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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it | 和張朝陽吃飯

老it | 和張朝陽吃飯

(一)

第一次見張朝陽好象是1997年,那時候人們離互聯網還很遠。有多遠呢?瀛海威在白頤路的路牌廣告說:前方向北1500米。

一天上午,原來的副刊部主任趙紅找到我說:「東輝,中午有飯局嗎?」我說沒有。她說那我找人請咱們吃吧。

那時候我編頭版,平時還真沒什麼人請吃飯。但那時報社還在十九中,食堂的飯菜比一般的館子都香,所以倒沒出去吃飯的癮。當下看在趙紅的面子上,也就痛快答應了。

我和趙紅打了一輛一塊二的夏利,來到南禮士路長安商場對面的一座辦公大樓。在一間不斷有人穿來穿去的辦公室里,我見到了一身西裝、大腿上架著一台筆記本的張朝陽。整個採訪過程中,他好象沒站起來過,那台筆記本也沒離開過他的大腿。

當時的採訪細節現在想不起來了,談的內容是關於張的老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尼葛洛龐帝,當時這位老人家正在北京簽名售書,書名叫《數字化生存》。尼葛洛龐帝還是搜狐天使資金的投資者,這是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的。

採訪后張朝陽遞給我一張名片——北京愛特信公司總經理。時至中午,張沒有請我們吃飯的意思,我們只好起身告辭。

出了辦公大樓,我和一臉歉疚的趙紅徑直走進了馬路對個的麥當勞,我請了她。

後來知道張當時剛剛回國創業,傳說他第一次拜會當時的網路「大姐大」張樹新並和她在一家小館子里共進晚餐,晚餐后張朝陽提出AA制付帳,張樹新看了看眼前的這位年輕人,說還是我請吧。

那次採訪后張朝陽的名字和他的那張名片便都被遺忘在我的名片盒裡,兩年後張朝陽和他的搜狐聲名雀起,但我一直沒想起來當初採訪的那個枯瘦的青年就叫張朝陽。直到三年後我再次採訪張朝陽,看著他總覺得面熟,回去后翻出三年前的那張名片,才把他們對上號。

(二)

2001年9月,搜狐在納斯達克的股票已呈跌勢,而此時,張朝陽做了一項搜狐歷史上最受爭議的決定——收購另一門戶大網ChinaRen。一天傍晚,即搜狐公布兼并ChinaRen的前一天,張把我約到了他的辦公室。

當時張朝陽的辦公室已經從東長安街光華長安的五層搬到15層,落地窗正對著海關大樓。因為大樓呈拱門形,所以人們都說海關大樓對面的光華長安風水好。張朝陽的辦公室極寬闊,靠窗的位置孤零零地擺放著一張辦公桌,桌上擁擠而零亂。我曾指著他的辦公桌問他為什麼不解僱自己的秘書,他說不怪秘書,東西歸置好了他總找不到。

那天傍晚張剛下飛機,神情疲倦,癱坐在沙發里。我至今記得夕陽的一抹餘暉落在窗前,讓這次採訪的基調多了些無奈的傷感。採訪還在進行時,他突然說餓了,他指了指我說你也沒吃飯吧,就讓秘書叫了兩份麥當勞。

在後來的文章里我稍微描述了一下張啃漢堡的神態,於是有張的支持者寫了一封長信痛斥我,說我落井下石、小人心態、幸災樂禍等等。我很認真地給她回了一封長信說明我的觀點和那些細節描述的用意,於是她回通道歉,說誤解我了。

那次採訪我主要質疑兩個虧損的門戶加在一起不就是更大的虧損?張則試圖讓我把關注點放在技術和用戶上,而非財務。

(三)

兩個月後,搜狐新管理層宴請北京的IT記者吃飯,那次飯後搜狐進行了它歷史上第一次大裁員,15%的員工被請出公司。

那頓飯是在一家北京郊區的小涮肉館里吃的,因為館子太小,張朝陽讓店主把所有的桌子拼在一起,然後二十多人圍坐一圈涮起羊肉。張朝陽在吃飯時喜歡喝點啤酒,但在工作日里決不沾酒。當時從ChinaRen過來的三兄弟都已成為搜狐的副總裁,把持搜狐的行政、營銷、技術大權。飯桌上大家玩起了當時在網路界非常流行的「殺人遊戲」。張朝陽總是主導大家去殺錯誤的「兇手」,而真正的兇手原ChinaRen總裁陳一舟卻不動聲色地殺死所有的「好人」。遊戲中張的固執憨直與陳的機敏鎮定成了鮮明的對比。之後有記者分析說,不諳國情的張朝陽鬥不過ChinaRen三兄弟。

而半年後,三兄弟先後離開搜狐,而張朝陽仍牢牢掌握搜狐大權。

(四)

2002年1月1日,納斯達克崩盤,網路股也隨之跌入谷底。

這一年的春天,光華長安的員工們經常可以看到張朝陽兩手插兜、吹著口哨、步履輕盈地走過光華長安的停車場。是時,搜狐的股票跌至50美分以下,贏利進程一籌莫展,如果其股票不能在三個月內回升到一美元以上,則面臨摘牌危險。因營運困難,以王志東、王峻濤為代表的互聯網創業者在那段時間的前後紛紛被資本方驅逐,下一個被資本驅逐的人是誰?人們盯上了張朝陽。

這時我奉報社差使要做一期張朝陽的《與老闆對話》。採訪並不順利,張幾乎不大說話,總是坐在那裡看我說,等到我也沒的說的時候,我們就都悶坐著。

天色已晚,張終於開口說我請你吃飯吧。

我們一起來到光華長安二樓的潮好味,我說這兒你熟你點菜吧。張朝陽點了兩道菜,其中一道是清炒白菜。他說他最喜歡這道菜,而且特意囑咐服務員不要放味精。我想把採訪繼續下去,但張埋頭吃飯不大理會我的問題。吃完飯我打電話給搜狐的市場部經理王秀娟,告訴她採訪失敗了。

幾天後我被安排第二次採訪,張朝陽說辦公室里太悶,於是我們去了光華長安對個的星巴克。我們坐在街邊露天的座位上,張朝陽玩著手裡的咖啡杯對我採訪的問題給了一些含混的、官樣的答案。我知道這樣的採訪內容毫無發表價值。我急了,說我們的報紙是要賣的,你的回答我們的讀者沒辦法感興趣。

他抬眼問你們的讀者對什麼感興趣?我說他們想看你現在面對壓力的真實想法。張朝陽憤怒了,他說我沒有壓力你們為什麼一定要說我有壓力?我現在告訴你什麼是壓力:「1999年的時候公司的錢快花光了,再沒有新的投資公司就要關門。我遊說許多家風險投資可是沒有結果,後來我又累又急,病倒在床上,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但每天還得給投資商們打電話勸說他們,還要裝做很有激情。我不知道錢什麼時候能要到,也不知道公司能堅持到哪一天。現在呢?就算我們被摘牌了,我還有這麼大的公司、這麼多的業務,我還有幾千萬的用戶,我手裡還有幾千萬美金的現金。你告訴我我為什麼要有壓力!」

採訪就這麼進行了下去。

一周后張給我電話,說他看了那期的《與老闆對話》,還不錯。

(五)

那次採訪的一個月後搜狐股票回升到一美元以上,沒有被摘牌。

又過了一年搜狐公司實現贏利。

2003年的春天搜狐股票翻漲80倍,光華長安的辦公樓里擠滿了一夜暴富的百萬富翁。

那一年的冬天,在香港灣仔R66旋轉餐廳,張朝陽宴請媒體。對著遠處的樓群和海面,張一直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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