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麗麗：如何保障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

荀麗麗，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全文3300餘字，讀完約需6分鐘

在扶貧標準中，會發現國家邏輯和鄉村邏輯的不匹配。國家邏輯下，要求貧困識別精確到人，清晰可控，比如要對貧困人口建檔立卡；鄉村邏輯則不一樣，村幹部首先要平衡利益、避免衝突。

在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能源與水危機、疾病、市場經濟的系統性風險等不確定性因素麵前，如何建立和重建社會支持網路，如何提高各個群體的適應性和彈性，是貧困治理的關鍵問題。

「精準扶貧」概念在2013年提出后，鄉村發展問題、貧困問題重新成為社會研究的熱點，也有人提出新的問題——貧困是否終結？新貧困時代究竟是什麼狀態？

目前的精準扶貧既帶來了成就感，也伴隨著焦慮感。一方面，的減貧成果舉世矚目；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人會覺得，這麼短的時間裡，就有很多貧困村、貧困人口脫貧，是不是太快了，到2020年真的沒有貧困了嗎？

▌新時代下，貧困治理的基本問題是什麼？

首先，貧困的長期存在有一定的客觀基礎。在家庭、社區、國家、全球的各個尺度上，不確定性和風險都是長期客觀存在的，比如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能源與水危機、疾病、市場經濟的系統性風險等等，這些不確定性和風險都是引發貧困的重要因素。即使是現代化農業高度發達的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大型農場主依然擔心乾旱、疫病或市場波動，擔心由此而來的「滅頂之災」。

那麼，在新貧困時代，貧困治理的基本問題是什麼？我認為不應該簡單地用「收入貧困」來理解問題，也不能簡單地用「提高收入」來解決問題。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在不確定性風險面前，如何建立和重建社會支持網路，如何提高各個群體的適應性和彈性。這也是貧困治理的關鍵問題。

▲ 科羅拉多州的農場。

其次，在新貧困治理時代，以收入增長為核心的經濟增長無法涵蓋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我們還必須直面生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比如，現在鄉村的面源污染[1]導致土壤、地下水等自然資源惡化，給鄉村經濟發展帶來種植生產、食品安全等風險，也是誘發貧困的極大要素。

[1]農業面源污染主要包括農用化學品污染(化肥、農藥等)、集約化養殖場污染、農村生活污水污染等方面。農田徑流、畜禽場徑流以及城鄉結合部污水排放和垃圾堆放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

▌「幫扶誰、怎麼幫、誰來幫」，精準扶貧中的「在地性」盲點

精準扶貧中的「在地性」盲點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首先，需要理解「在地性」概念。其次，可以從精準扶貧的核心問題——幫扶誰、怎麼幫、誰來幫——來逐一解讀其面臨的「在地性」盲點。

所謂「在地性」(locality),首先是一個地域的天氣物候和自然風土，任何形式的社會幹預都要像當地的實踐者一樣，去認知這一基礎性的背景。

第二，在地性需要充分理解當地人的「在地範疇」，包括他們如何為人處事，如何理解善惡、公私、成敗、勤懶等概念，以他們為主位的觀點是怎樣的。貧困治理不能只是外在範疇的強加，而應該試圖通過理解貧困鄉村的在地範疇來實現內外的溝通、轉化與更新。

第三，在地性還需要關注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傳統、當地社區公共參與的慣習。值得思考的是，作為一種公共事務，「反貧困」能否在鄉村社區內部實現自主治理。

▲ 雲南麗江老君山河源村，村民召集的會議。各組村民代表加村委會幹部組成評委，現場給每個提議的項目打分，不靠譜的廢掉。三生（參與幫扶的NGO）、縣鄉官員和專家組成的論證團不投票，但有質疑權，由此影響擁有投票權的各組代表們。

▌幫扶誰。貧困人口難以瞄準？

第一，「幫扶誰」的問題。其實就是扶貧瞄準的問題。這裡的「在地性」盲點就在於很難實現扶貧資源的瞄準，很難對接真正的貧困者。精準扶貧時自上而下的「指標控制」和「指標分配」決定了扶貧瞄準是存在系統性偏誤的。儘管政府投入了空前規模的人力財力，扶貧資源依然是有限的。

現在的扶貧指標並不是自下而上匯總的，不是地方上識別出多少貧困人口，就分配多少扶貧資源。這樣可能會出現地方政府為爭取資源而盲目擴大(所彙報的)貧困人口規模的情況。

在扶貧標準中，會發現國家邏輯和鄉村邏輯的不匹配。國家邏輯下，要求貧困識別精確到人，清晰可控，比如要對貧困人口建檔立卡；鄉村邏輯則不一樣，村幹部首先要平衡利益、避免衝突。村幹部通常會選擇讓各個小組利益均沾的方式，貧困人口多的組不能獲得多的指標，貧困人口少的組也還是要將指標分下去。

建檔立卡的固定化也使很多村幹部頭疼，比如一個村書記說，因為村莊內部很多貧困家庭的情況相似，以前上面派下的指標都是大家輪流受益，今年你家進、明年他家進。但精準扶貧中，建檔立卡戶是固定的，集中扶持、集中脫貧，鄉村社區內部會對貧困名單產生很大爭議。

▲ 2017年1月，雲南瀘西縣午街鋪鎮在綠峨村委會開展建檔立卡貧困戶培訓，共有建檔立卡貧困戶60人參加。 © ynlxkx.com

▌怎麼幫。如何真正給貧困人口「賦能」？

第二，在「怎麼幫」問題上的「在地性」盲點。首先在於地方政府的精準扶貧實踐，表現出壓力型體制下運動式治理的特點。在扶貧軍令狀的高壓之下，對地方幹部來說，扶貧是與其績效和晉陞密切相關的高度政治化的「任務」。在這樣的條件下，扶貧資源更容易流入能突顯政績的示範點。因此，非示範點較少受到關注，一些偏遠村莊更是難以顧及。

其次，在產業扶貧時，貧困者主體性的虛化問題較為突出。地方政府普遍偏好一些見效快、帶動面廣的大項目。在產業設計上，針對貧困戶的扶貧資金、權益會通過「資本化」的途徑集中到合作社或龍頭公司，貧困戶看似坐享紅利，事實上無論在生產還是分配階段，他們都很難有效參與。我們看到更多是「動員性參與」或「名額化參與」，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難以提高。缺乏「賦能」機制，也就難以保障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

再者，在一些偏遠地區，真正的技術創新卻面臨著較大困境。比如在雲南的一個村子，當地農業科研機構駐村幫扶，提供了一種散養蘑菇的技術，非常有利於深山區貧困戶的低成本發展。但是這樣的產業分散不可控、規模不夠大、政績效果不夠好，很難得到基層政府的支持。即使真正從在地需求出發，在當下體制也會遇到一些限制。

我在西海固地區做過精準扶貧的實地調查。無可否認，扶貧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改善方面。但在一些偏遠村莊，依然難以看到有效的內生髮展的機制，或者說為當地人賦能的機制。

此外，隨著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有的貧困戶搬遷到了工業園或現代農業產業園周邊，原有的土地實現土地流轉。看似就業機會增大收入增多，但貧困家庭的社會安全網卻相對弱化了，因為原來從事傳統農業生計的老年人基本處於「被下崗」狀態，生計上依靠兒女，家庭矛盾突顯。

在一個只有12個孩子的山村國小，9個孩子沒有媽媽。伴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進程，鄉村地區的高離婚率和家庭解組是加劇貧困的重要原因，明顯影響了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但顯然，這個問題無法通過提高收入來解決。

還有，貧困家庭中的兒童特別容易被忽視。有一個農村國小的貧困戶女孩，她家也得到了一些扶貧項目的支持，並被認定在今年即將脫貧。但她因為慢性病經常腹痛，無法正常上學，家庭也無力投入更多來為她治病。在當地人看來，她快12歲了，再幾年就可以出嫁了。事實上，她很難再享受教育了。

通過揭示這些「在地性」盲點，我們發現，表面收入的提高無法理解貧困本身和貧困再生產的問題。

▌誰來幫。為什麼扶貧不能單靠政府？

第三，在「誰來幫」的問題上，與國際社會相比較，政府主導一直是反貧困干預的特色和優勢。但在聲勢浩大的精準扶貧治理中，政府作為唯一能動主體，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我們說的「扶貧資源傳遞系統」，對於鄉村來說，其實是具有外在性的科層系統，這一體系內部的動員機制和傳遞效率都會影響扶貧效果。如何回歸鄉村內生髮展的視野，從在地需求出發，實現鄉村賦能，還需要靜下來慢慢思考和摸索。多元社會力量參與貧困治理的可能性和空間是巨大的。比如李小雲老師他不只是社會學家，更承擔了反貧困社會行動者的角色，非常有意義。

▲ 李小雲在雲南邊疆的一個少數民族貧困村發起成立了小雲助貧中心，對村落開展了一系列的綜合治理規劃。 © 南風窗

今年六月，我們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學術訪問有一些收穫，他們的農業推廣體系以農業大學為主體，在以需求為導向的自下而上的鄉村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而且非常系統化和制度化。這是值得借鑒的經驗。

總結起來，在「新貧困」時代，貧困治理必然是超越政府扶貧體系的，一定需要融入更多社會能動的新主體。同時，超越「在地性」盲點的貧困治理，必須要和鄉村復興的制度化設計聯繫在一起。這並不是簡單的城鄉二元對立視野下的鄉村復興，而是城鄉統籌視野下新的鄉村復興。超越「在地性」盲點的貧困治理，需要政府和多元社會主體的參與，更需要將反貧困納入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範疇，激發鄉村社區的內生動力。

我們曾在內蒙古調研，傳統上牧民經常遭災，一次嚴重的旱災就會令其返貧。到了1990年代，承包制下各家各戶飛速發展，但集體力卻弱化了，應對風險能力下降，牧民又恢復了集體的羊群——鐵羊。鐵羊用於支持社區中不時出現的貧困問題，如果你們家遭了災、遭了大病，這個鐵羊就是社區支持的來源。傳統鄉村的義田也有這樣的功能。

現在，由於鄉村集體經濟的普遍空殼化，鄉村社區內部扶危濟困的能力嚴重缺失。在未來發展中，鄉村應該有自己的自主性和適應風險的彈性，如何重構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能力與機制也是研究者需要關注的問題。

*本文為荀麗麗在南都觀察和文化縱橫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如何應對『新貧困』時代？」沙龍上的分享，由南都觀察整理，經荀麗麗確認。

**李小雲（農業大學教授，小雲助貧中心發起人）的分享內容將於7月21日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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