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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5T20:27: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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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海燕,結婚三年,一直相親相愛。今年她頂替進廠當了工人以後,忽然來信提出要離婚,不要我這個當農民的丈夫了。」 1979年12月13日,在《解放日報》第2版市郊版上,來自城郊公社的林寅觀投信報社,坦言婚姻生活出了問題,請求組織的介入。在求助信中,他寫道,他與妻子1976年經人介紹登記結婚,婚後夫妻感情和睦。雖然妻子兩次懷孕,但都因為顧忌會影響前途而墮胎。1979年4月,妻子頂替進了上海市一家棉紡織廠之後,「卻一忘舊情,來信提出要同我離婚。接到此信,我只覺得天旋地轉,差一點昏厥過去。」 他思忖,妻子要離開自己這個「鄉下佬」原因有兩條:「一是海燕進廠當了工人之後,思想開始變化,嫌農民貧窮、土氣,忘了三年夫妻恩愛之情;二是她母親和父親在中間作梗。她父母說什麼過去海燕年紀小,不懂事,婚姻是包辦的,現在她大了,應該讓她自由戀愛去了。說完,把我趕出了門。」林寅觀走投無路,羞憤異常,寫道「現在事已如此,個人毫無辦法。因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特向黨報反映,希望能夠得到支持,讓我們夫妻重新團圓。」 根據當時的報道需要,報社記者前去海燕所在的棉紡廠和當地勞動局和供銷社等有關部門,發現情況屬實。記者在調查附記里建議「海燕進廠以後,林寅觀遠道尋妻,卻被拒之門外。群眾對此非常氣憤。棉紡廠有關領導多次對海燕做工作,她父親竟出面阻撓,說什麼『有錯必糾,結婚結錯了也要糾,不能一錯再錯了』等等,十分荒謬……我們希望海燕趕快覺悟過來,奉勸海燕的父母不要『一錯再錯』下去,快快規勸女兒女婿和好,共為『四化』貢獻力量。」1979年,改革開放。知識青年回城。聯考也已經恢復正常。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不可避免影響到身處其中千千萬萬個小家庭。有人渴望跟上時代步伐遠離過往生活,也有人選擇堅守在原地。 同年10月8日,也在《解放日報》市郊版,登載了一篇比較「正面」處理愛情問題的來信: 星火農場製藥廠職工梁毅萍說,自己1973年中學畢業後到了星火農場,每當工作中遇到苦悶,車間主任陳天國就會到身邊來輔導她,告訴這個城裡來的小妹妹要「有理想、有抱負地不虛度一生」這些春風般溫暖了小梁的話,也打開了少女心扉,「儘管他長得不怎麼樣,我卻愛上了他,也愛上了他所喜愛的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場。」隨著頂替開始,大批青年回城,小梁的父親來信也催女兒趕快辦頂替手續回城。 少女的心波動起來了。「可是,小陳說啥也不願意離開農場。他說,他熟悉廠里的每一台機器,藥廠就是他的家。他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們終於愉快地決定了婚期。」在他人的諷刺、惋惜和勸解中,這對青年結了婚。梁毅萍致信報社,也是堅信自己的選擇正確「今年春節,我和小陳幸福地結了婚。為了讓父母放心,我經常給他們講農場的發展,我還把父親接到農場來住幾天,讓他親眼看看農場生活的變化。我感到在農場安家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把農場辦好。現在我們都努力工作。」 在1979年,父母在家庭格局中的權威還未遇到很大挑戰。並不是所有的女兒,都敢和小梁一樣違背家長意志。 在這一年10月18日《解放日報》的《看信有感》欄目中,署名辛方的編輯寫道:有一封來信是某街道婦聯為某青年的正當的戀愛婚姻遭到父母迫害而鳴不平。她們反映,這些女青年在生活中和工作中,經過相互了解,選擇了作風正派、志同道合的對象,並且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他們的相愛得不到父母的同情和支持,始則遭辱罵,繼則挨痛打,使他們陷於極大的苦悶之中。有的家長竟將不肯聽從父母之命的女兒,打得皮開肉綻,衣不蔽體;有的家長剝奪了女兒行動自由,藏去衣物;有的家長逼得女兒逃離家庭,在外寄居。有的青年在走投無路之中,產生了輕生棄世的絕念。 報社編輯為此疾呼:青年人有權自己選擇配偶,做父母的應該尊重子女的正確選擇。有些家長無視子女的正當意願,以為子女是自己撫養長大的,就把子女當作私有財產,一切都得聽父母的。他們強迫子女服從自己的所謂「條件」,提出了一些完全不能成立的,反對子女婚姻自由的「理由」:或者嫌對方窮,家底薄,工資低,門不當,戶不對;或者嫌對方工作「蹩腳」;或者僅僅是因為對方是外省人(這種舊上海遺留下來狹隘的地方主義觀念,據說還有一定市場);有的說不出理由,就以「長得不順眼」而拒之於門外。這種祝員外式的思想應當擯棄,這種現代的祝員外應當受到譴責。 合適的、門當戶對的愛情,在1979年的模範樣本是什麼樣的呢?在1979年9月13日,《解放日報》在頭版位置刊髮長篇通訊《互相鼓勵、互相幫助、為四化添磚加瓦——勞動模範尚桂珍正確對待戀愛婚姻的事迹》 文中的女主人公是上棉十四廠布機擋車工尚桂珍。男主人公的是大隆機器廠鑄鋼車間的工人,名叫張元挺。他們經人介紹后相識戀愛,父母支持、嫁妝齊全、門當戶對,完全沒有上述青年遇到的煩惱。但女方遲遲不願結婚,因為她「看看宏偉的遠景規劃,比比自己目前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真是分分秒秒都逼人。我們不能避到安樂窩裡去,要學,要干,在生產崗位上為四化做出成績來。」她發誓要織出四十萬米無次布的成績,再結婚。 但這個紀錄太難打破了。隨著時光飛逝。男方32歲了,小尚也30歲了,「正確處理戀愛、婚姻與創萬米、干四化的關係,越來越客觀地擺在他倆的面前,矛盾和波折是不少的。但是,每當兩者發生矛盾時,他們總是把個人問題服從工作需要。紡織廠任務比較重,因此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早就安排好的廠休日約會,被廠里臨時的加班衝掉了。小張千方百計弄來的熱門電影票,也往往因小尚上夜班而不得不放棄掉。去年國慶節,他倆約好去黃山遊覽,可廠里決定趁節日電力有餘,加班增產,他倆也只好就此作罷。」直到1979年「五一」前夕,小尚果然完成了四十萬米無次布。她入了黨,又被評選為市級勞動模範,別人提醒小張」有個女售票員,當上了人民代表,就把多年愛戀的男朋友扔掉了」,於是小張吞吞吐吐地向小尚提出:「我們還是結婚吧。」 小尚聽了后,告訴小張:「如果因地位變化而拋棄戀人,是不道德的。我們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為了一個遠大的革命理想上,我們為此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也更加加深了彼此的感情,這樣的關係能被輕易打破嗎?……如果你認為我們之間有什麼差距的話,那就讓我們一起加倍努力,使我們相互變成更加理想的對象……」文章結束時,他們還沒結婚。不過小尚已經織出了五十一萬米無次布的紀錄。 1979年夜晚的燈光下。戀人間的絮語中,還沒有出現房子、車子、學歷和海歸等辭彙。但也快了。在市場經濟的浪頭徹底進入城市前,曾有這樣一些上海青年,談過這樣的戀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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