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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地方難唱戲

三個地方難唱戲

在要數天津、武漢、上海這三個地方難唱戲,其間又數天津最難對付,不是很紅的角兒是不敢到天津唱戲的。這是因為天津的京劇票友太多了,懂戲的行家自然也就多了。其時,上自清朝溥儀及皇室舊臣,下至販夫走卒、平民百姓,沒有不愛聽戲的。況且天津也有租界,相對比較安全,起碼軍閥混戰的戰火不會燒到租界里去。因此,大凡北方的清末遺老遺少、八旗子弟、北洋軍閥時代的舊軍閥舊官僚、失意落拓的舊文人,在清末民初那些天下大亂的時代里,不是往大連跑就是往天津跑。北京的政治風浪太大,近在咫尺的天津租界就成了他們的避風港與清心養性的後花園,所以天津匯聚了差不多整個北方的舊家望族。其中除了末代皇帝溥儀及皇室成員之外,還有「鋼桿保皇派」張勳和張彪,下了台的徐世昌、徐世章兄弟,袁世凱留下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地方實力派周學熙、馮國璋、張鎮芳、張作霖等,無不把大批家眷安頓在天津,就連西北軍的一些將領,也向租界里「伸一隻腳」,留條退路。直到日本鬼子打過來,天津租界也不安全了,便有一部分人逃離天津,跑入上海的租界,那是后話。

《四郎探母》譚富英飾楊延輝張君秋飾鐵鏡公主

天津的租界里匯聚了那麼多有錢人,又大多是吃飽了飯沒事幹,於是以打麻將和看戲為消遣。有的人起初看戲是消磨時光,後來上了癮成了興趣愛好,最後甚至以此為生,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票友多、行家多的局面。其中,湧現出了天津第一名票夏山樓主(韓慎先先生)這樣的京劇票友,凡是到天津來唱戲的角兒,沒有不去夏山樓主那兒拜客的。

這樣,對來天津唱戲的角兒要求自然就高了,況且天津人愛「扎堆兒」起鬨,湊熱鬧。戲唱得稍有差池,只要有一個人帶頭一鬧,全場就會跟著起鬨,絲毫不留面子,一片都是喝倒彩的嚷嚷聲「這是演的嘛」「誰教的」「打折頭』』『『退票!退票』』『『這是往哪裡走呀」……盡顯「衛嘴子」的能耐。演員一旦出了岔子被哄下台那種狼狽,那種羞辱,是難以承受得了的。所以若不是有板有眼的主兒,是不敢到天津唱戲的。

武漢人眼光也厲害,對戲也很挑剔。大概是因為京劇有些劇目是從漢劇移植過去的,當地人知其根源,所以也容易看出問題,不是那麼好「唬」弄的。

再就是上海了。首先是戲唱的時間長,這在前面已經提過了,所以體力不強的就難過此關。況且越是名角越是目標大,各種應酬也多,人得不到休息還要連續唱一個月的戲,一般角兒無法應付下來。所以許多演員就抽鴉片,大概想以此來提精神,但一抽就上癮,反而害了演員。到上海一唱就是一個月的規矩,不知是誰弄出來的,老闆們只知賺錢,實際上對角兒傷害不淺。

天蟾舞台舊影

另外是上海流氓多,開戲館的人十有八九與流氓有勾搭。流氓們敲起竹杠來,北方的角兒們都吃不消,萬一得罪了這些流氓,他們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比如你上館子吃飯,他們就會往你桌上扔個糞口袋……尤其是坤角(唱旦角的女演員),一旦唱紅了,便會惹來流氓的爭風吃醋,明爭暗搶,鬧得劍拔弩張,兇險萬狀。人若是長得有姿色,麻煩事更多。所以坤角們除上門拜客外,還要忙著找「乾爹」,實則是找個靠山,關鍵時刻能為之解圍。有的坤角竟找了好幾個「乾爹」,可見其處境之難。

其實北京的觀眾也不是好對付的,只是北京的民風比較淳厚,演員出了岔子最多給你起個綽號,不會叫你過分地難堪。但這綽號起得也挺「損」,叫你哭笑不得。

記得楊寶忠曾獲一個「吐面老生」的綽號。那是因為有一次他在《南天門》中唱老生,扮演男佣人陪主人家的小姐逃難。兩人走到台上,小姐唱了一句「急急忙忙走得慌」,男佣人應接唱下一句「虎口裡逃出兩隻羊」,誰知他「兩隻羊」剛了出口,就「哇」的一聲在台上吐了一地,台下「嘩」地亂成一片,戲就唱不下去了。原來梨園行有經驗的角兒,晚上若有演出,是不吃晚飯的,因為吃飽了唱的時候就「壓得慌」。只是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吃點點心,而楊寶忠那時剛「出道」,經驗不足,上場前剛吃了一大碗炸醬麵。而且吃得太飽,所以上台一用力,便把一大碗面全吐在台上了,從此一項「吐面老生」的帽子就扣在了他的腦袋上。

楊寶忠照片

王少卿也有一個綽號叫「王跺釘」,也是北京的戲迷給起的。說的是王少卿有一次在北京演《四郎探母》時,中間有個騰空翻的動作叫「吊毛」。誰知他老兄一個筋斗翻過去,落地后就站不起起來了,北京話叫「跺」在那兒了,原來是把脖子「杵」了。因此喚他叫「王跺釘」,是說他像釘子一樣扎在台上紋絲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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