義和市儈哲學。而一個身份證屢遭老闆扣壓、工資屢被拖欠的打工青年，也很可能是一個痴迷於購買新款蘋果手機、喜歡花大價錢洗染自己頭髮、追逐影視明星的狂熱的「殺馬特型」冬粉。處在如此複雜、隱顯交織、多重組合的文化鏡像當中的社會主體，會受到多種曖昧的價值觀和美學元素的形塑。要想對他（她）們所展示出來的文化圖景做出合理的解釋，需要我們從全局結構和具體接合點的各個方面做出超常的知識努力和人生體諒才行。反觀國內數量浩大的文化研究成果，會發現很多還停留在對流行文化（文本）的多元解讀層面。這些研究成果雖然也在借用英美文化研究經常使用的階級（層）、種族、性別、代際和性向等術語來解釋當代的文化現象，有的還熱衷於從權力、身體、感覺（尤其是視覺和聽覺）、慾望、物慾和消費等方面來討論大眾文化消費問題，但大多缺乏相對明確的社會矛盾結構和階層文化對抗觀念，其分析往往無法深入到社會結構層面，無法深入到符號表徵得以生產和傳播的複雜流程當中，容易成為論題狹窄、方法論明晰而「流暢」的文本解讀「習作」，無力衝擊支配性的社會主流文化結構和意識形態。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如何解釋當前的社會文化分層、價值觀分野以及相應的文化鬥爭，顯然是擺在文化研究界同行面前的核心難題。更何況，文化研究還有知識學解釋之外的使命，它還要探索如何才能介入、參與和重建新型的社會文化結構，推動一個美好未來社會的建設。這當然是另一個更為艱巨的任務，涉及到文化研究者自身的政治使命感和行動能力，此處暫不多表。

三、文化研究「化」的路徑試探

如上所述，文化研究的「化」勢在必行，而這項任務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但要求我們能對當下的社會文化結構和文化分層做出合理的解釋，還要求我們能以前瞻性的國際視野和本土問題意識為社會文化的未來改善做一些身體力行的工作。這項工作千頭萬緒，急需大家共同努力。本人深感責無旁貸，因此不揣淺陋，提幾條思路僅供大家參考。

葛蘭西

（一）要充分估計到文化研究作為「反學科實踐」的艱巨性，努力拓展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和傳媒分析等相關學科之間的融合。從表面上，目前通行的科研項目管理體制、專業系科分類體制和學術發表平台機制，是制約文化研究反學科實踐的明顯束縛。但實際上，最難的還是反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本身所牽涉的深層學術問題。因為，如果要進行跨學科或反學科，我們至少先得深入了解一門專業學科，同時又得有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場、思想高度和跨學科視野，還需掌握文化研究獨到的闡釋方法，這樣才有可能立足於學院學術，最終衝擊它的僵化格局。正如霍爾所言（借用了葛蘭西和恩格斯的類似說法），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只有比別的所有的知識分子更有學識和智慧，才能提出真正可以與現實碰撞的高質量論題。文化研究從分析文化表徵出發，探討的是社會結構的病灶，要對文化表徵及其生產過程做出切實有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更何況，除了學科融合之外，文化研究還有一個試圖介入和促成社會問題解決的未來向度，將此納入文化研究會面對更多的困難。當然，大家也可以置疑：促成社會問題的解決是文化研究者要乾的事嗎？他們有能力干這些事嗎？

（二）重視文化研究者自身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政治認同問題，進一步探討文化研究者與其他階層的有效互動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面對社會分層和文化分層的現實，從事文化研究的知識分子自身的立場也會發生改變。我個人覺得目前的文化研究隊伍已經出現了一些自覺的政治分流，這是時代提供的一個契機，我們得去自覺選擇到底應該融入哪種文化空間。我們還要不要、還能不能堅持所謂「中立、旁觀、冷靜、專業」的立場？能不能擺脫自己預設的中產階級想象，能不能不要把其他階層（尤其是廣大的底層）僅僅作為自己的科研對象？是不是應該與某些階層（尤其是底層）從情感和生活方式上緊密地互動起來？或者說，還有沒有「批判性的有機知識分子」（critical organic intellectual）？他們到底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政治角色選擇？為了尊重不同階層的文化訴求和文化尊嚴，促進不同階層的文化互動，有機知識分子自身的身份位置如何調整？我們是不是應該破除掉在精英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理論學術與政治實踐之間的設置的一些二元對立（對舉）式的前提預設？

這裡重點談一談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的有效互動問題。當我一說到要走入或切近底層民眾，總有知識界的朋友擔憂：這樣會不會陷入「民粹主義」？這種擔憂自然可以理解，但說明在他們的頭腦中預設了一種精英與民粹的靜態區別。實際上，這種預設是很成問題的。從我有限的觀察和與工友的多次交流來看，知識分子與底層之間完全是相互啟迪和相互教育的關係，知識分子在一定層面上可以對另一端（底層民眾）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在另外一些層面上它可能也要受到底層民眾的影響。我們不能說底層民眾完全就不能表達自己的問題，也不能說知識精英完全不能對底層民眾產生影響。我認為知識精英肯定可以對底層民眾產生影響，但就看用什麼方式，要看他們與民眾交往的程度，還要看他們對底層民眾文化的了解和認知程度。恰恰因為這兩個群體存在明顯的錯位，又有互相交流的真誠願望，如果真的到了可以互動的火候，互動起來還是非常生動有趣的。這種情形是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所謂的「底層能說話嗎？」這類悲觀質疑完全不能涵蓋的。

北京工友之家

如果我們深入一步去了解那些被主流表徵所遮蔽的群體，就會發現他們自身有很強的文化符號創造能力——他們不需要甚至也不屑於單向接受知識分子傳達的信息。比如「北京工友之家」就有自己表現文化的獨特形式，它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實體（樂隊、博物館、劇場、圖書館、文藝創作、二手服裝店、同心學校），而且能組織工友以集體方式來慶祝或歡度各個法定節日（從打工春晚、元宵節、「三八女節」、「五一勞動節」、「六一兒童節」到「國慶節」、「中秋節」、「元旦」等）。說老實話，目前市民也未見得有機會以集體方式歡度這些節日，他們大都將那些富有政治凝聚意義的節日過成了單子化家庭的旅遊消費節。工友們所創造或堅持的這些文化形式，在我們所謂的主流精英文化展示中是被邊緣化的，甚至是被有意遮蔽掉了的。每逢節日，電視上放的多是自駕車或乘飛機中產旅遊者遭受堵車誤機之瑣事，人們根本不知道這些被遮蔽群體的文化創造力在這些節日里也正好得到了解放和釋放，為廣大工友提供著可以促成他們互助友愛的鮮活的精神食糧。

所以，我們拒絕接受「民粹」這種指責，也提醒知識界不要貿然使用這個詞。強調有機知識分子的介入性，並不是要求知識分子完全相信民眾的所有表達，正如霍爾所言，他絕不會完全投向民眾，也不會投向理論權威，甚至不會完全信任已經有穩定思想的自己，這種「不作擔保的」姿態就是他所說的「與天使摔跤」和思想「搏鬥」，它既是理論意義上的，也是現實意義上的。

（三）在研究對象的選擇和建構方面適時調整研究者自身的角色。上面提到文化研究者不能把其他階層（尤其是廣大的底層）僅僅作為自己的科研對象，而必須融入後者的文化結構當中。這就帶出一個新問題：文化研究者要不斷調整自己與研究對象的關係。研究者身兼解釋者與推動者的雙重身份，既要能融入結構，成為結構中人，又要努力從結構中走出來，出入有度，保持批判性的思考。一方面，要深知自己所屬學科的歷史脈絡、研究立場及方法的優劣，發揮自身所屬學科的研究優勢，爭取能夠發現那些可以體現社會現實文化內在普遍矛盾結構的具體的表徵系統，並努力對其做出富有辯證張力的複雜解釋。另一方面，要努力尋找新的文化創造主體和新的文化創造空間，尊重研究對象的自主性，「走群眾路線」，充分釋放研究對象的能動性和創造力。

四、結語

伴隨社會文化結構正在發生的劇烈變革，各種新興的民間社會運動、新的文化主體、新的文化空間已在生成當中，而且有些已經呈現出勃勃生機。我們必須走出大都市中產階級消費文化和學院派視角的束縛，走向廣闊的城鄉互動視野和新工農群體的偉大實踐創造。複雜多變的現實對文化研究已經提出了更高的理論挑戰，我們不能再信奉什麼「流暢」的理論了，也不能再「流暢地」使用現成的「理論」了，應該像霍爾那樣歡迎偉大的現實與我們已有的理論認識之間出現的新的結構性張力，不要再迴避和掩飾思想上的困惑，不斷讓國外理論在地化、脈絡化、具體化。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為複雜地呈現社會文化的矛盾結構，才能實事求是地描繪出文化研究應有的解釋之道和改造之途。

我們相信，現實的多變、複雜與豐富給本土文化研究呈現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文化研究的新時代即將到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理論的謙遜，俯下身子走入民眾，走向田野，開闢出更多接地氣的實踐研究來。

原文發表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6期，現經作者修改後增補註釋10，以此為準。

感謝公眾號「城市與鄉村文化研究中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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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鄒贊編輯的《思想的蹤跡: 當代文化研究訪談錄》（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收錄了自己對16位當代學者的訪談，有多位提到了文化研究的化或本土化問題。另可參見王曉明、盛寧、雲國強、吳靖及筆者的相關論文。

[2] 陳光興，「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參見孫曉忠編《方法與個案：文化研究演講集》第104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可參考華勒斯坦等著《學科••知識•權力》和《開放社會科學》（三聯書店1999、1997年版）等書，尤其是沃勒斯坦（即華勒斯坦）著《所知世界的終結——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4]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p.3.

[5]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0.

[6] 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

[7] 關於被壓迫群體能否真正創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創造富有社群互助和分享意識的新文化和新生活，霍爾和霍加特顯然沒有威廉斯和湯普森那麼樂觀，但他們對被壓迫群體的創新力至少都持有肯定立場。

[8] 參閱斯圖亞特•霍爾《文化研究：兩種範式》，孟登迎譯，載陶東風、周憲主編《文化研究》（第14 輯），第304頁。

[9] 參閱陳越編譯《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編譯後記」相關解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頁。

[10] 此處參考了祝東力《經濟轉軌的前景——<與社會主義>》一文中的部分觀點，該文發表於台灣20《批判與再造》雜誌2005年版。

[11] 黃紀蘇《燈都滅了》，轉自《雜文月刊》2011年第4期，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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