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女兒曉風：不該忘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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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將她的回憶錄題為《往事如煙》，而章詒和女士懷念她的幾位前輩之作則名為《往事並不如煙》。其實兩人表達的都是一個意思：那些苦難的往事，希望它能如逝去的歲月般地，如煙雲般地逝去。可是，這又怎能做得到呢？何況，那些往事也不應該被忘掉。列寧曾有過這樣的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還有一位哲人也說過：「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大意）」。看來，大家都必須時常打開記憶的閘門，將往事鉤沉出來，記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才能進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才能永不再重演。

日前，林賢治先生再三約請我，作為現代第一樁大文字獄「胡風反革命案」受難者家庭的一名子女，寫一寫我的親身經歷。雖然我很怕落入個人炒作之嫌，但基於以上原因，只能勉為其難了。1955年5月13日，那個黑色的星期五，對於牽連進這個案子的所有家庭來說是個永生難忘的日子。

從這一天起，《人民日報》上陸續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一冤案從此構成了。對我們這些子女來說，其震動之大，無異於天塌地陷，從那一天起，我們眼中的世界整個變了樣，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那一天起，父母們陸續被拘押，被審查，進看守所，進監獄，被勞改；做子女的我們，或是失去了美好的童年，或是失去了幸福的少年，在本應有父母關愛的時候失去了他們的關愛，在本應受教育的時候失去了與同齡人平等的機會，沒能受到完善的教育，落在了起跑線的後面，聰明才智得不到培養和發揮，或者落到了社會的底層，甚至影響到了我們的戀愛與婚姻。

關於我個人自那天之後的一些情況，我曾在一篇回憶文章《我和我的父親胡風》（載《現代家庭》1999年9期）中簡要提及過：雖一直在要求進步但因總是「划不清」與父親的界限而不能加入共青團；雖成績優秀但兩次考大學都因政審不合格而未被錄取；參加工作時又沒有好的工作給我，只能在最臟最累的車間里當學徒工；最後，在「三年困難時期」來到了農場從事農業勞動，並在那裡安了家；近二十年過去了，父親獲平反后，我才被調離農場到父親所在的藝術研究院工作。這裡，我就不想再重複這些，而是重點談一談我在農場近二十年的生活，尤其是在「文革」中的種種遭遇，因為那件件樁樁都與我的家庭出身掛起了鉤。

1961年9月，我從街道上報名來到了京郊的一個國營農場，當了一名農業工人。

勞動是艱苦的，尤其對於像我這樣學生出身、身體又瘦弱的女孩子來說，則更苦更累。耪地、間苗、澆水、搗糞、裝車、割麥子、掰玉米、拾掇棉花，等等，什麼活都干，日晒風吹，泥水裡淌。

好在我不惜力，幹活老實，人緣也比較好，往往是，有的老工人在上壠活時早到了地頭，看我還差一大截，就馬上回過頭來接我。在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也就在農場安心勞動，就這樣過了下來。我的愛人也是農場的職工，他是怎樣來到這裡的，那又是另外一種情形了。簡單說來就是：高中畢業后被選拔保送到某軍事院校學習，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與信念，主動要求到地方工作，又困惑於理想與現實間的矛盾，歷經周折，最後也來到這裡當了農業工人。

我們認識后，由志趣相投而感情日深，一兩年後便決定結婚。領導對我們的婚姻表示異議，警告他說這會對他有不好的影響時，他卻不領這好意，於是，我們在1965年12月初登記結了婚，並在農場一個破舊的牛柵里安置了新家。這年年底，我父親回到家中，作為監外執行。過了全家團聚的一個春節后，又被送到四川去，我母親則自願「伴囚」，與他隨行。他們於1966年2月到了成都，公安部門在城裡給他們安排了住處，在監管中生活，母親是「免於刑事處分」的，所以有一定的自由，也能與我們兄妹通信，有時，我也按她信中所說的給他們寄去所需的東西。

「文革」開始后，當地的運動愈演愈烈，上面把他們臨時轉移到了川東的一個勞改茶場。這時，我與愛人商議，反正我們已在社會的最底層，處境也就這樣了，還是由我一人來與母親通信，轉達我們兄妹的情況，報個平安吧，我們就通知我的哥哥與弟弟不要再與他們通信了，以免招惹麻煩。弟弟曉山這年正值高中畢業，屬於「老三屆」。聯考制度已經砸爛，他和同學們一樣無法升學，在到外地去串聯了一趟后，於1968年響應號召下鄉插隊落戶去了。那是內蒙呼市附近的土默特左旗，屬農區。一年的工分沒多少錢，根本不夠生活，只好靠我哥哥給他一些補助。這一插就是十年，雖然因表現優秀，在招工和招工農兵學員時，村裡曾多次推薦他，但都被這出身卡住了，直到恢復聯考制度后，才因優異的考試成績被大學錄取。

再說我哥哥曉谷。解放初期在上海時，他就入了青年團並擔任團區委的工作，後來到華東航空學院（現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習，成為新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並於1952年入黨。父親出事後，學校領導對他仍很信任，沒有什麼歧視，畢業后留校任教。但「文革」一開始，所在的學校也不例外地掀起了暴風驟雨，他再也不能教學，只得靠邊站，和其他反動學術權威一樣，住過「牛棚」，又因與父親「划不清界限」而被處分以留黨察看。那時候，曾有他們單位的人來農場向我調查他的表現，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問題，例如，他與父母相處的情況，是主動鬥爭還是感情很親密，你是如何認識的，等等。我據實說明，當時是公安部要求他帶著我和弟弟做父親的工作，希望他能認罪，接受改造，並對他說清，不要在生活疏遠他們，要關心和照顧，保持父子關係，等等。而哥哥當時所做的一切正是嚴格按照組織上的要求的。

1966年底，我的大兒子出生了。孩子很可愛，母親給我寄來了她織的小毛衣。

後來，我將孩子穿著它照的相片寄給了她。在那風雨飄搖的歲月里，這張照片給他們帶來了難得的歡樂。不久，形勢更壞了，勞改茶場也不能呆了，父親被押解著離開了母親，又去過看守所里的日子，再後來，被送到位於四川大竹縣的省三監的大監里，與重犯人一同生活勞動。那張照片也就伴同他過著多年暗無天日的生活。母親則留在勞改茶場勞動，直到1973年，因父親患精神疾病才得以來到父親身邊照顧他的生活。在這一時期，他們與我完全失去了聯繫，生死不知，只能在心底里推測著他們的境況。

每年的春節，曉山從鄉下回到北京，哥哥也放寒假來北京過年，這時，我們兄妹三人才得以團聚。我們農場因為是在郊區，所以，「文革」前夕先開展了「小四清」運動，上面還派來了工作組。究竟是否查出領導幹部有什麼四清四不清的問題，我們都不知道。只知道不久就開始對我們中有「問題」的普通職工下手了。也很想找出我和我愛人有什麼重大問題，可又找不到。正好這時農場里出了一件大事故，卻差點把我倆扯了進去。

事情是這樣的：職工們常把上班用的腳踏車存放在大食堂里，一天夜裡，食堂忽然失了火，燒掉了一些腳踏車。調查認定是有人放火，嫌疑人鎖定在一個男青年身上，不久就將他抓進了看守所。這青年與我同期來農場，我們關係很好，他把我當作姐姐。可正好那天我的腳踏車沒放在食堂，而是放在家裡。於是，便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定是他預先向我作了通報。工作組對此人一再審問，逼他承認放火，屬「階級鬥爭新動向」。對我們，還不能直接審問，而是左拐右彎地，想把我繞進去。我根本不知情，當然不能作證他究竟有沒有放火，只是實事求是地說明為什麼沒把腳踏車放在食堂。工作組沒有抓到任何可乘之機，這才不再為此事問我（直到「文革」後期，此人才被放了回來，對他下的結論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就這樣，在看守所里過了幾度春秋，最後還留下了「尾巴」，直到「文革」結束，因他不斷申訴才重下結論，給他落實了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農場職工都是從社會各處來的人員，成份比較雜，包括了一些漢奸、偽保長、小連長、「地富反壞右」子女，等等，應有盡有。一開始，我們場就揪出了不少「牛鬼蛇神」，主要是「地富反壞右」。

紅衛兵拉著他們敲鑼游「街」（場里的大路），批鬥他們。那時好像就已有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說法，所以，我雖然不能參加革命行動，但也沒對我有什麼大的傷害。只是，一些會我無權參加，也不讓我參加革命組織。我愛人倒能參加，並參與了革命組織的一些活動。由於他政策水平強，還成了組織的「高參」，以致到後期就被對立面說成了是「黑後台」。

隨著運動的深入，作為最高指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中的按語在批鬥會上一次次地當作口號喊出，其中「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一句是用得最多的。於是，早已被人們忘懷的「胡風」這個名字在十多年後又被記了起來。我也就一次次地被置於了難堪的境地。由於我們農場是北京市農林局直屬的良種場，所以，每年的麥收和秋收都要分配當時的中央直屬文化團體或機關到我們場來勞動，並在現場召開批鬥會。京劇院、中央黨校、還有作協和文聯等單位都來過。每次，都是由他們的造反派帶上來一溜「黑幫」，當場揭發他們的罪行，進行批鬥。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作協和文聯的成員來參加勞動的那次。「黑幫」中有臧克家、冰心、黃胄等人。

批鬥他們時，一面揭發聲討他們的一些「資產階級腐朽生活」表現和反動言行，一面還得讓他們「坐飛機」。我們農場的職工則站在後面觀看，也參加他們的批鬥會。看著瘦弱的冰心被造反派擰著胳膊「坐飛機」，人們還不斷地嘲罵和指斥她，什麼「美帝國主義的洋奴」、「司徒雷登的乾女兒」等話，我心裡不由得暗自慶幸我的父親沒在這一行列里。過一會兒，他們又指著一位說是漏網的「胡風分子」，於是，主持人便領頭高喊「打倒胡風反革命分子」。我只好低著頭也跟著喊。但心裡直擔心那些「客人」知道我的身份，巴不得這會早點結束。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林彪敗露后，按說我們的處境應該好了吧。但卻變本加厲地開始了新的運動，「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且是從未有過的激烈。場里不斷地揪出新的「階級敵人」。早就被「解放」了的場長是從農村提著頭鬧革命出身的十三級幹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有個特點是好大喜功，很想弄出個特大案件來「震」一下農林局系統。於是，他動員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到處去調查我們倆的情況。這時，從城裡又給農場派來了工作組。他們內查外調，從我們周圍的人那裡，整理出了一些「材料」。本來，我倆人緣好，不管和什麼人都處得不錯，當然很容易被劃成所謂的「集團」。於是，也出現了一些針對我倆的大字報。更出乎我們意外的是，工作組竟陸續編出了個「三批材料」，在全場大會上宣布，還危言聳聽地說查出了什麼翻案集團、放火集團，等等。

「材料」和大字報中對有些人是點出名字的，對我倆則是用 ×××、××（我愛人的名字是兩個字）。

說我們如何如何是胡風的孝子賢孫，如何看過胡風的十萬言書（連三十萬言他們都沒搞清楚），等等。

具體說的什麼我現在都記不得了。總之，如同偵探小說一般，故事性特強。後來可能他們自己也感覺到太荒唐了，所以宣讀過一回后也就不再提了。總之，老譜就這樣地在十多年後翻了新。形勢是如此的嚴峻，每次開揪斗大會時，我都是心驚膽戰地，不知我倆會不會被身旁的小將揪上台去。往往是，每當揪出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就會拍著桌子大聲叫喊：「大家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有沒有了？」大夥高聲答道：「有！」

有時，主持人還會高喊「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面呢！」，以起到震懾人心的作用。曾有一次在向我調查什麼情況時，給我看一份某人的揭發材料，對我說，你看，他都揭發你了，你還不揭發他？我說，我不能因為他揭發了我，我就隨便說他，我得實事求是。他們實在找不出可以給我們定罪的事由，加之，農場的老書記較注意政策，反對揪我們上台。隨著運動的結束，工作組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外面的情況一天天在好起來，終於，「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們也與母親恢復了通信，知道他們還平安地活著。到1977年秋，聯考制度恢復，曉山在插隊十年後，考上了內蒙師範學院，《青年報》特地發了報道，以示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的。不管怎樣，這是個重要的信號，我們都感到情況要有轉機，母親的信上也開始有了樂觀的話語。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平反一切冤假錯案」的決議，更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1979年1月12日，我接到父親發來的電報：「離此去成都」。幾天後，又收到了母親自成都省委第二招待所發出的信。原來是公安部電話通知監獄當局讓釋放父親出獄的。

不久，曉山趁寒假期間，一人先去成都，和他們共度了自由后的第一個春節。到我去成都看望他們時，已是春光明媚的四月。由於形勢變了，我向領導請假時，出乎意外地順利。在成都難得地陪他們遊玩了一陣后，仍然回到農場繼續干我的農活。

這年的11月底，因父親住院動手術，我又請假來成都陪護他，這之後，再也沒回到農場上班。1980年3月底，中央安排父親回北京治療疾病，我的父母才結束了在四川十多年的生活。這年的9月，中央發布76號文件，在政治上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安排父親為藝術研究院的顧問，同時調我到同單位做他的秘書，協助他的工作並照顧他的生活。第二年的2月，正式給我辦了調動手續。我愛人也在這之前由原工作系統調回了城裡。我們回到了在城裡的家，從此結束了那段難忘的農場生涯。

晚年的胡風臉上寫滿滄桑

一天，我陪同新單位人事處的同志去農場調檔案。辦完后，那位同志對我說，給你的評語寫得很好啊！我只是笑笑，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作為「反革命欽犯」的女兒，我這二十多年的遭遇，實在還不能算太壞，也僥倖沒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二十多年前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種種壓力，至今仍不時在我的腦海中閃現，那種壓抑感又會重新湧上心頭，揮之不去。近年來，我讀到不少回憶文章，裡面更多的是家破人亡，精神失常，在凍餓中或「勞教」中悲慘地死去，青春和才華在超重的體力勞動下隨時光流逝令人不忍卒讀。我一直在想，為了死去和受害的一代、兩代乃至三代人，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2004年4月）

作者簡介

胡風的女兒張曉風左二

曉風，藝術研究院研究館員，作家協會會員。本名張曉風。湖北蘄春人。1939年出生於敵機轟炸下的重慶；因戰亂兩歲多即寄養在上海的幼稚園裡，直至抗戰勝利才與家人團聚；高中畢業考大學時因受「反革命」父親胡風的影響，政審不合格而未能升學；后在北京郊區國營農場當農業工人從事大田勞動；二十年後，胡風獲平反，遂調至藝術研究院擔任胡風秘書。胡風去世后，主要從事胡風著作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主要作品有《九死未悔胡風傳》及《我的父親胡風》等。並主編了《胡風選集》、《胡風全集》等十餘種。

【摘自《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集體回憶）》林賢治編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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