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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商榷

作為國際主要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近日把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03下調至A1,引起多方面關注,並有可能對今後一段時期需要在海外市場發債融資的中資機構帶來一些不利影響。

穆迪屬於全球評級市場中已客觀上形成寡頭壟斷地位的三大評級機構之一,雖然其具有信息收集、整理方面的多年積澱和值得標榜的專業特長,但此次對的評級下調,卻顯得缺乏關於經濟成長性的理解、深化供給側改革中潛力釋放的趨勢估量,以及對於管理當局相關政策的足夠認知。作為經濟社會轉軌中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正值2011年以來的經濟發展階段轉換中由逐年增速下行而有望達到一個探底企穩的新轉折點,關於當下的情況分析與基本結論的引出,在不少方面十分不宜套用對一般經濟體的處理方法。穆迪此次的評級下調,頗值得商榷。

首先,穆迪在報告中指出,2018年政府直接債務餘額將達GDP的40%,而2020年將達45%,這對於實際情況的估算和未來預測是量值偏高的。2016年末這一指標的實際情況,是中央國債餘額和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分別為12.01億元和15.32萬億元,合計27.33萬億元,相當於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的36.7%。在今後兩年到四年時段內,雖不排除這一指標水平可能有所上升,但只要清楚了解了管理當局在公債(國債、地方債)管理方面的基本政策取向,便可知政府舉債將受到嚴格控制,很難想象,未來4年內政府債務餘額能一路上升為GDP的45%——假設未來4年GDP年均增長率6.5%(這是為兌現「全面小康」目標所倒算出的「保證速度」),2020年GDP規模將達95.7萬億元以上,而其中45%部分的絕對額,為43萬億元,這將比2016年總數高出15.75萬億元。穆迪的這個假設圖景,顯得太走極端而失之於輕率了。

其次,評級預測應是以「前瞻性」而引導市場行為的,結合經濟基本面的走勢來作出相關預測和判斷,是十分關鍵的評級要領。我們不否認在引領經濟新常態和深化改革方面還面臨種種挑戰與困難,但2015年末以來的國民經濟運行基本態勢,已出現了自2011年經濟下行后絕無僅有的連續6個季度在6.7%增速以上、且近兩個季度還略有上升的「小平台」狀況,各項經濟指標亮點紛呈,經濟運行總體上有望在「穩中求進」中,迎來「新常態」由「新」入「常」的轉換點。如看到很可能發生在2017—18年的這樣一個大概率事件,便決無充分理由在當下看低政府管理當局控制政府債務規模的底氣與定力。穆迪在目前這個至少應保持「觀望期」姿態的「節骨眼上」,卻以下調評級給出「看空」的明確指向,這絕對不是其應有的公允態度和理性前瞻水平了。

第三,穆迪的預測和判斷,與其報告所稱的政府或有債務在地方融資平台、國有企業方面「將持續增長」這一認識有密切關聯,但恰恰這表現了穆迪對近年來相關法制建設情況的缺乏理解。已修訂的《預演算法》和與其配合的官方文件,非常明確地規定了地方政府債務只能陽光化地經過預算程序發行,原地方融資平台不得再發生任何為地方政府的變相舉債;加之有《擔保法》等法律的配套,地方政府及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因此,就依法而言,在除地方政府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擔保債務外,已不存在任何「或有債務」。穆迪的前述判斷,放在積極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圖景中,顯得十分突兀而難以成立。

最後,退一萬步講,即使2020年政府債務餘額真的達到相當於GDP45%的水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也仍屬最低的水平,明顯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更與美國的將近100%、日本的將近250%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再考慮到巨大的市場潛力、經濟的成長性,結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給出的前景表現,以及經濟調控體系綜合的風險防控能力,穆迪此次調低評級的可商榷性質,就更明顯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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