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貝托·埃科逝世一周年】：我們為什麼在乎這位義大利知識分子？

《巴黎評論》的記者在2008年夏天拜訪了翁貝托·埃科，地點在埃科藏了三萬卷書的米蘭宅邸，那時的埃柯「挺著肚子，雙腳在地板上緩緩挪動」，同時身上「閃耀著智慧與活力的光芒」。

在長達數個鐘頭的採訪和會餐過程中，埃科回憶了自己創作《玫瑰之名》時的最初聯想，這部小說完成時，埃科已經48歲，它是大眾讀者認識埃科的開端。這本書講述了一個中世紀宗教背景的偵探故事，與市面上流行的偵探小說不同的是，書中充斥著整章整章的神學與符號學討論，這源於作者翁貝托·埃科的符號學家本職。深邃的論述，無不炫耀的廣博知識，以及學術元素和偵探題材的精妙結合，讓書評界大為震撼。經過輿論的協助鼓吹，歐洲的知識分子們聞風出動，咖啡館中幾乎人手一本。這部多數讀者聲稱難以看懂的小說在1980年賣出了超過1000萬冊。

然而就在兩年前，埃科還對寫作小說一事毫無概念，他得到某位朋友的請求，希望能夠完成一篇短篇偵探小說。這個建議被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埃科鄙夷偵探故事，但他還是考慮了這個想法，結論是如果要寫，它將會是一部以中世紀修道士為人物的500頁的長篇小說。

那天回到家中，埃科開始羅列一張虛構的中世紀修道士名單。漸漸地，一個遭陰謀陷害的修士形象在這位符號學家心頭浮出。

「所有的一切就從那裡開始，從那個人物形象開始，它成了無法抗拒的推動力。」

通常而言，很多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往往特為傑出，因其匯聚作者前半生的所有積累。這一現象在埃科身上得到證明，憑著對於中世紀的濃厚興趣和手頭上已有的數百份資料，埃科僅花了兩年就完成了《玫瑰之名的創作》，後來第二部作品則耗費了他八年光陰。

埃科在1980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說作品《玫瑰之名》

《玫瑰之名》出版后，導演馬可·費拉里找到埃科，並告訴他「你的作品像是特意為電影劇本而寫的」。費拉里試圖將其翻拍成電影，但最終，埃科將電影改編權交給了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

阿諾打算找來007系列的主演肖恩·康納利扮演故事的主角、一位具備偵探頭腦的老修士。這個消息讓埃科氣急敗壞，他質問導演，那個在穿梭在美女紅酒和間諜故事裡的低俗蘇格蘭佬，怎麼能出演他的作品。阿諾沒有理睬埃科的抗議，找來好萊塢演員的同時，他還將原著中冗長的學術討論通通刪去，電影1986年上映，雖在美國反響平平，卻在歐洲紅遍一時。

埃科很快適應了自己在流行文化界的聲名，他繼續開拓自己的學術版圖，同時也不吝發掘自己的小說才能。1988年，埃科的小說《傅科擺》出版，這部作品延續了埃科對於過去時代的迷戀，他以19世紀物理學家里昂·傅科的故事為藍本，融合卡巴拉教、數學公式與米老鼠等光怪陸離的元素。《傅科擺》幾乎複製了《玫瑰之名》在商業上的成功，但在知識分子中卻招來了不少批評。

作家薩爾曼·拉什迪就對《傅科擺》滿腹牢騷，他評價這部小說「毫無幽默感、缺乏性格、完全沒有任何可以接受的口頭語言，各種晦澀的術語有如天書，讓人頭昏腦漲」。埃科並非對這些批評無動於衷，他在某些場合展示了自己促狹鬼的一面：2008年，在紐約的一個文學研討會上，埃科當著拉什迪的面，故意朗誦了《傅科擺》中的一段文字。

埃科後來的寫作幾乎延續了這一模式：故事中充斥著長篇大論和晦澀概念，飽受評論家的批評，卻神奇般在讀者中大受歡迎，從《昨日之島》到《波多里諾》。對這種現象，埃科也頗為自得，他在1994年接受媒體採訪特意提到：「人們總是問我，『你的小說這麼晦澀，為什麼還總能取得成功？』」

早在少年時代，埃科就已經嘗試進行創作，那時他迷戀於連環畫和故事寫作，他筆下的故事往往源於對遙遠國度的想象，作為一個博洛尼亞本地長大的小鬼，埃科總把故事安插在馬來西亞或者中非。

第一個對他產生重要影響的人是埃科的祖父，在埃科的回憶里，這位祖父對世界有著異常充沛的好奇心，並在家裡鋪滿了未裝訂的書籍——這些書籍在1938年祖父過世后被放入地窖。最終成為了埃科許多年後偶然發現的珍寶，這對他意義重大，自打那以後，地窖就成了埃科滿足閱讀需求的神秘寶庫。

青年時代的埃科成為都靈大學哲學系的學生，1954年他完成了博士論文《聖托馬斯的美學問題》，這個論文的修改版在兩年後以《托馬斯·阿奎那的美學問題》為題出版，加上另一部1959年誕生的專著《中世紀的藝術與美》，埃科作為「中世紀學者」（medieval scholar）的身份初露崢嶸。

在義大利，兼具名作家與大學者雙重身份的埃科極為吃香，他以富有韻律的談話節奏、幽默迭出的談吐聞名，據說能夠躋身義大利人最為鍾愛的前兩位本國文化精英之列——另一位是對埃科有過提攜之恩的卡爾維諾。

埃科和卡爾維諾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55年，那時埃科在米蘭電台一檔節目中參與制作有關詹姆斯·喬伊斯的廣播內容，「朗讀《尤利西斯》的某一章，廣播節目有擬聲的狂歡，用3種語言朗讀，英語、法語和義大利語。後來因為喬伊斯自己說，這一章的結構是卡農賦格，所以我和製作人又在原文加上賦格音樂，使《紀念喬伊斯》成為像交響音樂一樣的廣播作品。」這個節目吸引到了不少聽眾，其中就包括伊塔洛·卡爾維諾。

伊洛塔·卡爾維諾

隨後卡爾維諾尋找到了節目製作者的文章來讀，意外發現這個叫埃科的23歲小夥子對喬伊斯竟有不少見解，卡爾維諾找到埃科，提出為他聯繫出版社出版文集的建議。許多年後埃科回憶說，「因為卡爾維諾的支持，我開始計劃出版一本完整的書，闡釋當代藝術理論中的形式和不確定性。」

這本書在1962年誕生，被命名為《開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它成為20世紀中葉最受關注的藝術批評作品。這時的埃科，已經進入出版行業，成為一名編輯，他還同時為幾份報刊撰稿，並積极參与文化運動，《開放的作品》為埃科帶來了學術界的名望，他成為一個文化先鋒團體「63 Group」的領袖。

從1975年開始，埃科開始在博洛尼亞大學擔任符號學教授，他以五種現代語言授課，還通曉拉丁文與古典希臘文，並出版了自己的《符號學原理（A Theory of Semiotics）》。在從事小說創作后，埃科相繼收到了來自全球35所大學的榮譽學位。

有一種說法透露，埃科早年的寫作風格曾偏重媒體符號研究領域，但他在閱讀羅蘭·巴特1964年寫作的《符號學原理》后，感到「無地自容」，於是從純粹的專門研究中抽身出來，轉而試圖將大眾文化、符號學、語言學納入同一個視域。可以說，正是這次轉向造就了後來人們認識的埃科。

隨著時代遷移，埃科的興趣越來越多，他在多個領域齊頭並進，研究內容涉及中世紀神學、符號學、美學、闡釋學、大眾文化研究等。除了隨筆、雜文和小說，埃科還創作大量論文、論著和編著，有研究者將這些著作分門別類，列出了翁貝托·埃科所涉足的學科領域，竟達8大類52種。

埃科遊刃有餘地穿梭在流行文學和嚴肅的學術領域，兩手往往都名利兼收。他在博洛尼亞的酒館喝最便宜的葡萄酒，與學生談論20世紀的暴政和文藝潮流；他有時一天吸幾十根雪茄，聲稱自己喜愛美國文學勝過法國文學；他半生都在研究中世紀歷史，卻在48歲以一部小說敲開天地，世界成名；從1950年代出版頭一部學術作品《聖托馬斯美學問題》以來，埃科在符號、語言、歷史、批評諸領域的專著超過60本，幾乎每年都有新書問世，每周都能更新專欄。

在鄰邦法國，慣於擺弄各種主義與理論的知識分子們對於如何將文字書寫得盡量複雜顯得經驗豐富，堆砌術語、製造門檻成為家常便飯，尤其在符號學這種雲山霧繞的學科。但埃科並不是他們一路人。

2002年，他在回答《衛報》的採訪時說：「我不是原教旨主義者，非要說荷馬和沃爾特·迪士尼（Walt Disney）之間毫無區別，但是米老鼠和日本俳句可以具有同樣的意義。」能夠在高端文化和通俗文化兩個看似互不兼容的領域自如施展才華，顯然令埃科獲得比同輩更加豐富的生存經驗。

作為歐洲最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對於知識分子在當下的作用也不吝發表見解，在他的觀念里，一位終其一生都在重複海德格爾理論的哲學教授並不能算是一名知識分子，因為批判性創造，即批判我們現今所做之事或創造出更好的做事方法，是智力功能的唯一標誌。

同樣，他不贊成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地介入政治運動，他告誡人們，知識分子的作用在於告訴人們「應該怎麼做」而非「我們必須行動！」——這是政治家的工作。埃科以托馬斯·莫爾 （Thomas More）為例：「如果烏托邦成為現實，我敢肯定那會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社會。」

毫無疑問，埃科是一位並世無二的獨特人物，他理應被歸類為本世紀早已式微的知識貴族中的一員：一個只有在類似18世紀的時代，從斯賓諾莎、笛卡爾和康德之類的博雅之士身上才得窺其丰采的人物。在這些博學者眼裡，今日習以為常的學科分工只是阻礙他們理解世界的藩籬。而埃科本身更加迷人之處在於，在他路數龐雜的思想之上，還套著一副促狹可愛的幽默皮囊。

2016年2月19日，全義大利——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74歲的翁貝托·埃科因癌症逝世於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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