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齊邦媛：從巨流河到啞口海的百年漂泊

台灣作家齊邦媛：從巨流河到啞口海的百年漂泊

80歲高齡時，台灣作家齊邦媛決定，沿著記憶之河逆流而上，回到那個叫「巨流河」的出發地。5年伏案，一字一句，她寫成25萬字的《巨流河》，其中一半是抗戰流亡的家國悲歌，一半是來台墾拓的踏實腳印。

「時間深邃難測，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時間真貌，簡直是悲壯之舉。」正是她晚年的「悲壯之舉」，為兩岸留下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記憶史」。《巨流河》自2009年起陸續在兩岸出版后，銷售達數十萬冊。被這部巨作感動的讀者如今仍在飛速增長，「永遠的齊老師」也成為他們心頭的牽挂。

如今，94歲的齊邦媛仍生活在原來的老人公寓，在原來的書桌上讀書寫作，忙著修訂舊作。見到記者，她拿出答問的提綱，上面密密麻麻寫著摘要，字跡工整有力。她說，上學時訓得凶，管得緊，現在還記得在重慶南開中學時，早上6點就起床，重慶霧很大，看不清訓話的老師，但「要自強」「要爭氣」的話卻聽得真切。

「人心的相通讓人驚訝」

談到寫《巨流河》的初衷，齊邦媛說：「下筆時完全沒有想到會在大陸出版，主要是為了寫給身邊的台灣學生、朋友看，因為他們多數不了解這段歷史。台灣像我這樣的老人已經沒幾個了，所以我必須要說出來。」

1930年，「九一八事件」前夕，齊邦媛離開東北來到南京；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前20天，她隨東北中山中學師生經蕪湖到漢口；1938年春，坐車加走路流亡到湖南長沙、廣西桂林、貴州懷遠，再進四川，最後在年底到達重慶，入讀南開中學。

「這條路是顛沛流離的逃亡之路，我終生難忘。」她說著就用筆在紙上畫出一條線路來，標出一個個重要的城市，心裡分明有一張清晰的地圖，心裡分明已經無數次重走這條逃亡路。

在她看來，台灣讀者就是用老兵的視角在讀《巨流河》，因為台灣大概有近一半的人和老兵有關，很多人是老兵後代。「我和老兵一樣，在歷史的大潮中，左一次沖刷，右一次沖刷，最後來到台灣。」她說，台灣讀者看完的反應是，來台前原來你們經歷了這麼多苦難。

《巨流河》在大陸出版7年來，齊邦媛也非常關心大陸讀者的反應，經常請人從網上、電子郵箱里把最新的評論、來信列印出來，細細閱讀。光最近兩年的列印件，她就拿出厚厚的一疊，上面留著各種圈閱的痕迹。

在她的書架上，還擺著這位大陸讀者寄來的禮物和玩具。「大陸讀者的反應，讓我驚訝於人心的相通，他們能感受到我的悲傷和惆悵。」齊邦媛說，有一位和她同齡的北京老太太，經常給她寫很長很長的信，說她雖然成長於紅色革命家庭，但她還是讀得淚流滿面，感慨不已。

「只想用庶民的眼光看歷史」

《巨流河》的前半部分故事涵蓋從「九一八事件」開始的整個抗戰史，雖然必須要面對大歷史，但齊邦媛始終堅持從個人經歷出發處理歷史題材，從一個戰亂中的小女子視角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知所做，很少在書中發表宏觀的評論。

「處理這段歷史，我就從自己的視角一條道走下來，就像當年流亡的東北學生一步一步走完那段流亡路一樣。和官方正史相比，我寫的是民間史、個人史和家族史，裡面有人有情，所以更能打動人，有更多的細節真實。」齊邦媛說，她的抗戰流亡之路，也是大家的流亡之路，所以個人的記載也必然有歷史的意義和價值。

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齊邦媛早有自己的體會和思考。她說，在台大教書，她就有個強烈的體會，那時的中文系像個大家庭，很溫暖；外文系的人獨來獨往，很有個性；哲學系就是埋頭讀書；唯獨歷史系整天辯論鬥爭，三個人就有三種對歷史的看法。

「我從那時起就知道歷史很難寫，所以我在書中儘力去記錄，盡量不詮釋，沒有想過要就歷史對別人有所指點，有所教誨。」齊邦媛說，這是一種自覺的、有節制的敘述立場。

很多人為書中她和張大飛的感情故事流淚嘆息，她只是淡然地說，這樣的故事在抗戰時期其實是很多的。「張大飛的同班同學後來寫信給我，說當年入學有100多人，後來只剩下幾個人，其中大部分都死於空戰。犧牲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把張大飛的故事寫下來，是齊邦媛紀念他和他們的唯一方式。「我只想用一個庶民的眼光，一個弱女子的眼光，去記錄那段大歷史，只想把評論留給讀者，留給未來。」

「文學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

在齊邦媛的20多平米的老人公寓里，從客廳到卧室都擺著書架，上面插滿了文學類書籍。門口的牆上掛著一幅三江匯流的照片。齊邦媛一一指出來說，這是岷江，這是青衣江，這是大渡河，當年武漢大學就在這三江匯流處。

「那時的武漢大學像一個世外桃源，雖在戰爭時期，但師生都很安定，有很多名師教我們讀最好的書，教我們讀書的能力、分辨書的能力。」齊邦媛說，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品味，這隻能在安靜的環境中慢慢養成。

在武大的名師中，朱光潛對齊邦媛影響最大。她至今記得，朱老師上課非常認真，還是個冷臉的人，給學生分數也算苛刻，但其實他是一個內斂害羞的人。在《巨流河》中，她記下了朱老師在課堂上講詩講到流淚、不讓學生掃掉落葉等動人細節，讓讀者感受到大學者的溫情。

當年正是聽從朱光潛的建議，她從哲學系改讀外文系。「聽了他的話，我確實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心有了安放。文學後來一直是我的『特效藥』，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齊邦媛說。

每當有痛苦襲來時，齊邦媛就會習慣地背誦那些熟記的詩篇。比如，在戰爭年代，為家國傷心的時候，她就會背雪萊的《世界！生命！時光！》，覺得這首詩是寫她自己的；有一次做完手術后在醫院裡痛得受不了，她就背誦華茲華斯的《我的靈魂陷入淺眠》……

「文學幫我戰勝痛苦，如果再選一次，我還是會選擇文學當自己的職業。」談到文學，已經滿頭銀髮的齊邦媛說自己還是會「人來瘋」。她還記得，小時候，她體弱多病，經常住院，在醫院裡認識了一位愛文學的張姐姐，在她那裡讀到林琴南等人的作品，那時已埋下文學的種子。

「《巨流河》是靈魂的返鄉之旅」

對齊邦媛來說，寫《巨流河》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就是為了父親齊世英。

齊世英晚年很傷感，覺得自己的一生奮鬥失敗了，連帶身邊的人都失敗了，自言「一生與草木同朽」，齊邦媛聽了很難過：「我寫《巨流河》就是不想讓我父親這一代的經歷『與草木同朽』。」

在書中，她這樣描述父親：自1925年隨郭松齡飲恨巨流河，至1987年埋骨台灣，齊世英帶著妻子兒女，四海為家，上無寸瓦，下無寸土，莊院祖墳俱已犁為農田，我兄妹一生填寫籍貫遼寧鐵嶺，也只是紙上故鄉而已。

正是這個「紙上故鄉」，深深地牽動著齊家兩代人。「我的父母都葬在台灣，來台後再也未能回到故鄉，這是很傷心的。」齊邦媛還記得，在台灣西北角淡水的那塊山坡地上，父親在母親的墳前，看著說：葬在這裡也好，這裡可以朝北臨太平洋遠眺東北。

齊邦媛回過東北三次，其中1993年第一次回到鐵嶺，2001年第三次回到瀋陽，為復建的東北中山中學捐一個圖書館。那一次，她特地從瀋陽來到大連，連著兩天，一個人坐在海邊往南眺望台灣，心裡盛滿近一個世紀的漂泊滋味。

「望著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兩千多公里航行到台灣。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下面數里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齊邦媛在《巨流河》的結尾處寫道。

「我和父親一樣，情系故鄉，念念不忘。」齊邦媛說，遼寧的一家出版社正準備給她出一套《還鄉文集》。「雖然我的舊家園已經不在了，如果文集能在故鄉出版，也算是靈魂的一種還鄉，就像我寫《巨流河》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