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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領域有一種交易被某些人稱為「喬姆斯基交易」，是以語言學家和社會評論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命名的。喬姆斯基曾經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什麼值得投資，那就看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和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等為研究提供資金的聯邦組織如今投資什麼，然後你在30年裡跟隨投資就行（題圖為DARPA設計的機器人）。 在上世紀50年代，重大技術突破是晶體管，於是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迎來了微電子革命。上世紀60年代的重大突破是數字處理，這讓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有了個人計算機。上世紀70年代的突破是本世紀頭十年開始應用的生物科技。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將在2010年代及其以後年代改變許多工作。 儘管政客們表示不太了解，但美國政府和美國納稅人、而非私人部門是基礎科學研究的關鍵投資者。私人基金會只為美國研發提供了6%的資金。美國聯邦政府提供了55%的資金。 正如經濟學家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所揭示的，iPhone內部的大部分部件是美國國防部開發的。讓網際網路互聯互通的TCP/IP協議是Darpa開發的。觸摸屏是為美國空軍(US Air Force)製造的。一半APP賴以運行的GPS是海軍的項目。此外，大約40%的基礎生物醫學研究——推動生物科技發展和研製讓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藥物都需要這類基礎研究——並非來自企業，而是來自NIH資助的大學實驗室。考慮到以上這些事實，你就會明白公共科技研究經費有多重要。 這就是讓美國保持領先優勢的原因所在。然而，川普(Trump)政府似乎決心要破壞這種優勢。它不僅表示，要將大規模削減NIH以及其他資金提供機構的經費作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預算建議的一部分，而且現在還要瞄準使研究成為可能的支持性基礎設施。 在一個必須培訓和留住人才、遵守合理監管、避免利益衝突以及確保資金支出透明化的領域裡，從事基本研究需要支持性的基礎設施。研究機構建造並維持可以開展研究的實體空間，並提供相應資源。這些由主辦機構提供的東西通常被稱為「間接成本」。 例如，在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等私人機構里，政府撥款里將會有62.5%覆蓋此類間接成本，但考慮到政府限制政策和成本共享，在布朗大學這個實際比例大約為33%-38%。也就是說，每支出3美元就有逾1美元用於支持研究。鑒於聯邦政府自身讓我們承擔的做研究成本，這是合理的。公共機構的間接成本比例通常會更低，這一定程度是因為它們受到政府的支持。 現在談談川普政府。政府里有人注意到，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等私人機構的間接成本比例只有10%。那麼納稅人為何應該支付10%以上的間接成本？ 但這裡有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正是因為政府支付了此類成本，私人基金機構才能支付更少成本，這激勵了基金會投資於基礎研究。如果基金會不得不支付實際的研究支持成本，他們就做不到了。如果你將聯邦間接成本削減至10%，基金會將不會一下子填補缺口。基礎研究將會被削弱。 儘管真正削減NIH等聯邦資金提供機構的經費需要國會批准，但川普政府可以單方面削減大學補貼的間接成本比例，看起來他們肯定會這麼干。這有可能中斷那種讓美國保持領先優勢的十年一度的研究周期。由於國會山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領域，這正是那種能夠不受質疑而通過的政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通過這項提案，可能的贏家將是。將會很樂意取代美國的產業研發優勢，雖然這樣做很艱難。那麼，在目光短淺精打細算的壯舉中將這種優勢拱手送人，究竟是種什麼樣的才能呢？當然不會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才能。 如果美國政客真的關心自己國家的未來，他們將會增加、而非減少「喬姆斯基交易」的投資。如果他們想要將產業研發領先地位拱手讓給，他們可以繼續沿著他們所選擇的道路走下去。 系布朗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