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

作者：厲以寧

不要單純追求GDP，結構問題更重要

第一個問題，結構比總量更重要。我們不妨從歷史談起，1840年中英之間發生了鴉片戰爭，當時的GDP是全世界第一的，比英國的GDP要多。英國的工業革命低的出口的產品主要是蒸汽機、火車頭這些東西。在對外貿易中，英國利用印度出產的棉花和自己的機器進行加工製作紡織品，行銷全世界。的手工業根本抵擋不住機器加工的紡織品，這就說明結構問題是很重要的。

當時傳說已經有4億人了，可是英國呢，才一千多萬人。雖然人少，可人力資本質量高，從工業革命以後，英國就大力發展學校，國小普及了、中學新建了很多、也新建了很多大學。而同時期的呢？雖然人口數量比英國多得多，但是人力資本是不行的。那時候的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婦女絕大多數也是文盲。少數讀書人讀的是什麼呢？是四書五經，準備考科舉用的，有幾個人懂近代科學技術？有幾個人懂近代金融管理？沒有的。

所以這就說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不要去單純追求速度、單純追求GDP，沒用。結構不合理，跟人家一比，這差距就出來了。

改革緩慢是因為利益集團阻撓和路徑依賴

第二個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發展方式的轉變。當前，我們的經濟結構需要繼續調整，這已經很清楚了。但是，很多過去遺留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為什麼現在這麼強調要反對單純以速度、以數量為標誌的增長的，這是傳統的增長方式。我們在曾經的一個時期，認為數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傳統發展的路子。這一定得改，現在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就包含了補短板、降成本、還有解決產能過剩等等問題，主要是著重在改革。

結構調整是重要的，但結構調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應該是轉變發展方式。我們現在的結構性改革重在轉變發展方式，這就是要改變那種傳統的只重數量和速度的發展方式，轉為注重質量和效率。這是當前最重要的，為什麼結構性改革一直在進行，但力度不夠呢？因為要轉變傳統的發展方式並不容易。

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利益集團問題、這麼多年的傳統方式做下來了，已經形成利益集團了。他們不願意改，因為改了自己的利益就丟了，所以能拖就拖。第二個問題，人們養成了慣性，或者叫路徑依賴。有了利益集團的阻撓，不願意改，有了路徑依賴，不想改。很多人是跟在後面瞧，實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這是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所以結構性改革不僅是調結構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仔細地認識到，補短板遠遠沒有解決，降成本遠遠沒有解決、去庫存也沒有解決。生意一好煤炭價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樣挖。我們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問題，一定要轉變發展方式，我們的改革才算進了一大步。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過時了，當下的創新出現了變化

第三個問題，創意、創新和創業。20世紀這一百年當中流行最廣的經濟學名詞是「創新」。這是一百年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來的，他是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時代初就去世了，否則他肯定是最早的諾比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我們今天講的創新、創業，理論根據還是來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論現在已經過時了。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創新環境出現了新變化。第一個不同，熊彼特給創新下了一個定義，認為創新是生產要素重新整合。但是現在的人都不這麼看了。認為創新是市場信息的重組。只有市場信息重組，你才能有新的發明、新的經濟組織出現。

第二個不同，當年熊彼特提出創新理念的時候，他認為人分為兩種，一種是企業家，另外一種是發明家。發明家整天在實驗室中，企業家在市場上，但是二者之間是沒聯繫的。企業家要尋找項目，看看有一些什麼新發明。發明家也希望自己的發明能夠更多的被推廣，這兩者血葯平台，沒有平台就找不到對方。但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了，今天都認為重要的是有中間人，因為他們懂得現實情況，能夠把科學家和發明家結合起來。現在年輕人認為創意最重要，沒有創意就沒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創業。現在完全變成了新情況，自然有中間人在為企業家和發明家指路，把兩者結合到一起。

大家都知道比爾·蓋茨這些人，他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是咖啡廳的常客，會在咖啡店裡討論新的創意，今天，也已經普及了這種氛圍，你到中關村的咖啡店去看看，全是年輕人、博士生、他們都在交換信息，因為信息是最重要的。這樣就有了創意，有了創意，後面的問題就好辦了。

第三個不同，熊彼特一直認為貸款是最重要的，企業家如果不和金融家有密切的聯繫，得不到貸款則一事無成，這適合於一百年前，但今天不是這種情況了。現在，資本很多，但是不知道項目在哪裡，它要靠創意來辨別項目。一旦有了好項目，資本就自然到了。

當然，銀行貸款當然是一條路，但是投資也一是條路。別人看你這項目好，他就願意來投資，平台已經搭成了，所以今天不像一百年前，你要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去貸一點款，只要真是好項目就不怕，因為資本都在找項目。

第四個不同，一百年前的年輕人有力氣、能幹活，是簡單勞動者。今天就不一樣了，大學生、研究所、年輕教師都在找機會。現在的人才是不斷出現的，今天比過去的機會好得多。但是， 機會跟挑戰是並存的。這一批年輕人出來不怕失敗，反正我什麼本錢也沒有，我就是在那裡討論討論，介紹人把資源介紹給他，有了我就做。

今天的年輕人是不可小看的。他們今天可能沒有什麼資本，但是他們不怕失敗，不停的在這裡折騰，能夠有10%的人成功就不錯了，5%的成功也不錯了。但總有機會能成功的。

第五個不同，今天的產業鏈比過去大很多倍。一百年前一條產業鏈的形成可不是簡單的那時候沒有平台、沒信息、沒有中間人。今天就不一樣了，產業鏈的形成是很快的，誰能想到快遞業發展得這麼快。這都表明了今天的年輕人跟過去不一樣，今天創業鏈、產業鏈的形成充滿了新氣象。

最後一點不同是，一百年前最大的發明來自軍工。一艘航空母艦集中了當時各種最新的發明，天上的戰鬥機是最新的，這都是從軍工部門開始的。但今天不一樣了，民用部門變成了主角，甚至軍工部門也在用民用部門的新發明。這就表明了人們思想在變化，民用、軍工漸漸打通了。這些情況都告訴我們，重視創新一定要懂得創新給我們的是什麼？創新給我們是希望、創新給我們的是機會。

市場是可以創造出來的，要提供人性化的產品

談第四個問題，市場是可以創造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MBA學生提出了一個案例，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找四個推銷員，指定去和尚廟裡推銷。第一個推銷員一把梳子也沒賣掉，和尚說我光頭，要梳子有什麼用？第二個推銷員銷了好幾十把，他對和尚們說，梳子的第一功能是梳頭，但還有第二功能，經常用梳子來刮刮頭皮可以止癢、明目、美容、養顏，於是就銷了好幾十把梳子。第三個推銷員呢，賣了幾百個梳子，還拿到了訂單，他在廟裡觀察發現，香火挺旺，香客挺多，磕頭的人頭髮有點亂，香灰飄在頭髮上有點臟，於是找方丈去說，香客很虔誠，廟裡應該關心他們，可以在佛堂前放幾把乾淨梳子，香客們頭髮亂了可以梳一下，香灰掉在頭髮上可以彈掉。最後，第四個推銷員賣了好幾千把梳子，他對方丈說，經常有人給廟裡捐獻，廟裡也應該有禮品回贈，木頭梳子兩邊可以把廟裡最好的對聯刻刻上。 這些都告訴我們，市場是可以開拓的。提出新產品、發現新功能都是開拓。

手機也是這樣，不斷開發新功能，每開發一次手機就換一次，有了新功能就創造了市場。所以市場是不斷開闢出來的，同樣的，今天的產品都要求人性化，這是當前一個重要的。你說我這個搞建材、水泥的企業怎麼人性化呢？產品不能人性化，但服務員可以人性化、推銷員可以人性化嘛，這都是要有人性化的，至於說消費品那就更加可以人性化了。

現在的消費品跟一百年前也不一樣了。一百年前的消費品的作用就是最大的滿足消費者，一定要讓消費者感到成本最低。但是後來發現，最優成本是做不到的，為什麼做不到呢？比如女同志要買披肩，你知道市場上有多少種披肩嗎？每一個質量怎麼樣，每一個價錢怎麼樣，你得花成本去找，等你找到了都記下來，比較過後再去買，早就沒了，所以人們都不走這條路。經濟學在50年代就提出了次優選擇，意思就是說，我不是最優的，我是退而求其次的。我去買一個披肩，看了兩家，不合適就不買了，即使買了，你問她滿意嗎？她也只是說「湊合」，這就是次優選擇。現在，購買消費品的人們不是追求最大滿足，而是追求較小遺憾，這就是次優選擇。根據次優選擇，我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產品一定要人性化。

人性化就包含了售貨員很好的對待顧客。你不能說我做建材，不需要人性化，產品需要人性化，服務也需要人性化，還一定要建立品牌意識，開拓市場就看品牌，品牌是多年積累下來的。

為什麼現在我們的知名品牌不夠呢？有人告訴我，日本的中醫中藥是從學去的，可是比如治骨頭痛的、治身上癢的、延年益壽的葯，日本在國際市場佔了一定優勢，我們的反而不行。這就告訴我們不但要懂得品牌，有這麼好的醫學、中醫寶貴的文化、寶貴的經驗、產品，為什麼不宣傳，你是宣傳力量不夠，還是科研力量不夠啊？這就是打開市場的門的問題，同時也要注意一點，過去常說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實際上不是這種情況。酒好同樣需要做廣告，因為跟你競爭的品牌很多。市場開拓是門很深的學問，降成本跟品牌開拓也有很大的關係。你品牌真的好就能夠把成本降下來，因為銷售量大。

保持產權 培育企業家精神

第五個問題是企業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比方，他說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者必然擁有的一種魅力。這話什麼意思呢？創新者就是企業家，企業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勞、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開這市場。這看法到今天同樣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中你注意到沒有，提到過很多次企業家精神，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國企也需要企業家精神，民營資本、民間同樣需要企業家，因為它是在歷史中產生的。需要靠企業家精神去拼搏，小微企業同樣需要企業家精神。很多企業最早都是從小微企業起步的，沒有拼搏精神那怎麼行啊，所以企業家精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同樣需要，而且更需要是國有企業領導者能夠率先發揮開拓精神，這是很重要的。

那怎麼來培育企業家精神呢？第一條就是保護產權。不保護產權怎麼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所以中央文件裡面講到，不僅是物權，而且債權、股權、知識產權和其他各種無形資產都應該受到保護，這樣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很多人怕的是什麼呢？「我一發明出來，你就盜用了」，這是知識產權的問題，需要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各種產權一律保護。公有經濟產權要保護、私有、非公有的產權同樣需要保護，這一點很重要。

在談到保護產權的時候，歷史問題怎麼辦？中央文件中也隱隱約約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問題還要進一步深挖，處理歷史問題得有歷史的眼光。我到廣東、福建去調查民間信貸問題。很多人就說，應該讓民間信貸浮到水面上來，在陽光下公平競爭，它為什麼不敢呢？因為它在歷史上可能跟某個走私案有關、本人有可能放過高利貸或者走私過，他怕人家追查舊帳。當時我不了解情況，我犯了錯誤，但是以後就怕你追，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怎麼樣做？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說的很清楚，還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銀行，信貸上也有問題。銀行有兩大歧視，一個歧視叫規模歧視，還有一個是所有制歧視，你是國有的就優先給你，你是民營的就往後排。這兩個歧視都不合市場原則。不應該有規模歧視，誰規模大我就貸錢給他。他們說如果都按照市場競爭原則的話，那就應該憑效益、憑你過去的記錄。信貸這個「信」是最重要的。

在這過程中發生過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經實行了土地證，土地證和住房證到手后，一些農民就去辦了抵押貸款，有一些人反對，說萬一他不還了怎麼辦？那國家又要把它沒收了，農民沒房子住就會出問題。但後來調查發現，結果和預料的是相反的。

農民用房子、土地來抵押進行小額貸款，那是整個家族的財產。如果因為欠收、或者客觀原因還不了，全家族的人都會來保障你。為什麼？因為土地好不容易確權了，絕不會輕易丟掉的，你沒有錢全家族幫你啊。所以農民貸款的壞帳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後全家族擔保把錢還了。我們再追問，為什麼願意幫著還錢，他們說，實際上是等著將來土地升值。

家族企業有一個毛病，這是我們在南方企業調查的結果，家族企業有兩本帳，一本帳是經濟帳，一本帳是社會帳。經濟帳就是一定要把這企業搞好，讓全家族都能夠得到更大的利益。至於社會帳，是得救濟家族的人，盡幫助家族的人的責任，不然這一些人怎麼辦。

但是兩本帳一定會出問題，我們在農村調查時候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有人說不合理，如果是孤兒寡母，喪失勞動力，幫助他們沒問題，但如果是吃喝嫖賭變窮的，這樣的人我幫助他幹什麼？所以家族不斷的分離。

企業家最重要的是懂得兩個道理，第一個道理，無論是什麼樣的企業家都不可能憑一個人的力量來創造，總要有同伴、總要有家族、親人。第二，企業家一定要懂得經濟學的一個重大變化。從古典經濟學開始就提出過一個叫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人們都是以最大的利潤、最小的成本來進行判斷的，但實際上古典派的時間是工業化的初期，現在的觀點已經開始改變了，叫社會人假設，意思是說，人不一定全按經濟學的理性人的方式來做，比如說企業不是有矛盾嗎？企業不是有互相競爭嗎？經紀人假設是說最後一定是拼搏到底，兩敗俱傷，社會人假設就不一樣了，人是社會人，人是現實的人，人應該考慮到「協商、和解、雙贏」。

這六個字表明，社會人假設不是最優選擇，而是各自後退一步海闊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後的結果是雙贏的。企業家也應該是社會人，懂得協商、懂得和解、懂得雙贏。建材培養了大批的企業家，企業家也不是一個身份，是精神啊。

正在發生人力資本革命

第六個問題，正在悄悄的發生一場人力資本革命。國外有一種說法是，舊的人口紅利沒了，現在農村沒多少能進城了，改革的路也走到頭了，改革紅利枯竭了。唱衰的很重要一個理由就是舊的人口紅利沒了，舊的改革紅利枯竭了，這些觀點都是錯的。

其實，正在悄悄的發生一場人力資本革命。過去只有「海歸」，現在出現一個新詞，叫「城歸」，無論男女都在向回走，他們在尋找自己創業道路。

我在陝西漢中地區考察，那裡有南水北調的中線，從丹江口水庫把漢江的水引到北京、天津，環保部門有規定，沿漢江兩岸的農田一律不準撒農藥，不準使化肥，被查出來就挨罰，必須完全用有機肥料。這種糧食不使用農藥和化肥怎麼行啊，所以當地就改種茶樹，那裡有一個很有名的茶叫富硒茶。種茶樹不需要施化肥、也不需要施農藥，但需要勞動力，所以當地農民就叫孩子回家幫忙，這不僅解決了家庭和睦的問題，還解決了留守婦女兒童和空巢老人的問題。

我是貴州畢節試驗區的總顧問，對畢節的情況了解比較多。那個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現在又自動回來辦小微企業。他們在城市中工作了幾年，有經驗又懂得技術、又交了朋友，還有了積累。我去畢節發現開了兩家麵包店，以前畢節人連饅頭都不吃的，還吃什麼麵包呢？現在他們的生活也改變了，打工者學會了做麵包、蛋糕，門口排了好長的隊在買。

另外，畢節是在貴州的西南部。當地的百貨商店有時裝，價格非常貴，在城裡當過裁縫學會了技術的人就回來開了服裝店，他們自己做最新款式、上海款式、香港款式都有、生意好、價錢便宜。更多的是旅遊，畢節風景挺好，最著名的風景是百里杜鵑，有一百里的山上全是杜鵑。人們開了農家樂，這種變化不僅是在貧困地區，富裕地區一樣有。

浙江土地確權以後，有些農民到城裡開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總得有人種的，我們在浙江發現是安徽的人在種田。在蘇南考察時發現，蘇南的田是蘇北人在種，蘇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這在過去人們想象得到嗎？農民自費進學習班學習農業技術、農業機器的修理等等。所以的正在發生人力資本的革命。人口資源枯竭的理論只能說明他們不了解。

的改革爭論了好多年，但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土地確權的改革使農民知道要學習、辦家庭農場了，這都在變化。

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偽命題 不會陷入其中

最後一個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對這個問題，我有一個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他是沒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銀行報告中提出，有一些國家到了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就停滯在那個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幾個國家、東南亞有幾個國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沒有提出怎麼解決，原因也沒有說清楚。實際上從國外的很多資料來看，事實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實際包含三個陷阱：

第一個陷阱是發展的制度陷阱。發展家原來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當地的土族勢力很強，比如酋長、大家族、地主之類。為什麼當初獨立者沒有改呢？因為這些人是有勢力的，而且他同意推翻舊王朝，也參加了獨立革命，所以就沒改。這樣一來，就耽誤了時間，改革是要趁熱打鐵的，如果那時候進行了土地的重分，就不會有後來這些矛盾了。現在越到後來就越難改，所以就變成制度性的問題了。

第二個陷阱是社會危機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沒改，傳統的統治方式也沒改，老百姓就有意見了，一部分人成為了激進派、左派，這部分人要重新起來鬥爭，結果內戰就發生了。這個時候，西方國家趁機就幫助原來的那些人，結果形成了長期的社會不和。

第三個是技術陷阱。所有的發展家，沒有資本市場，國內沒有人才。他們也會派人到國外去，但是大部分人畢業以後選擇在國外就業，不願意回去，那麼，非洲、拉美那些窮地方的技術怎麼能夠有突破？必須有技術上的創新才能走向成功。

很多人也不重視資本市場，只看重土地，認為土地越多越好，所以改革是很難進行的。這隻能說是當初錯過了最佳機會，改了就改了，不改拖到現在越來越難改。

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計劃經濟時代儘管有各種缺點，但在當時是必然的。因為處在受孤立、受封鎖的情況下，多次應該進行的改革都沒改。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提出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後來的這種局面。

儘管改革開放是很難的，但是畢竟有了幾個突破。第一個突破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了這個之後，多年憑票供應糧食的情況沒有了，集市貿易，雞鴨魚肉什麼都有了。

第二個突破是勞動力多了。過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幹活，現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麼多，多餘的人怎麼辦？就開始創辦鄉鎮企業。 80年代初你坐火車、坐長途汽車都會碰到一個現象，一些農民樣子的人穿著西服，大包小包的推銷員產品，他們在自己找市場。這是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破的結果。

第三個突破是經濟特區的建設。你看那些高樓一棟一棟的建，工廠一座一座建。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鄉鎮企業的建立和鄉鎮企業的市場開拓，還有經濟特區的建設，是在平靜的水面上丟下了三塊石頭，從此激起了層層波浪，經濟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們應該是這麼來看待的。有什麼中等收入陷阱啊，跟是沒關係的。

我們是發展家，但是有一點是跟人家不一樣，所有那些發展家，改革就改了，它是不會倒退的，不管它原來是奴隸制、大地主制，它從傳統的模式出來的，它的目標是資本主義目標，既然是資本主義目標，那它就會這麼想，怎麼也不會回過去那個傳統社會，所以不會倒退，就會停滯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面。

但不一樣，因為有可能倒退，儘管現在倒退的可能性越來越少。因為是從計劃經濟過來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不了解的人認為這就是倒退了，很多人說，平均主義好、吃湯泡飯好，但他不懂，計劃經濟是你屬於哪一個檔次你哪個檔次的鍋里吃飯。

十八大以後各方面的改革都在進行，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正在變化，而且變化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