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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記 這本書關於中心—邊緣結構的研究源於一項人生體悟。我們發現，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有些人總是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對待，他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努力，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沒什麼用處。我個人也抱怨過命運，但我沒有止於抱怨，而是希望理解它，希望通過思考來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在寫作《尋找公共行政的倫理視角》一書時，我通過對官僚制的考察發現這一組織的基本奧秘就在於它的中心—邊緣結構，但是，當時只是一個模糊的認識，沒有對這一點展開論述，只是在書稿完成後才在「序言」中用這個觀點去解釋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在《行政倫理的觀念與視野》一書中,我分析了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生成的過程,認為它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中生成的,是在傳統社會的金字塔結構解體之後產生了這樣一個平面展開的中心—邊緣結構。由於我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背景下去考察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的，所以，也對世界的「去中心化」 作出了一些構想。但是，嚴肅的研究一直未能進行。必須承認，在我發現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並努力去發表意見的時候，並不知道普雷維什、依附論學派等，雖然也曾讀過沃勒斯坦的著作(未讀他的《現代世界體系》)，但對中心—邊緣概念卻無印象。當張桐入學讀博並提出打算研究這一問題時，才一下子把我的興趣激發了出來，因而有了這本書。 其實，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不僅存在於國家間的關係之中，而且在我們的社會中也普遍存在。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在我任教的一所大學中，有一座叫作「如論講堂」 的禮堂，我一年至少有２００ 個晚上在它門前散步，看到各種各樣的會議和演出在那裡舉辦，但我從來也沒有進去過。因而，我就想，為什麼我沒有資格進去呢? 人們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問題，但是，我從中卻發現了一個值得進行學術研究的問題。也就是說，我之所以沒有走進這個「如論講堂」 的資格，是由我在這個學校中的邊緣地位決定的。因為，這間禮堂中舉辦的會議和演出都是一些頭面人物才能參與和觀賞的，對於一個處在這所學校邊緣的人來說，不可能有進入的機會。當然，我有的時候也會被要求參加一些學校舉辦的會議，但以我的層次，所參加的會議一般都在「逸夫會議中心」 舉行，在「如論講堂」舉行的會議，顯然都是一些較為重要的會議，我是沒有資格參加的。儘管我在散步的時候，進出於這個禮堂的人也許會恭恭敬敬地同我打招呼，那可能是因為人品和資歷方面的原因而贏得了打招呼的待遇，但就我在這個學校的地位而言，卻是邊緣性的。所以，我不可能進出這個禮堂。根據傳統的分類，構成這個大學的人群可以分為管理人員、教師、學生和後勤服務人員，然而，這個禮堂卻提供了另一個分類方法，或者說，這個禮堂是一個界碑，它把這個學校中的人分為兩類，一類是處在中心的人，另一類則是處在邊緣的人。我不能走進去，是因為我處在這個學校的邊緣。前一種分類方法看似非常科學，但是，與之相比，中心與邊緣的分類也許更能揭示其實質。因而，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多年來，我一直想研究這個問題，但是，一直騰不出手來，以至於這項研究就落到了張桐這裡。對於這一主題，我和張桐擬了大致包括三部著作的研究設想，即「國家間關係的中心—邊緣結構」、「社會治理的中心—邊緣結構」 和「城市分佈上的中心—邊緣結構」。現在呈現給讀者的是第一個論題，是由我與張桐合作完成的。第二個論題的寫作任務，我的設想是在我的指導下由張桐完成，讓張桐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去加以研究。圍繞第三個論題的研究工作將由張桐自己獨立地去做，那應當是在他博士畢業后的事情了。 隨著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問題研究展開后，我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特別是在提出了走向世界的「一帶一路」 的策略后，也讓我聯想到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將如何去對待既有的世界體系的問題。也許許多人會以為將在未來一段時間迅速地向世界的中心躍遷，並為國家地位的提升而感到無比興奮，我卻不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雖然我們在輿論中經常看到所謂「崛起」 的提法，而且這也是每一位中華兒女的情感寄託，但那絕不是建立在理性認識的基礎上的。因為，在既有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我們並不能樂觀地認為可以躍遷到世界的中心地帶。如果的發展不是去自覺地努力打破既有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而是用自己的發展去增強這個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就不可能會有這麼一天，即自己走進中心而同時把其他國家擠到邊緣。而且，即使躋身於世界的中心，那麼，難道也要像現在的中心國家那樣確立起自己的世界霸權嗎? 想到這一點可能會讓人不寒而慄。因為，毫無疑問的是，不僅在希望向中心躍遷的過程中會導致整個世界的動蕩，而且，在成為霸權國家的時候，也必然會面臨著各種各樣反霸權的力量。那樣的話，也將不可能獲得片刻的安寧。 從２０ 世紀後期的世界情況來看，隨著冷戰結束和單極世界的出現，恐怖主義也悄悄地成長了起來。雖然我們可以疾聲聲討恐怖主義活動，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恐怖主義恰恰是霸權主義的產兒。通過打擊恐怖主義是可以抑制恐怖勢力的成長的，但我們認為，卻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它。只要世界存在著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就不可能銷聲匿跡。當前，在打擊恐怖主義的活動中，世界上的一切國家似乎都需要「選邊站」，事實上也都站在了霸權主義的一邊了。然而，有誰真正相信這樣做就可以從根本上消滅恐怖主義? 在我們看來，恐怖主義的根源恰恰是霸權主義，只有根除了霸權主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消滅恐怖主義。至於霸權主義，顯然是生成於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的。這樣一來，根除霸權主義的行動也就只能寄託於打破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了。如果說在自身的發展中能夠為世界作出什麼貢獻的話，我們認為，首要任務是致力於打破世界中心—邊緣結構，而不是自己躋身於世界的中心。其實，也只有確立起這一目標，才能拓展出自身發展的空間，才不會在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被中心國家通過某項行動而再次打入邊緣。而且，當致力於打破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時，既實現了對霸權主義的衝擊，也消除了恐怖主義得以產生的土壤。 如果說人類在２０ 世紀後期進入了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的話，如果說全球化、后工業化意味著人類社會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開啟，那麼，在實現了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同時，也必將終結人類在工業化和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所建立起來的這一中心—邊緣結構。也就是說，從客觀的歷史進程來看，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去中心化的歷史進程。在２０ 世紀後期以來的社會發展中，處處都顯現出了去中心化的跡象，只不過人們尚未對此加以系統的研究和認真的思考，而是在舊的思維模式中去對新的歷史現象作出解釋。就此而言，是與歷史進步的要求相背離的，而且，也必將讓人類錯失許多發展機遇，甚至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偏離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正是想到了這些，我與張桐才就此問題開展研究，並以這本小冊子呈現給讀者。 顯然，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並不僅僅存在於國際關係中，它不僅是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體系所擁有的一種結構，而是廣泛地存在於一切有人群的地方。在一國內部，也同樣存在著中心—邊緣結構，同樣，在既有的一切組織之中也都有著中心—邊緣結構。而且，中心—邊緣結構並不僅僅呈現在某個領域線性展開的空間中，無論是在地理、社會的意義上還是在心理、思想、文化等的意義上，都存在著中心—邊緣結構。也就是說，工業社會的每一處都存在著中心—邊緣結構，甚至可以說工業社會的全部秘密都包含在了中心—邊緣結構之中。因此，中心—邊緣結構是可以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基礎性的解釋框架的，在我們的研究視線所及的每一處，如果都能夠引入中心—邊緣結構這一解釋框架的話，那麼，許多問題也就能夠得到正確的理解，而且，也就能夠找到解決和處理問題的方案了。當然，由於中心—邊緣結構是一個普世性的結構，要在總體上打破它並實現去中心化是非常艱難的。這也正好說明社會科學研究需要給予中心—邊緣結構以更多的關注。 中心—邊緣結構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我想用一些例子來說明一下。２０１０ 年，我下了決心調離北京，希望使自己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都能夠得到一些改善。在與欲調往的學校人事處簽訂了合同之後，單位領導帶我去拜望校長。校長是一個說起話來讓人感覺很實在的人，他認為我作出了人生中最正確的選擇。校長做了這樣一個比喻: 一棵樹長在太擁擠的森林裡，會被一些大樹壓得長不起來，甚至會被憋死。把這棵樹挪到一個空地上，它就能長大，而且，由於空地上沒有其他樹擋著人的視線，大家都一眼看到了它。校長的這個比喻讓我認識了自己。本來，在準備調動時，有一天在游泳館里意外地碰到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師和老領導，他到教育部做行政工作后我就沒有再同他聯繫過。我同他談了想調動的事，他勸我不要事業心太強，別瞎折騰了，少寫一些就行了。我特別記得他使用了一個成語: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走到哪裡，你遇到的問題都是一樣的。聽了校長的比喻，我覺得遇到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因為校長給我呈現的是可以擺脫邊緣地位的希望。另一個例子也許能夠更加直觀地道出中心—邊緣的實質: 我住在北京回龍觀小區,免不了要購物。由於我在城裡工作，也免不了會在中關村這一帶逛店。兩個地方服務員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我以為這是由於兩地所僱用的服務員在素質上不同。但是，我夫人給我做了一個讓我無比信服的解釋。她說，在中關村這一帶，你走進任何一家店，服務員都會誤以為你是有錢、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用北京話說，你是「大爺」，所以，會表現出對你的恭敬。回龍觀都是住經濟適用房的人，有很多人是失業和無業的，商店裡的服務員就自然會有著一種優越感，她認為她在這個地方是「大爺」。可見，在一個社會的中心還是邊緣，不僅客觀的方面是不一樣的，更為重要的是人的認識和觀念也是不一樣的。同樣一個人，在中心地帶時會被放置在一種位置上，而在邊緣地帶上又會被放置在另一種位置上。 我在北京上學的時候，認識一位老兄，他從四川來到北京，沒有工作，是個無業流民。此後，經常到我們宿舍串門，拿些東西求我們幫助翻譯。後來，他成為一位學者，發表文章時自稱是自由撰稿人。再後來，他被一所很有幾分名氣的大學聘為教授，聘期滿了還給我通過電話，想請我給他推薦個學校，但我能力有限，沒能夠滿足兄長的願望。過不多久，看到他在一所著名大學主持一所研究院，心中為他高興。他曾經寫過文章談他進入體制內的諸多感想和體會。從整個過程來看，他在自稱是自由撰稿人的時候，顯然是要說他處在政治學界的邊緣，他寫文章談自己從體制外到體制內，無非是說他從邊緣進入了中心。但是，我總感到他一直處在政治學界的中心，他因為譯介中心國的著作而早早地就處在了政治學界的中心了。 我們還經常看到，政府的一些官員在中央機關工作時言行恭謹，一旦放到地方做官，不出三年就性情大變，變得極其狂妄，目中除了上一級的權力之外再無他物，言談舉止中透露出來的一種氣勢，似乎地球已經容不下他了。這說明，邊緣中的中心與中心中的邊緣在人格上都會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邊緣中的中心會因為其優越地位而變得猖狂，除了對權力更加順從外，不再有任何敬畏感，對一切原則、知識、智慧等，都表現出蔑視。還有一種現象是，在改革開放后，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構成了一個所謂「農民工」 群體，對於城市來說，這個群體是處在邊緣嗎? 我總覺得他們並未融入城市，仍然處在城市的外圍。一般說來，我們工作的單位也都會僱用保安等人員，在我工作的單位就有些人負責對進出車輛收費和管理，我覺得他們雖然在這個單位里工作，卻不屬於這個單位，對於這個單位而言，他們顯然處於外圍，甚至還未成為這個單位的邊緣。 可見，我們存於其中的世界是分成中心與邊緣的，而且，中心與邊緣的表現是非常複雜的。從中心與邊緣的角度去看問題的話，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近代社會科學所給我們描繪的那幅圖景。可以認為，我們社會中存在著的不平等、非正義等幾乎所有問題又都是根源於這個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的。如果說我們既有的制度安排和行為模式、生活模式建構都是在默認了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的前提下做出的，那麼，當我們認識到了並努力去打破這一結構的話，也許我們就能夠獲得另一幅世界圖景。我們認為，如果對農業社會進行解析的話，我們可以認識到的應當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中心—邊緣結構是在工業化進程中生成的，而在今天正在發生的這場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中，打破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將會成為一項基本任務。因為，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必然會有著屬於這個歷史階段的特定的社會結構，等級結構屬於農業社會，中心—邊緣結構屬於工業社會，而後工業社會也將有著屬於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去發現那種屬於后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其中，打破工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或者說實現社會的去中心化，就是我們應當首先去做的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更多地涉及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我可以說是從事政治學研究工作的。但是，我並不認為我需要去批評某種政治或服務於某種政治，我所追求的是去寫我所想，表達我所認識。當然，「政治」 這個詞有著極其複雜的內涵，與政治無涉的純學術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也從未想過要做純粹的學術。然而，政治是有高尚與齷齪之分的，我嚮往某種政治和鄙視某種政治也是很自然的。這並不意味著我帶著什麼高尚的政治觀念去做研究和去看我的研究對象，相反，我是儘可能用一顆純凈的心去體悟政治。高尚不是我的追求，科學也不是我的願望，我在研究工作中希望去做的，是用純凈的心靈去觀察、體驗和想象。所以，我既不是在政治之中研究政治，也不是走出政治而研究政治。但是，個人的生活境遇必然會反映在研究工作中，作為一個邊緣人，而且作為一個作出了種種努力都無法改變自己的邊緣命運的人，是對自己命運的思考而開始關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正是這樣一條致學理路，讓我所寫的都是自己的思考。當我審視周邊的時候，我發現也有許多同樣處在邊緣地位的人，卻總是服膺於某種霸權話語。這也就是我們在書中專門對邊緣國知識分子作出考察的原因。 雖然是一個邊緣人，但我一直認為，我們的科學研究絕不應以君王的偏好而作主題興廢之選擇，而是應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中去發現主題，並堅持不懈地去進行探討。如果我們接受了他人給定的題目去碼字，只能是一種命題作文，我們實際上因此而把自己降低到了國小生的水平，如果我們在寫這種作文的時候還是按照某個人的意志去表達的話，那就只能算作是一群作奸耍滑的國小生了，不僅對於科學的發展、知識的增長無益，對於自己的成長也是無益的，儘管我們討得那個為我們命題者的一時歡心和獎勵。對於一名準備投身於科學事業的人來說，通過獨立地觀察去發現和選定主題，通過自己的研究去表達認識，是一個基本要求。當然，我們處在一種不道德的、不尊重人的行為選擇的社會中，由於我們受到某種權力意志的支配，我們每個人都有著維護生存權的需要，不得不去做一些由他人為我們指定的所謂課題。不過，我們必須意識到，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僅僅是為了生存方面的需要，如果我們的生存權得到了保障的話，還去追逐這些東西，那就是我們自己的不道德選擇，因為，在這種行為中包含著不道德的追求。總之，科學研究是一項需要自主性的事業，它不需要遵從任何權威的意志，也不需要由任何權威去對科學研究的成果作出評價，而且不應有太多的所謂科學框框。即使在這個有著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中，我們從生活中去發現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並加以研究，所反映的也是一種去中心化的追求。張康之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相關圖書在公共行政學的百餘年發展歷史中，行政人格研究始終處於薄弱環節。本文首先從人格研究的不同學科視角和關於人的不同認識出發，批判性地綜合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法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人格的含義，突出了其作為一種倫理性的存在。然後，本文回顧了公共行政學理論對行政人員的認識，從倫理存在的角度闡述了行政人格作為個體之格的含義，並在公共行政職業化的過程中論述了行政人格作為群體之格的內涵。接著，文章將行政裁量視為行政人格生成的現實基礎，強調對行政裁量的控制不應局限於單純的形式化規則控制，而是應該加入倫理道德和價值的考量，並具體論述了行政人員自我本質與社會本質的生成，強調公共性的人格實現。本章最後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提出行政人格的具體三種歷史類型。本書將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放入社會治理歷史發展的脈絡中進行批判性闡釋，試圖拓展以往關於政府職能及其模式研究的視角，力求建立起適應后工業化進程中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的政府職能及其模式理論。經過深入地研究，我們發現：道路的奧秘就是政府在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是一種面向後工業社會的、自覺的、旨在通過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而引導社會實現科學發展的一種全新的政府職能模式。因此，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的自覺建構是與服務型政府建設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二者處於互動的過程中，能夠發揮相互促進的作用。本書將合作行政的有關知識的建構確定為探討主題，研究的是多元合作主體在政府引導下如何合作治理社會的基本問題，運用闡釋、比較和批判性建構等研究方法，通過對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及后工業社會的行政行為模式的歷史走向的界定，依次分析、闡釋和批判了農業社會的服從行政行為模式，工業社會的協作行政行為模式，並根據后工業社會的時代性質，探索了合作行政行為模式形成的理性基礎、組織基礎和人格基礎，考察了不同類型的行政心態對行政行為模式的影響，同時通過對合作機制的構想，力圖展現符合后工業社會治理要求的合作行政行為模式的判斷標準。本書在「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的論題下，圍繞「政治—行政二分」、民主行政、官僚制、身份危機、行政倫理等經典主題，考察了作為管理行政的公共行政及其公共行政學在20世紀的演變過程，描述了公共行政不斷朝向「另一種可能」的發展邏輯。在全球化與后工業化的歷史背景下，本書視服務行政為公共行政非正典化的終點，認為服務行政為公共行政尋找「另一種可能」的努力做出了回答，並對服務行政的建構原則做出了初步的論證。本書可作為公共管理專業的學科基礎讀物，也可作為相關學者的研究參考。在共同體的視角中所看到的是人的共生關係，而共同體是有歷史的，經歷了從家元共同體向族閾共同體的蛻變過程，隨著后工業化進程的啟動，合作共同體的身影正若隱若現地走近我們。共同體的形式不同，意味著與之相隨的社會關係、價值觀念、人的行為模式以及社會治理方式的不同。本書以權利、正義、自我、他人、承認、認同、共識等概念為經緯線，編織起了人類共同體演進的絲帛畫卷，並努力揭示人類走向未來的方向。面對20世紀後期以來的「全球風險社會」，本書所提出的合作共同體建構之設想，對於社會治理的改革以及全球秩序的重建，都是具有啟發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