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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艾伯|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回歸

帕特里克·艾伯|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回歸

法意

導言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雖然在黨內初選即落敗於希拉里·柯林頓,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代表著美國左派實力的崛起。本文以桑德斯的兩部自傳和幾大主要的社會主義左派雜誌為依據,詳細探討了如何在當今川普當選為總統的美國繼續發展左派勢力,最終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目標。通過敘述桑德斯的政治經歷,作者為當前美國左派開出的藥方是:擴大群眾基礎,特別是要吸引年輕選民對社會主義的支持,如星火燎原般逐步贏得選舉;對抗川普的惡劣政策,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平等主義改革方案,建立起系統化的理論。

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回歸

文/帕特里克·艾伯

在當了半個世紀在野黨之後,社會主義左派在美國東山再起。

對美國左派來說,2016年是一個以殘酷轉折告終的年份。起初幾個月,自我標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伯尼·桑德斯取得了難以置信的成功,對民主黨最終候選人希拉里·柯林頓構成了嚴重挑戰。然而到了2016年底,不僅桑德斯在競爭中落敗,希拉里也在大選中輸給了川普,這位億萬富翁披著階級仇恨的外衣鼓吹金權政治和排外主義。

但是左派實力明顯壯大也並非全是幻象。直到2016年11月,桑德斯還在選舉中獲得了一些重要的勝利。冷戰使作為美國政治傳統的對立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根深蒂固,桑德斯為了破除意識形態共識而付出了巨大努力。桑德斯在開始競選時就把自己明確定位為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從而賦予了這一深深紮根於美國政治傳統的政治身份以新的意義和重要性。

除了消除社會主義的惡名之外,桑德斯的選舉活動還為新一代左派和改革派提供了藍圖。通過參加民主黨內初選和展現其具有吸引大量選民的能力,桑德斯表現出一種左派傾向性。即使是在秋季選舉中失敗了,桑德斯也為一個更加具有改革意識的民主黨開闢了道路:「桑德斯民主黨人」可以繼續在黨內工作,而不是僅僅在黨外抗議。前方的道路似乎很明朗:在柯林頓贏得大選后,更加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左派將努力提供全面社會服務,推動刑事司法改革和其他關鍵事項。

但是現在,左派並沒有在矛盾重重但相對穩定的民主黨內鞏固自身地位,卻同時顯現出復興之勢和與選舉無關的動向。近年來蓬勃發展的雄心勃勃的目標,如全部由國家支付的醫療保險,不必使學生負債的高等教育,每小時15美元的國家最低工資,帶薪休假,刑事司法改革等——似乎已經屬於一個不存在的政治世界。左派目前處於防禦地位:他們不再推動福利國家計劃的實施,而是專註於防止自身分崩離析。他們也不再確保醫療保險,教育,住房等公共產品的公平獲取,而是致力於防止對普通民眾的全面掠奪。同時他們不僅要壓制民主黨內的鷹派,還要擔憂世界的毀滅,無論是毀於核戰爭還是氣候變化的不作為。

所以被寄予厚望的2016年「政治革命」還剩下了什麼?桑德斯的兩本書——《白宮裡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和《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以及發表在新左派主要宣傳陣地——《社會主義知多少》(The ABCs of Socialism)和《我們想要的未來》(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兩本刊物上的文章提供給我們一些線索。雖然這兩本書的寫作心態不同,卻依然可以作為思考前進方向的重要參考。

桑德斯崛起為一位講實話的政治家和美國左派的道德良知這一事實是很難預料的。儘管他是美國歷史上通過選舉達到最高職位的社會主義者,但桑德斯在許多左翼人士看來並不能完全代表他們的計劃和行動,這些計劃在21世紀初是非選舉性質的和城區化的。但是桑德斯所倡導的目標——減少經濟不平等、阻止氣候變化、和金錢對政治的腐蝕作用,在經濟動蕩的背景下顯得非常應景,從而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桑德斯故事的詳細敘述和他快速崛起的原因屬於未來的歷史學家的工作。但他所寫的兩本競選自傳確實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2015年上市的《白宮裡的局外人》出版得相對比較快。除了桑德斯重新寫的前言和《國家》雜誌的約翰·尼克爾寫的後記之外,這本書不過是他1997年出版的《白宮里的門外漢》(Outsider in the House)換了個名字重新出版而已。《我們的革命》一書在川普勝選後幾天內上市,這本書重述了桑德斯的自傳,但是也記錄了一些有關他和柯林頓競選的事,並以詳細政策規劃結束。

兩本書記述的桑德斯的人生經歷很相似,但是出版較早的那本書對他的青年時期和從政之路描述得更加詳盡。桑德斯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猶太中低階層家庭。作為一個油漆銷售員的兒子,他的童年並沒有生活在貧窮中,但他一直很清楚他並不富裕的家境。他大學第一年就讀於布魯克林大學,隨後轉學去了芝加哥大學,在一群商人和專業人士的孩子中倍感孤獨。他承認自己並不是個特別好的學生,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青年社會主義聯盟和種族平等大會的活動上。

民權運動是桑德斯六十年代早期從政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參加了反對芝加哥大學種族隔離居住的抗議活動並因此入獄,1963年坐大巴車去華盛頓參加了華盛頓工作和自由大遊行,正是在這次遊行中馬丁路德金髮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桑德斯還參加了學生平和組織,並介入了反戰運動。大學畢業后,他搬到了弗蒙特州,生活困窘。在參加了1970年建立的反戰的自由聯盟黨后,1972年桑德斯參加了美國參議院競選,只獲得了百分之二的選票。四年後競選州長,獲得百分之六的選票。

也許正是他在弗蒙特州與民權運動和本年代其他鬥爭的隔離使桑德斯傾向於選舉政治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行動。或者只是因為自由聯盟黨的勢力佔有一席之地,而他恰好是那個願意競選參議院的人。但是桑德斯和以紐約為大本營的像邁克爾·哈靈頓這樣的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們構成了美國當今推動民主黨走向可能的左翼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先驅,而桑德斯卻獲得了在選舉中闡述社會主義主張的經驗。如果為數不少的左派已經在20世紀70年代妥協於從民主黨內部進行改革,那麼桑德斯則決定發揚從他的楷模尤金·德布斯繼承來的選舉社會主義傳統。

桑德斯在1981年獲得了首次政治勝利,當年他出人意料地以14票的微弱優勢選為伯靈頓市長。但並不是他的當選才使他第一次把「政治革命」作為口號。當選為一個致力於保護環境和抑制房產稅增長的團體的成員后,桑德斯很快發現伯靈頓市政委員會並不願意與他合作。所以他決定發起一場政治革命來贏得更多選舉,拿下市政委員會的席位和市長辦公室的位子。在接下來的選舉中,他的進步聯盟在每個選區都參加了競選,幾乎跑遍了各家各戶拉票。桑德斯陣營贏得了幾場選舉,儘管不是多數,但已經總有足夠席位來否決任何民主黨或共和黨議案,迫使兩大傳統政黨不得不和他們合作。桑德斯寫道:「如果一年前競選市長成功被某些人視為僥倖的話,那麼現在的情況就是確定無疑的了——一場政治革命正在伯靈頓興起。」

在桑德斯的市長任內,伯靈頓市成為了1920年代地區社會主義的復刻。他履行了停止提高房產稅的承諾,並通過房屋和食物稅增加了政府收入。建立社區土地基金來為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還實施了湖濱美化和文化復興計劃,如舉辦免費的藍調音樂,爵士樂,雷蓋樂,鄉村音樂節,還有一些以斯達茲·特克爾和諾姆·喬姆斯基等著名左派學者為特色的活動。桑德斯還賦予這個城市一種外交政策,他曾去馬那瓜紀念尼加拉瓜革命勝利,在1988年的蜜月去了蘇聯,在1989年去了古巴。

現在的問題是,桑德斯的「政治革命」——即大規模組織的地區選舉勝利能夠推動美國政治走向左派,是否能取得比地區規模更大的勝利。1990年,桑德斯成功當選為眾議院議員並在任上連任八年;2007年被選為參議員,與民主黨人發生過一些爭執。他成為了職位最高的美國社會主義政治家。

桑德斯在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控制整個民主黨的時期無緣進入這一政治中樞。他在1996年比爾·柯林頓競選總統時願意支持他,但是並沒有多大的熱情。他認為主流民主黨人已經拋棄了階級的話語,並且反對民主黨領導委員會主導的貿易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為該協定直接將美國工人置於與美國之外低工資和監管標準的激烈競爭中。

在1991年當選參議員后,桑德斯與俄勒岡州的彼得?德法里歐、伊利諾伊州的雷恩·伊萬諾斯、加利福尼亞州的馬克辛·華特斯和朗·德爾魯姆等民主黨盟友共同建立了進步小組。他致力於在現有法案中增加進步元素。在目睹了1996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產生的選票反彈后,他設想到:「如果這個國家的進步分子可以擁有四到五晚黃金時間的電視節目和頭條新聞報道會怎樣?如果我們傳播一種美國人所不熟悉的觀點會怎樣?我們會突然成為美國的決定性政治力量嗎?不會的。那麼數百萬美國人會對民主社會主義產生同情嗎?是的。」

但是在國會之內是不可能實踐他的政治革命理論的。還需要更多公眾關注,需要一場聲勢浩大的競選活動來籌集資金,宣傳主張,更需要動員志願者們在全國行動。在更大規模實踐他的理論的唯一現實的路徑是競選總統。在2015和2016年,連桑德斯自己也驚訝他竟然憑藉這個策略走了這麼遠。

如果桑德斯成功當選為總統,他就會遭遇一個由民主黨和共和黨員組成的不願意與他合作並視其勝利為僥倖的國會,正如他在80年代早期的伯靈頓遭遇的狀況一樣。真正的考驗在2018年中期選舉,屆時支持桑德斯的候選人將奔走全國,在每一個議會席位上展開競爭,就像當年的市政委員會選舉一樣。但是桑德斯當選為民主黨領袖最重要的方面也許是文化層面上的而非選舉層面上的。他為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賦予新的活力,並且在此過程中贏得了支持這一理想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的支持。

桑德斯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定義非常有特色:本質上是羅斯福主義,特別是從未實施的1944年第二權利法案中所體現的羅斯福主義。對桑德斯來說,住房、教育、醫保等某些社會產品被理解為權利而不是用來盈利的商品。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他主張削弱日益集中的財富的力量,因為這些財富扭曲了市場,也扭曲了對富人有利的政治。但桑德斯對另一社會現象的批評同樣有力,也同樣切合我們的時代。他對1%的人佔有國家大部分財富的援引不僅涉及到經濟不平等,也涉及到政治不平等。如果富人們在政治制度中擁有更多話語權和權力,公民就不可能成為某一政體的平等成員。政治民主要求經濟民主,正如他在《我們的革命》中寫到的:「現在的暴君式貴族制已經不再限於對外國的影響了,美國的億萬富翁階級對我們的生活擁有前所未有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

桑德斯在年輕選民中的成功呈現出一種社會主義熱情的雙峰分佈。如桑德斯一樣的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生於60年代,現在有越來越多的80后注入這一社會主義陣營。這些人參加工作時正好是資本主義面臨不同程度危機的時候。《雅各賓》(Jacobin)雜誌創始人巴斯卡·桑卡拉編輯的《社會主義知多少》和《國家》雜誌的薩拉·里奧納多編輯的《我們想要的未來》使我們得以一窺新生代們是如何在21世紀重新定義社會主義傳統的。

兩本書有很多共同點,比如都是幾位編輯和作者合著的。《社會主義知多少》直接回應了由桑德斯競選所帶來的社會主義熱情的高漲。在他競選期間,《雅各賓》雜誌的訂閱量每個星期以數以百計的數量增長,詢問基本定義和歷史問題的信件如雪片般飛來。《社會主義知多少》以提問和簡短回答的方式選登了雜誌上的文章,為讀者呈現出社會主義理想的歷史。

《雅各賓》雜誌的讀者們雖然熱衷於桑德斯的競選,他們卻是明確站在馬克思主義一邊的,這和桑德斯有所不同。對《社會主義知多少》的讀者來說,社會主義的含義不僅是桑德斯的羅斯福式社會民主。他們的構想是,社會主義可以通過進步的稅制和堅固的去除部分社會產品的商品屬性的權利體系來實現。這將削弱但不會徹底破壞資本的力量。資本終將反擊,正如過去四十多年一樣。資本的反擊始於70年代初,這次反擊為商人和他們的政治同盟(如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創造了打擊工會和福利國家的機會。

對桑德斯來說,問題在於華爾街和億萬富翁階級以犧牲普通工人利益為代價控制了政府,塑造了對他們有利的市場。對《雅各賓》雜誌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問題更加尖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我們的革命》一書中,桑德斯主張限制大銀行的規模,也簡要討論了迫使政府支持工人所有的生意這一問題。但是正如比桑德斯走得更遠的桑卡拉在《社會主義知多少》中所說,社會主義理想依然是——「廢除我們所需的一切物品的私人所有制,如工廠、銀行、辦公樓、自然資源、公用設施、通訊和交通基礎設施,代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從而削弱精英的力量以抑制他們的財富和權力」。「這並不是說國家要沒收你的肯尼?羅金斯(知名歐美歌星)的錄音帶」,桑卡拉不無幽默地補充道:社會主義要廢除的是私有財產,而不是個人財產。

20世紀社會主義的一大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自稱超越了社會民主的國家都是政治上實施高壓統治的一黨制國家。新社會主義者既不否定也不詳述這一事實。他們關注的是社會主義的道德吸引力。對《雅各賓》雜誌的作者來說,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即使是以改良后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形式存在,資本主義對人類繁榮造成的損害就只能緩解而不能根除。單純擴張國家的範圍而不觸動私有財產是不夠的。儘管《社會主義知多少》的文章偶爾會批評桑德斯,但這些文章所表達的社會主義思想還是與桑德斯相似的。正如桑卡拉所說,要達到的目標是「人們不再損人利己,而是共同合作以促進所有人的發展」。有時以自己是最激進左派為豪的《雅各賓》雜誌與20世紀中葉興起的馬克思人道主義更加相似,那時現存的社會主義陣營被證明是與人類繁榮背道而馳的。總而言之,他們的觀點是改變現狀。

如果說《社會主義知多少》尋求建立左派的思想基礎,那麼理論性弱一些的《我們想要的未來》則致力於勾勒出在現存條件下實現理想所需的政策。《我們想要的未來》的全部文章最終得出結論:在平等主義語境下,高質量的全面社會服務將改變人類生活。

梅跟·埃里克森在《憧憬社會主義教育》(Imagining Socialist Education)一文中審視了我們的教育系統,主張社會主義者必須為全民接受自由、非商品化的教育所奮鬥。在《性別等級》(Sex Class)一文中,薩拉·里奧納多描述了全面幼兒護理對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重要性——因為自由主義的女權主義所能提供的最多不過是付的起錢的人才有資格享受幼兒護理。在《如何真正使黑人生活變得重要》(How to Make Black Lives Really, Truly Matter)一文中,傑西·梅爾森和丹澤爾·史密斯認為只有通過縮小美國白人和黑人之間的貧富差距才能蕩滌種族主義遺毒。為此,他們建議為所有出生於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孩子提供18歲可領取的工作保障和小額債券。有幾位這些書的作者還主張實行與現在和將來的技術、社會變革相適應的全面基本收入,從而減少工作這一生活自身商品化的體現,並削弱資本的力量。但是這些文章的目標讀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希望減少不平等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們的實現方式不是減少經濟差異而是提升機會。通過強調自由主義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我們想要的未來》的作者主張: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所共同的目標,如更加廣泛的平等,更加平等的代表,不只使精英獲益的政治制度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

由於善意的自由主義者已不再當權,這些論斷也就必須修改。川普的當選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極端的體驗:左翼雜誌的訂閱量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人數在桑德斯競選期間穩步上升,在大選日之後又大幅增長。儘管左翼目前勢頭正旺,但他們現在需要重新思考他們的戰略和思想。共和黨全面把持政府和川普的執行力意味著即使大規模動員也最多只能取得防禦性的勝利。這些勝利是真實的,也值得為之奮鬥,不僅是因為勝利促進了團結,更是因為損失也逐漸累積起來。我們不是在思考一條通往社會民主的慢慢長路,而是在對抗一個試圖肢解羅斯福新政的人所出台的種族主義、厭女主義政策和盜賊行徑。

但是左派不應當單打獨鬥。除了阻止川普的惡劣政策以外,左派還必須提出一種理論來改變民主黨不控制任何政府機構的狀況。桑德斯一度曾為我們示範過如何將民主黨推向左翼。但是他的策略的缺陷在於這一策略需要黨內的中間派贏得總統選舉,而這正如事實證明的一樣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儘管失敗了,但堅持與行動的決心依然堅定。如果民主黨人依然懼怕討論階級,就必須教會他們階級的話語。那些不能或不會對抗川普的人將會面臨來自左翼的嚴峻挑戰。即使民主黨的下一位總統候選人不是進步人士,左派也必須明白他們必須在他們在遇到下一位進步主義候選人之前必須獲得大量年輕選民的支持。川普招致的厭惡意味著民主黨將贏得未來的關鍵選舉。左派的任務是確保在民主黨當選的時候,民主黨將會成為一股更加倡導平等的進步力量。在此之前,左派應該關注的是共同點:公民權利,經濟平等,全面社會服務和真正的大眾民主。無論川普在廢除新政方面取得了什麼進展,我們必須掌握理論,以便在川普下台後將其建設得更強、更好。簡言之,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答案是,一切事情。

編譯文章:

Patrick Iber,Socialism』s Return,The Nation, Feb.21st, 2017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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