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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網8月15日電 14日，上海一影城放映「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時，一男子竟笑場，觀眾勸阻后，還一直表現的無所謂，說「我笑關你什麼事」。直至有人罵了他一句，引其瞬間爆發，將爆米花扔向出口觀眾，甚至想動手打人。相關報道《二十二》導演郭柯：她們是人，不是「慰安婦對話人物：▲郭柯：「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導演 對話動機：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今年的這一天，一部名為《二十二》的紀錄片在國內上映。這是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紀錄片。慰安婦，是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征的隨軍性奴隸。慰安婦人數存疑，有專家推斷，日軍在二戰期間，前後共奴役約40萬女性充當日軍性奴隸，其中包括約20萬大陸女性。「二十二」代表了大陸公開「慰安婦」身份的老人數量。2012年，這個數字是32。那一年，郭柯無意間讀到關於慰安婦倖存者韋紹蘭老人和她混血兒子的新聞，便以韋紹蘭老人的故事拍攝了記錄短片《三十二》。到了2014年，這個數字減少到22，他決定為22位老人全部留下記錄，因為「時間不多了」。就在影片上映前兩天，8月12日，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黃有良老人離世，終年90歲。從2001年起，8名海南「慰安婦」倖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訴訟，但此後的訴訟之路均以失敗告終。黃有良是最後一位原告。從2014年至今，《二十二》記錄的老人，隨著黃有良的離世，僅剩8位。▲《二十二》劇照。來自電影官方微博。 「她們是人，不是慰安婦」新京報：拍攝紀錄片《二十二》的初衷是什麼?郭柯：2012年拍攝《三十二》時，韋紹蘭老人樂觀積極的態度改變了我之前對於慰安婦群體的看法。第一次見到她時，她非常平靜，但沒有說話，我們誤以為她不好接觸，後來才得知她感冒了。第二天她病好之後就很熱情了，會主動給我倒水，會給我們做飯，到點了喊我們一起吃飯。▲韋紹蘭，1920年生，現居廣西省荔浦縣，現年97歲。1944年冬天，韋紹蘭被日軍抓走，后趁日軍不備逃出慰安所，彼時已經懷孕的她生下了「中日混血兒」羅善學。目前老人和兒子羅善學以及外孫一家住在經過修繕后的新房中。老人樂觀開朗，是位愛笑的奶奶。 在此之前，我跟大家接觸到的是一樣的信息，這群人被日軍強征去做性奴隸，受過迫害，回到家裡后也過得特別痛苦，都是刻板印象。當時我就覺得，她們受了那麼多苦難，依然那麼樂觀。這些老人應該被更多人看到。後來，一年多的時間內，國內公開身份的慰安婦老人就從32減少到了22位，我覺得時間不多了，就開始籌拍《二十二》，記錄22位老人的生活狀態，她們是如何走過餘生的。新京報：和22位老人接觸后，在你眼中，她們是一群怎樣的人呢?郭柯：就是普通人，跟普通老人沒有任何區別，這是在拍攝她們之後才有的認識。在拍攝過程中發現原來她們這麼平靜。她們沒有太多悲喜，她們每天看著自己的孫子子女，聊天、開開心心地生活，最關心的是子女生活、孫子孫女成績好不好啊，不關心我們想象的那些東西。有人看了日本人的照片能笑出來說「日本人也老了，連鬍子也沒了」，與我們想象中痛苦的控訴不同，她們的平靜是我當初沒有想象到的。新京報：是什麼讓她們這麼平靜?郭柯：時間。時間可以改變任何東西，抹平一些東西，傷痕肯定還在，但為了生活下去，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現在仔細回想，人不就這樣嗎，哪有那麼多仇恨，七十年的概念是什麼呢?如果我是150歲的導演，我去拍她們才能體會到那種感受，我作為三十多歲的人，為什麼要去揣測九十多歲老人的內心?未免也太不準確了。作為觀眾，只能去體會她們，關於她們的心理和我們想象的仇恨，我們都不能夠去給答案、下定論。新京報：除了平靜，還有什麼特質打動你嗎?郭柯：她們都很善良。有一年春節我們去看望韋紹蘭老人，給了她500元，但是臨走之前，她又拿出400元給我們四個人每人包了一個紅包。她的生活很艱苦，每個月只有30元低保金，在我們想象中錢對她們依然重要，但是她拿出來400元來給我們包紅包，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導演郭柯與韋紹蘭老人 李愛連老人每天會早起炸饅頭片，等著我們去吃;湖北的毛銀梅老人種了很香的梔子花，到了夏天會摘一桶送給我們每個人。這個時候，你還能想到她們是慰安婦嗎?這個帽子已經不重要了，把帽子摘掉，讓大家真正去了解人，而不是了解慰安婦，她們是人，不是慰安婦。「不會追問她們關於過去」新京報：為什麼最終呈現出來的片子不是黑暗歷史的控訴，而是相當平淡甚至充滿了日常生活的乏味?郭柯：我們就是記錄，只是想把你們(觀眾)帶到她們身邊去，或近或遠地去看她們一眼，她們這些受害者，晚年過著怎樣的生活。有的老人喜歡安靜，我們就在門口看一眼，有人狀態比較好，就進去看一眼，有人願意跟我們聊天，我們就聽她聊聊，或近或遠。新京報：為什麼這麼做呢?郭柯：我們不是像以前一直呈現的殘忍和痛苦的東西，世界上沒有誰喜歡去接觸痛苦，所以，當把平靜的老人展現給下一代，讓他們對慰安婦群體有正確和客觀的理解。用這種柔和的方式去對待老人和下一代，讓他們用溫柔的方式去理解和接受她們，這樣做是對的。新京報：有試著觸及過去的傷痛嗎?郭柯：會問到以前日本人來了是什麼樣，她們願意說就說，不願意說就算了。我們不會去追問，沒有必要。如果把她們看作自己的奶奶，你會追問嗎?不要把自己當做拍者，不要把她們當做陌生人，而是當成親人，你的問題就是有底線的。對我來說，如果一直去觸及追問那些問題，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你為什麼要去追問呢?難道就因為你是導演嗎?在面對她們的時候，得看清楚自己，所以要平和一點。我們不談藝術創作，只會帶著感情去觀察和體會她們的生活。新京報：怎麼做到這一點呢?郭柯：我們開始什麼也不做，先去房間去看她們，坐一兩個小時。《三十二》以後對這些群體有了比較深的認識和理解，所以第二次拍的時候就是跟老人去玩兒，每天陪著她們，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過程。我們跟老人也培養了情感，盡量減少目的性，正常地去相處。新京報：能舉一個例子嗎?郭柯：黃有良老人比較內向，和我們語言不通，加上腿不方便，一直坐在床上，所以交流比較少。有一次拍攝印象深刻，我們帶了一架輪椅給她，扶她坐上了輪椅，推她出門。她沒有輪椅，平時大部分時間都坐在床上，我們送了輪椅之後，她可以自由活動了，可以被推到院子里看看，她就樂呵呵的。看到她高興，我明白了老人們需要陪伴。紀錄片就是記錄下來，拍攝中最重要的是要對她們溫柔一點，在她們將要離開世界的時候，我們對她們呵護、愛護一些。她們是我們奶奶輩的人，不能再傷害她們了，而是尊重她們。▲毛銀梅老人，1922年生，原籍為朝鮮半島，原名朴車順。2017年1月18日去世，享年95歲。1945年初，老人被從朝鮮半島欺騙至。日軍投降后她逃出慰安所，定居湖北孝感，結婚並領養了一個女兒。老人生前，家人及鄰里非常愛戴她，她對有著深厚的感情,將姓氏改成「毛」。 「她們家人說挺好的」新京報：通過這部紀錄片，你最想傳達什麼?郭柯:應該用什麼心態去面對和認識她們，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這些曾經的受害者，這些九十多歲的老人，我們把她們當作普通老人，當成自己的奶奶來看待。新京報：你想通過這部片子摘掉過去對慰安婦刻板印象的帽子嗎?郭柯：摘不掉的，怎麼可能改變所有人對她們的認識呢?就是介紹她們給大家認識，只是這樣。一個影片什麼都改變不了，只能傳達一種情緒出來，不會說大家看完片子就顛覆了對慰安婦的認知，能對老人有新的看法就可以了。新京報：有人說，你們的片子影響和傷害了老人，你怎麼看?郭柯：如果說我們對她們有影響，的確是在打擾她們的生活，但怎麼可能傷害呢?我們每年都會去看韋紹蘭老人，每次去都很親切，會在她家多陪陪她。我們跟家人會偶爾打電話聯繫，老人不會講電話，必須去了面對面交流。這是一種很美妙的緣分，已經超出了拍片的範疇。片子拍出來后，給她們的家人看過，他們說挺好的，感謝我們把老人的記憶留在畫面里了。我覺得他們看完沒罵我已經很高興了，只要不傷害到他們就沒有什麼問題了。新京報：日本觀眾看過這部影片嗎?他們是怎麼評價的?郭柯：在日本沒有公映過，電影節也都沒有收這部片子。但部分日本觀眾看了之後，覺得這種方式他們能接受，很感謝我這樣拍，不尷尬。這樣就對了，為什麼要讓日本人看到片子尷尬呢，開放一點。新京報：你本人這次的收穫是什麼?郭柯：就是對這些老人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對自己也有了新的認識。人應該善良一點，面對你的拍攝對象應該溫和，不要著急，在生活中也該溫和一些。片如其人，你是什麼樣的人，你的動機，在片子中都會呈現出來。▲8月2日，黃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的家中。新華社記者楊冠宇攝 逝者黃有良至死沒等到一句道歉姓名：黃有良性別：女終年：90歲去世時間：2017年8月12日去世原因：病逝生前經歷：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8月12日，第5個全球「慰安婦」紀念日前兩天，大陸最後一個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90歲的黃有良去世。14歲遭日軍強暴，15歲被抓去慰安所，17歲以父親去世名義回家后逃亡。抗戰勝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議論，丈夫打罵，孩子不理解……「這不是我的錯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訴。和黃有良一樣，在抗戰期間被欺凌的婦女，共計20萬左右。70多年過去，倖存者的數字不斷減少。如今，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倖存者僅14人。她們老了。身體飽受摧殘，世俗的嘲諷伴隨左右，屈辱又通過子宮蔓延至兒孫兩代，從未間斷。最大的敵人，是歲月。皺紋爬滿全身，器官生了銹，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後時光，她們答非所問，記憶錯亂，直到老去，死掉。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沒人等到。噩夢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黃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正是椰子成熟的季節，兩排椰子樹林立，茂盛的樹葉從頂部「炸」出來，像濃綠色的禮花。75年前，她被日軍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種了一片小椰樹。不遠處，一人多高的木樁還在，是「日軍抓了人，綁在上面打人用的」。日子再往前數，就來到那個讓她「恨」的年頭。1941年農曆十月，14歲的黃有良幫著父親種田。那天，她挑著稻籠，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忽然聽到幾聲喝叫，抬頭一看，前面不遠處站著一群日軍士兵。嚇得我扔下稻籠，轉身就往山裡跑。」2000年，她曾對志願者陳麗菲回憶，日本兵緊追不捨，自己逃得沒了力氣，被抓住。一個滿臉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剝開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發狂大笑。黃有良抓起一隻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聲，鬆開手，發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軍官大聲喝住。「姑娘別怕」。軍官「九壯」(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將幾人遣走後，他反過來摟抱黃有良。「我用力掙扎，他並不強迫。我以為沒事了，便到田裡把稻籠挑回家。」黃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壯」什麼時候，對方跟到家門口，攔住並把她抱進卧室……黃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來找，她嚇得躲起來。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腳牛(當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黃有良得知后，連忙回來看父母，再次被強姦。逃亡軍官「九壯」認得家門，天天來。只要黃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黃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軍車后，直開到藤橋，關進一座房裡。「門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們隨便走動。白天做雜工，掃地，洗衣服。夜間就有日本兵來找，一般是三個五個，有時還要陪著睡。」黃有良曾回憶，不聽話就會挨打。她很怕，被逼著，只能「叫幹什麼就幹什麼」。她形容，在藤橋的那段時光，整個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尋找機會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過辦法，但因日本兵站崗很嚴，加上不熟悉路，無法逃走。而同伴中，一位漢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後，關押起來。糟蹋得太多了……黃有良認識的女性中，陳有紅(音)不聽日本兵(的話)，被打得大出血，死了。還有一個，聽說咬斷舌頭，也死了。她放棄了逃走念頭，聽天由命。被關了兩年後，堂兄弟黃文昌冒著生命危險，來到藤橋日軍軍營，告訴她，父親死了。她不顧一切去找日軍軍官，要求回家給父親送葬。起初對方不同意，黃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頭，才終於得到允許，但事情完后須馬上回去。回到家后，她發現父親「好好的」，大吃一驚：家人想救女兒，為了效果「逼真」而沒有告訴她。他們連夜拿鋤頭、糞箕，在村邊荒坡堆了個假墳，說是黃有良傷心過度，自殺死了。隨後，父女倆到處逃難、討飯。控訴抗戰勝利后，黃有良回到村裡。因為「被糟蹋過」，她只能找了個得過麻風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過去，一有氣，就打罵。「文革」時，村裡人特別是小一輩的，常背後議論，罵她是「給日本人睡覺的」。小孩入團入黨，都不可以。黃有良生過5個孩子，3個女兒，兩個兒子。他們有時也罵她這個母親。這個「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著一切。2000年，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到海南調查慰安所情況。「當時民風尚未開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婦的事實。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無法隱瞞，村裡的慰安婦都有心理壓力。」他回憶，那時黃有良身體還算硬朗，但只會說黎族語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譯。他們確認黃有良在藤橋鎮遭遇日本兵，事後被送到藤橋鎮慰安所。「有些慰安婦只是在小據點，尚有喘息餘地。但在慰安所的婦女，則要承受更重的苦難」。蘇智良說。也是在那時候，黃有良下定決心，要到日本，當著他們的面，控訴他們。她說，自己不怕。2001年7月16日，黃有良、陳亞扁等8人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公開道歉還以清白，並給予相應賠償。幾年來，案子多次調查取證開庭，並未換來公正的判決。至2010年三審結束，仍是敗訴。蘇智良介紹，法院給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根據戰前規則，訴訟時效是20年，已超過年限等。黃有良氣憤、不甘心，她曾主動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彎了，路也快走不動了。別說去日本，就是來趟海口，都覺得很累。但只要我動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贏，我死了都閉不上眼呀!」她對媒體表示。死亡黃有良90歲了。生命的最後，她面部更瘦削，顴骨凸出，不出門，也不愛說話。她的大兒子胡亞結聲音沉悶地說，母親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參加了葬禮，但他仍然無法接受喪母。村長鬍亞梁介紹，黃有良家裡收入水平算中等。農忙時，幾個兒子種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時間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養老保險，一個月能拿100多元。蘇智良回憶，最後一次見黃有良是2014年。那時她身體有些虛弱，兩三天不吃飯，志願者們一度擔心她挺不過去。從2000年起，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決定給予受害人實質性的援助。當時還沒成立基金組織，只能跟海外華人華僑聯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給每個人5000元補助，財務負擔很重，但僅夠維持老人們的溫飽。近20年來，蘇智良走訪23個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時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漸漸地，這些老人相繼去世，雖然財務負擔慢慢減輕，卻讓他很不好受。這幾年，他甚至「敦促」媒體人採訪，「多寫寫吧，以後可能就看不到了。」志願者胡雪菲參加了黃有良的葬禮。今年1月她到海南為黃有良送慰問金時，她已無法下床，話也不多。有時還會記憶錯亂，答非所問。唯有牙口還不錯，嘗了他們從上海帶來的點心。照片中，黃有良戴著深褐色的頭巾和銀色的耳環，穿著暗紅色的棉衣。距2001年起訴日本政府，又過去16年了，8名「慰安婦」也相繼死亡。2006年8月，一審敗訴后的第二天，楊阿婆帶著遺憾離世。仍倖存的7人非常氣憤，但並沒有放棄，繼續提起上訴。今年5月11日，陳亞扁離世。在她的葬禮上，志願者們見到黃有良。「照片里，她看起來狀態不錯。」蘇智良說，黃有良算幾個慰安婦里身體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這麼突然。如今，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也逝世了。她們最終沒能等來道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