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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個詩歌盛行的時代，自宋代以來，就有說法稱唐代以詩取仕。巧妙的是，我們熟悉的大多數唐朝詩人，都很熱衷於做官。這其實也可以理解，那時士人階級出身的人一生下來，做官，發財，光宗耀祖就是天然的使命和主流價值觀。當然一般不能明說是要當官發財，而要說成是「為了朝廷為了萬民」。唐詩與仕途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交集關係：以詩取仕和獻詩請託。唐朝一般奉行十日一休，當然這要分情況看，唐朝前期在京官員最為人羨慕，每天工作時間是卯時到午時（大約是6點到12點），下午除了少數值班官員以外，其他人都休假。而且在中午下班前還能吃份宮廷標準的工作餐。至於地方官員則比較忙碌，上午下午都要辦公，被稱為「朝衙」和「晚衙」，可這樣在當時詩人們看來就很累了，比如白居易當地方官時就寫詩發牢騷：「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庭前階上何所有?纍囚成貫案成堆」最累的其實是那些效力於地方幕府的「幕職」官員，工作時間最長最累，所以一向被喜好詩詞愛好清閑的唐朝文人不喜，一般來說只有混得不如意實在需要養家糊口才會考慮。比如韓愈曾在書信里叫苦：「....從9月到2月，都是早上開始晚上才結束。沒有生病或者別的事情，都不許隨便出官署，這工作我實在做不了。如果能放寬一下改下工作時間，每天上午寅時（4點）上班，到辰時（8點）下班，下午申時（4點）上班，到酉時（6點）下班。其實也不會荒廢事情。如果能答應我這條，哪怕干到死都不後悔。」唐朝前期，京官收入高於地方官，地方官收入高於 幕職官員，所以唐朝人都願意留在長安洛陽。普遍把去偏遠地區當地方官視為受罰，而當偏遠地區地方官下屬的幕職官員，則簡直是侮辱了，唐詩里經常有表現這種情緒的語句。我們先拿名氣大，而且憂國憂民的杜甫來說，他第一次得到當官的機會，是就任河西縣尉，即縣公安局局長。這個官職雖然也算官，但卻是從九品下，唐代官員二十九階的最後一階，除了負責治安還要掌握戶口，催繳皇糧，可謂事情多責任大。屬於最能為朝廷和服務的基層崗位。可當時的士人階級，是根本沒人願意去干這件事的。杜甫不去就任，找朋友幫忙，當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是一個看管武器倉庫的小官，正八品下，工資很低，每月大約2500文，另外每年還有60石米可領，按當時物價換成錢大約是9000文。當時記載一個福建茶廠工人每日報酬可以達到30文，而杜甫所在的階級註定了他不能像平民老百姓那樣生活，所以這日子算是清苦。不過好在這工作清閑。不過杜甫過了段日子就開始煩躁了，開始在詩里抱怨工作無聊。沒過幾天，上天好像聽到了他的召喚，「安史之亂」爆發，長安淪陷。757年，杜甫從長安逃出，歷經千辛萬苦，到達當時新皇帝唐肅宗所在地鳳翔。當他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出現在唐肅宗面前時，唐肅宗任命他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同樣為正八品下的諫官，雖然品級不高，但好處是經常可以向皇帝進言。杜甫任左拾遺期間，朝廷發生了一件事，宰相房琯率領軍與叛軍交戰，房琯按今天的眼光看，是個不懂軍事終日沉溺於空談的文人，愚蠢到居然用書中春秋時代的戰法，弄了兩千頭牛組成「牛戰車」與叛軍交戰，於是數日之內全軍覆沒，葬送了數萬人的性命。可杜甫不這麼認為，他很欣賞房琯，覺得是個「醇儒」，現在房琯有難了，他應該挺身而出。於是，他上書為房琯辯護，說房琯「罪小功大」，不應罷免，那些攻擊房琯的人都是一些人格卑劣的小人。和平時代這麼做頂多是蠢一點，但在安史之亂這種時候，稍有腦子的人都明白這種人待在政府里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於是杜甫很快遭貶。與杜甫相比，其實李白更冤枉一些，杜甫是有機會當官卻當不好，李白則是出身就註定了沒機會當官。那個時代對商賈家庭有很嚴重的歧視。你想經商可以，那就不能參加科舉，只能靠貴人看重得一些小官，終唐一世，前期就沒有商人子弟參加科考的事情，從而也沒有能得到當大官的機會。李白家庭應該是非常富裕，據他自己說24歲出川，漫遊江南吳越一帶，年輕人豪邁慷慨，喜歡交朋友，錢財如水樣的花出去，不到一年時間就從手上花出去30多萬。前面說過那時代每天賺30文已經是高薪，也就是說當時一般人一年全部收入都不到1萬文，就連宰相但是每月月俸也不過3萬多，所以青年李白確實是土豪一枚。但這樣也意味著他沒有參加科舉的資格，李白一生結婚數次，很多次都是與官宦之家結親，而從他生平來看婚姻也談不上愛情，純粹是從事業考慮（當時很常見），至於他寫的大量唐詩，其實很多都是謁見當時權貴求推薦用的，詩中沒少拍權貴的馬屁。但詩好不好其實很大程度是一種主觀感受，哪怕你後世是詩仙，也不是隨便拿出一首就能讓人膜拜。李白就這麼等到42歲，才一路過關斬將，把詩送到了唐玄宗面前。公元742年 他43歲，李白終於成為「翰林待詔」，這個官職和後世顯赫的翰林學士不同，不過相當於皇帝私人聘請的幫閑，主要陪皇帝消遣娛樂而且無品階。和他做同事的還有精通合煉（合葯煉丹）、僧道、卜祝（算命）、術藝、書弈等等的各種能人異士，可見純屬娛樂班子。然後呢？然後他在詩里拿唐玄宗和楊貴妃開涮，可唐玄宗請他來是逗樂的，自己反倒成為別人逗樂的材料，當然不高興，於是李白就丟官了。至於唐代三大詩人的最後一位——白居易，這位出道最晚，比李白杜甫等要晚個幾十年，官運卻是三個人里最好的。首先他是科舉進士出身，所以第一個職位就是中央秘書省的「校書郎」，因為當時印刷術還不發達，書籍文件仍然是手抄為主，所以校書郎乾的其實就是檢查文書錯誤的工作，正九品上。官階雖然不高，但可以說他的起點卻是杜甫，李白們一生都未能達到的終點。也許是因為這種瑣碎的文案細緻工作，白居易一生對數字格外敏感，35歲時白居易官居縣尉，在此任中，他寫下了一首《觀刈麥》，詩中寫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三百石應該是虛指自己的官階，而非真發300石糧食，從詩句里看，他對縣尉官職的報酬很滿意，這很有趣，因為我們記得在大約50年前，杜甫的學歷完全不如白居易，卻對同樣的官職完全不感興趣。這裡的原因除了白居易同學心態不一樣以外，還可能是由於社會形勢的轉變，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從原先的中央集權體制轉變為事實上地方分權，地方官的待遇直線上升，以至於唐朝前期官員擠在首都求官做的現象，反倒變成京官們要求外放到地方當官。工資待遇不一樣了，自然積極性也不同。37歲時，白居易得了個左拾遺的職位(又是杜甫干過的），同樣幹得很高興，他在詩中寫道:「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當然這時的每年30萬實際價值只有李白那時的30萬的1/10（按米價計算）。唐朝後期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已經控制不住了。到後期白居易的官運更是不斷，最後居然是以刑部尚書（正三品）的待遇致仕，這也不奇怪，從歷史記載上來看，他確實是一個能幹實事的官員，例如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而且他並不是只看自己在任時的政績著想，例如他在西湖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以外，還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於湖邊，供後人知曉。離任前，白居易還主動捐獻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用今天的話說，白居易在做官問題上勝於杜甫的優點是:不抱怨，在本職工作上認真，且含有感恩之心。（難怪叫白樂天）言之有物，直率，對於工作完成方式有自己的想法，並且為之和上司討價還價。願意從基層開始鍛煉，累積經驗，幾十年後終於取得仕途成功。毋庸置疑，李白杜甫是名垂千古的大詩人，但是他們是不是治國之才就值得討論。註釋：唐朝的貨幣是「開元通寶」銅錢，1個銅錢即1文，一貫為1000文。黃金和白銀很少進入流通領域，所以沒有和銅錢之間的換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