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用市場化、法制化手段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編輯 姚祥雲

3月18日至20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在京舉行。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發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分論壇上表示，理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握當代改革發展當中的兩個大邏輯。

楊偉民表示，第一個邏輯就是經濟運行當中出現的短期問題，深刻的根源是重大的結構性失衡，第二個邏輯是這些重大的結構性失衡，根本原因是體制機制障礙，市場沒有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沒有更好的發揮應有的作用。

關於第一個邏輯，楊偉民指出，實體經濟的結構性供需失衡是我們當前一個重大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產能過剩，一方面供給不足。

楊偉民分析說，原來的需求結構是面向低端消費為主的，但是現在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消費來看，中等收入群體迅速的擴大，中高端的消費需求迅速的擴大，原來那些低端產品，低質的消費品的產能就變成了過剩的產能。

再從人口結構的變化來看，楊偉民表示，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快速的減少，五年累計減少了將近1800萬人。這樣原來面向這些人口的住房、汽車、家電、食品等等消費也就減少了，反映在總量上，消費的增長沒有原來那麼快了。

「如果誤把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消費減少看作是周期性的需求不足，從而刺激總需求，不僅不會解決結構性問題，反而會加劇產能過剩。從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來看，也都存在這些新的變化。」 楊偉民說。

關於第二個邏輯，楊偉民指出，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追根溯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市場還沒有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在配置資源中的影響力過大，所以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解決這種重大的結構性失衡。

在楊偉民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雖然全面深化改革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在這方面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直接配置方面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大，落實需要進一步到位。」楊偉民說。

楊偉民指出，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深化有兩個含義。一個就是範圍和任務的拓展，從去年三去一降一補變成今年的三去一降一補，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四個方面，同時向去產能它的行業有所拓展。

另一方面，楊偉民指出，深化的含義是手段要深化，要更多的用市場化、法制化的手段，用改革的辦法。「比如就去產能而言，不僅要盯著去產能進行目標管理，更要研究採取什麼樣的一種市場化的手段來去實現。不能只記住目標，而忘記了改革。」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