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現實與未來的影像博弈

歡迎關注同名微信公號：媒介之變（mediachanged），轉載須經授權。

孫佳山 藝術研究院

本文原載於《當代電影》2016年第7期

《寒戰》系列，被認為是繼《無間道》系列之後，香港最好的警匪片，這應該沒有太大的爭議，《寒戰1》確實也在2013年的金像獎上獨攬九項大獎，平了《甜蜜蜜》創造的歷史記錄。今年的《寒戰2》自上映伊始，更是馬不停蹄，很快就打破了多項票房紀錄，這其中更是包含了關乎香港電影自尊心的，香港人最在意的香港本地的華語片票房紀錄——2011年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所創下的票房紀錄，過去5年來在香港都未曾被任何一部港片所撼動——這對於敏感的香港人和香港電影來說，顯然是不能接受的。與此同時，隨著《寒戰2》的熱映，在主流媒介也引發了持續的話題效應，其中最大的焦點就在於認為《寒戰2》沒有了《寒戰1》當中那濃郁的港式警匪片的味道，甚至覺得片中的很多故事情節難以理解，缺乏邏輯，而這些話題和爭論也恰恰是我們充分討論《寒戰》系列所繞不開的前提。

無疑，警匪片是我們討論《寒戰》系列的關鍵詞。1979年香港電影新浪潮，《A計劃》《快餐車》等警匪片被迅速熱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警察故事》《英雄本色》《龍虎風雲》《辣手神探》等的賣座，進一步將香港警匪片推動成為那個時代的流行文化的一大潮流，特別是經過盜版錄像帶、碟片和地面電視台的盜播等，香港警匪片在大陸、台灣，韓國、東南亞，乃至世界範圍都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也是話語電影在古裝片、功夫片之外，能夠在世界電影舞台上找到位置的屈指可數的那幾個有限類型之一。然而，繼90年代末、新世紀初的《暗花》《無間道》《黑社會》等，現在看來差不多達到了香港警匪片作為類型片的最高峰之後，儘管也有《竊聽風雲》系列、《門徒》《毒戰》的出現，香港警匪片已經事實上沉寂了10餘年時間，再未出現能夠和當年比肩的作品，也再沒有產生曾經的影響力。

那麼，回到《寒戰》系列，《寒戰》究竟講了一個什麼故事？套用在影片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張國標的話來說，「這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水門事件』」。「水門事件」對於美國和冷戰年代的資本主義陣營意味著什麼，恐怕不言而喻，所以，《寒戰》系列其實在起點意義上，就不是簡單的警匪片，儘管有著作為這種類型片的濃鬱氣息，但它們首要處理的，並不是虛構的香港版的「水門事件」，甚至都不是警匪片的類型翻新，而是當前這些年香港的現實遭遇以及所面臨的尷尬困境。

一、卧底題材的表意困境與類型翻新

首先，《寒戰》系列是一個卧底的故事。卧底題材是香港警匪片的一個典型套路，《寒戰》系列的中的男主角之一李文斌，正是故事中「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也就是香港警隊專門負責卧底工作的大名鼎鼎的O記的主管，《寒戰》系列前兩部中，被前警務處長蔡元祺利用的前0記卧底探員們，是整體情節展開的關鍵推動力量。自然，從周潤發時代的《龍虎風雲》《辣手神探》到《無間道》《黑社會》系列，20年來香港警匪片的卧底題材中的種種經典形象和橋段，也都成為了《寒戰》系列的史前史，這些前0記卧底探員們之所以能被前警務處長蔡元祺利用，恰恰是因為那個年代的江湖義氣兄弟情。《寒戰2》中，便利店門前李文斌和楊佑寧扮演的何國正的充滿了絕望的對視，恰恰就是調動起了過去港式警匪片觀眾這種相對接近的情感結構的情感共振，這也是李文斌在接受立法會聽證會質詢之前決意作為卧底深入到前警務處長蔡元祺的陰謀之中的心理邏輯。《寒戰》系列的卧底故事所牽引的，正是港式警匪片興盛年代曾閃爍著江湖義氣兄弟情的「老警察」，在這個年代中面臨著被以劉傑輝為代表的更懂得相對合理利用法律和新興信息技術的「新警察」所迭代的歷史命運。這也是為什麼在《寒戰1》中，李文斌反應過激的重要原因，因為在更為規範的治理模式下，「老警察」的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小。

只不過，我們必須要清楚，李文斌所代表的「老警察」其實也並沒有想象中的悠久傳統，他們也不過是一個晚近的「發明」。事實上，香港自鴉片戰爭被割讓開埠之後，在殖民地的政府架構下，治安領域的貪污、腐敗問題幾乎是與生俱來。葛柏、呂樂、藍剛、韓森、顏雄......等一連串警隊高官的貪腐案件非常清楚地標識出二戰之後香港的社會現實，在幾十年間香港警隊都很難具有正面的社會形象。正是在面臨著政府信用崩盤的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通過了《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宣布成立一個與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都沒有關係的獨立的反貪組織，即香港廉政公署，它獨立於香港政府的架構，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長官負責。正是在那之後，經過一系列在香港電影中也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的「廉政風暴」，香港警隊才具有了相對正面的文化形象，這是香港警匪片類型能夠成型的基本前提。然而，時勢造英雄，能夠製造出香港警匪片中的英雄的「時勢」，還遠不至此。自1970年代末開始，20世紀中后頁的全球冷戰格局的全面轉型，使包括香港在內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被選定為資本主義陣營的示範「櫥窗」，擔負起獨特的冷戰文化角色，香港警匪片在這個大的「時勢」下，更是成為了香港文化的一張名片，作為想象中的更為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文化範本，既武俠片之後，在世界範圍都開始有了明確的存在感。

因此，與其說香港警匪片在新世紀的長時間低迷，是所謂香港電影在回歸后融入到華語電影格局，受新世紀以來包括《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內的一系列協議、協定的衝擊所致，還不如說是在冷戰結束之後，港式警匪片所依託的原有的冷戰、后冷戰年代的文化空間已經失效和被改寫的結果。這顯然是不可逆的世界歷史進程。《寒戰》系列，在類型片上的有效性也正在於此，如果說《無間道》《黑社會》系列只是香港電影對這種冷戰、后冷戰格局的退場和消退所做出的困惑和彷徨的話，到了《寒戰》系列則真正開始直面這種大歷史變遷所帶來的在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的衝擊，這也是它們為何將自身定位為這個年代的「水門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法律與正義的悖離和惶惑

其次，《寒戰》系列是一個關於法律與正義的關係的故事。在面臨旺角爆炸和衝鋒車失蹤這種嚴峻挑戰面前，作為一個具有豐富一線實戰經驗的「老警察」李文斌出於直覺意識到這其中的蹊蹺，所以選擇了在和平年代與真正的「熱戰」一步之遙的級別最高的「寒戰」，意圖就是讓在背後博弈的各方勢力被迫充分暴露——事實也證明了他的判斷，只不過這個結果讓包括觀眾在內的所有人都為之驚愕——警務處長之爭不過是香港特首選舉爭奪戰的最前台，所有人都不過是幕後勢力操控的棋子。而且，這場爭奪的意義和影響遠遠不在於哪一方最終獲勝，作為這個時代的「水門事件」，它直接動搖了1970年代末以來，香港作為資本主義「櫥窗」所裝點出的普通法治理的模範城市形象的根基。正如劉德華扮演的保安局局長陸明華在《寒戰1》中所說，「香港是一個實踐普通法的城市，在編製上，廉政公署在行動之前是不需要向我彙報的。我明白現在新聞已經進步到什麼都可以問，可是問之前，你們能不能先了解一下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為這是我們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亞洲最安全城市的一個核心價值」。這義正言辭和光鮮亮麗的宣講，在《寒戰2》中遭到了辛辣的嘲諷。

我們已經無需在反面人物，是如何利用和玩弄了所謂三司十三局的三權分立制度的漏洞和縫隙，來呼風喚雨、興風作浪這個層面過多糾纏，這種明目張胆和觸目驚心對於這個年代的電影觀眾來說倒是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最大的悖論在於，劉傑輝，作為正面人物，當個人家庭受到衝擊和現行法律制度、機構的合法空間已經無法再為破案助力之時，也同樣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犧牲公共利益（擅自調動嫌犯李家俊）和侵犯公眾隱私（未經任何授權監聽）。也就是說，在傳統港式警匪片中，作為江湖義氣兄弟情背後的正義本身，在這個年代中出現了瑕疵，這也是港式警匪片在新世紀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冷戰、后冷戰年代在港式警匪片中駕輕就熟的香港故事再也難以自圓其說。這種瑕疵迄今為止在香港電影當中也只有《寒戰》系列開始有效觸及，因為從《無間道》到《黑社會》，無論是所謂的回歸之後重新界定身份認同、重新做人，還是以黑幫內部的傳承來隱喻大陸對香港的深度介入，那個階段都只是在隔靴搔癢，或者說還遠不夠絕望。當然，這也絕不僅僅是香港的一時一事之問題，冷戰、后冷戰格局的全球性終結和離場，使三權分立的普通法治理模式並不是只有在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美國，例如美版《謎一樣的雙眼》，同樣觸及到了在「911」之後的反恐形勢下，正義的重新書寫問題。《寒戰2》中李文斌和何國正在便利店門前的絕望對視和生死訣別，何嘗不是卧底題材乃至整個港式警匪片在這個年代里的絕望和訣別？德里達曾說過，一切都可以被解構，但是正義不可以被解構。換而言之，正義也不能被輕易建構，因為正義的區間通常有著明確的邊界，當正義的疆界開始被重新書寫的時候，尤其是對於現代世界體系而言，通常是與重大歷史轉折息息相關。

不會有太多質疑的是，好的商業電影，一般都注重在規定時間內最大程度表達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大多通過情節衝突的設置完成主人公性格、命運等的翻轉，這種技巧的高低，也是我們一般在討論商業電影的藝術性的時候的主要標準。重要的並不是正面形象的主人公是否有瑕疵，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當正面形象的主人公其所依託的世界觀、價值觀出現瑕疵的時候，也就是法律不再能有效代表正義、覆蓋正義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評價，亦或是我們該如何評價我們自身？這也的的確確不是一個電影內部所能承載的問題。

三、新舊地緣政治格局下的現實撕裂

再者，《寒戰》系列是一個關於地緣政治的故事。隨著《寒戰2》的熱映，在討論《寒戰》系列時，稍有見識的影評人和觀眾，都已將《寒戰》系列定位為政治電影，而不是警匪片。其實尤其是在卧底題材中，加入政治元素也是經典警匪片的一貫套路，然而對《寒戰》系列的這種分類方法的問題在於，尚遠不足以認清影片內外的真正問題。在《寒戰2》的結尾處，隨著前兩部影片的大部分線索的充分展開，劉傑輝在機場與前警務處長蔡元祺的對峙，既全面展現出幕後黑手的布局和野心，同時也將整個香港面對這種挑戰和挑釁時的無力和羸弱暴露的一覽無遺——面對顯然是港英舊勢力的前台代言的前警務處長蔡元祺的囂張和不屑——劉傑輝至多也只能用特赦和驅逐出境等手段來應對。顯然，以蔡元祺為代表的港英舊勢力已經是今日之香港所不能面對和承受的過往，當下香港的一切都深陷在有被其操控和玩弄的可能的悲慘境地。在《寒戰2》，影子內閣的密室會議中，那句「不管將來怎樣，我們只會過得更好」，赤裸裸地將冷戰、后冷戰年代所標榜的普通法治理的典範城市形象撕得粉碎，所謂三司十八局的三權分立制度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玩弄權謀的工具，那麼1995年解散的O記政治部，那些在片中被作為港英舊勢力的替死鬼的前0記特工，又帶走了多少今天的香港所不能觸碰的秘密和傷痛呢？

毫無疑問，港英舊勢力是不同於《寒戰1》中，一言不合即被爆頭、即被施以酷刑審訊的印度人，香港也不過是在新舊地緣政治的情勢下，各派勢力激烈交鋒和博弈的場所和中介。如果說《寒戰》系列由於各項情節的展開進度不一，這種癥候尚不明顯的話，那麼在陸劍青、梁樂民的《赤道》系列中，這一癥候則圖窮匕見。儘管《赤道》系列目前只推出了第一部，但在《赤道1》中各條線索即以充分和明了：香港已成為東北亞核危機的直接交鋒戰場，中美基於地緣政治的大國博弈在圍繞核彈何時轉移出香港、如何轉移出香港的問題上得到了充分彰顯，香港的安全部門和警隊等各色人等都不過是被推到最前台的棋子，每個人的最終命運都不過是這種地緣政治較力的副產品。所以，再回到《寒戰》系列，所謂的法治精神，也就幾近成了香港最後的、最為絕望的吶喊和聲索。

也正是由於香港所身處的地緣政治的坐標，出現了系統性的偏移和調整，包括卧底題材在內的港式警匪片只能也必須尋找新的表意空間。這同樣也並不只是香港一時一地所要面臨的局面和處境，同期的韓國卧底題材警匪片《新世界》亦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在非常大尺度地參考了《無間道》《黑社會》系列之後，《新世界》講述出了一個由新的地緣政治格局所左右的韓國黑社會繼承人的更迭的故事。影片的力量同樣來自於，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甚至連正義的邊界都發生了改變，所以一個看似極度暗黑的結局，反倒是前所未有的順理成章。因此，《寒戰》系列的出現，就並不是偶然現象，也並不是世界範圍卧底題材警匪類型片中的個案，它們的出現，恰恰是來自大歷史所推倒的多米諾骨牌。根據現有線索，在《寒戰3》中，來自大陸的力量儘管在前兩部影片中從未登場，也並未引起太多關注，但線索已經悄然鋪設：整個系列影片中的真正導火索，一輛載有5名警員的衝鋒車之所以能夠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時間消失的關鍵，在於一個疑似富二代飆車青年的及時出現。從常識層面我們也可判斷，即便前警務處長蔡元祺掌握了香港警隊的新一代警務系統，也不可能隻手遮天到讓一輛載有5名警員的衝鋒車隨意消失的地步，那麼這位看似富二代飆車青年的出現就未免太過巧合。在《寒戰2》中他亦曾現身，雖然只有短短的2個鏡頭，原來他在《寒戰1》中揚言做大法官的叔叔正是在《寒戰2》中起到男3號作用的大律師簡奧偉，其清晰的普通話也無疑向所有人昭告了他的大陸身份。因此，所有線索都已經開始明朗，來自大陸的力量將決定著《寒戰3》的走向，亦或香港在面對港英舊勢力時的無力和無奈，只能也必須由大陸力量來解決，這是現有地緣政治格局下的唯一可能和答案。

結語：誰在主導著香港的現實與未來？

綜上所述，《寒戰》系列故事，正是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在整合舊的地緣政治格局的激烈博弈過程中，法律不能充分代表正義、覆蓋正義的現實撕裂情境下，港式警匪片所不得不做出的回應和掙扎。

的確，《寒戰》系列的出現也並不是偶然，隨著香港社會在過去十餘年時間波詭雲譎、錯綜複雜的形勢變化，豐富的社會現實使得近年來的香港電影呈現出了回暖的趨勢，出現了《踏血尋梅》《樹大招風》《十年》《老笠》《選老頂》《Good Take！》等一系列不同類型和風格，也極具爭議的影片。正如同主流影評界對《寒戰》系列的批評，就是作為政治電影，過於龐大的地緣政治架構使傳統的警匪片類型在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和懸念衝突等關鍵要素上顯得不夠完整、不夠鮮明和不夠突出。然而，這何嘗不是這一波回暖中的香港電影的集體特點，在對影像的現實感和歷史感的反覆拿捏中，例如《寒戰》系列和《樹大招風》等找到了相對較好的藝術上的平衡感，而《踏血尋梅》《十年》則無疑陷入到了主題先行的泥潭。在可預見的未來，10年到20年時間左右，鮮明的意識形態性將是這一波「回暖」的香港電影的集體標籤，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差不多所有的題材和類型，都將會出現政治電影的影子，不管香港電影人願不願承認和面對，這恐怕都將是一個無法擺脫的輪迴。

然而，這並不是這個年代的香港電影的缺陷和污點，如同《寒戰》系列徹底打破了冷戰和后冷戰年代作為資本主義「櫥窗」所精心布置的意識形態幻境，更為絕望的香港電影未嘗不是正在尋找一個全新的起點。眾所周知，並不是只有在政治經濟周期的高點才能誕生偉大的影視作品，如果能夠在時代浪潮的沉浮中對於自身命運有了更新的感受和認知，這又何嘗不是這一歷史周期內香港電影的最大收穫？

我們應該看到，一批1980年前後出生的年輕導演和編劇開始登上了香港電影的舞台，他們與前輩相比顯然有著不一樣的知識儲備、情感結構和藝術感受、表達的方式、方法，他們正在創造出一批在精神氣質上溢出傳統範疇的新的香港電影。這一周期的香港電影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多義性，也正在開闢出一個傳統香港電影所不具備的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間，在這個全新的場域內，各種話語將有著更為激烈的交鋒。我們需要做的並不是要迅速辨識出其中哪些話語更為合理，真正有價值的工作是讓各種話語充分展開和顯影。這既是探索香港電影的全新的表意空間，進而實現包括警匪片在內的各種影片類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徑；也是使香港電影在當下這個過於煩躁和喧囂的現實話語場域下，能夠沉澱下來的唯一可能。在此基礎上，成熟起來的將不僅僅是新的香港電影，還有可能是對於當下香港來說最為重要的，真正成熟的、開闊的、理智的政治意識。

這也是《寒戰》系列對於香港電影乃至華語電影的最大貢獻。

歡迎關注同名微信公號：媒介之變（mediachanged），轉載須經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