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 字媒體

作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湯元宋一歷史學中有兩種事實，其一是現實層面的事實，其二是文本層面的事實。在傳統史學之中，此二者時常有所混淆，比如中國人多以「秉筆直書」形容史家，以説明歷史學家在文本層面如實記録下現實層面發生的事實。而以蘭克爲代表的西方十九世紀近代史學，亦以重視原始材料和細節考證爲宗旨。蘭克在成名作《拉丁和條頓的民族史》序言中即寫到：「歷史指定給本書的任務乃是評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於未來。可是本書並不敢期望完成這樣崇高的任務。它的目的只不過是説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已。」蘭克所推崇的客觀主義史學，所指的便是歷史學家筆下所形成的文本層面的事實，能如實反映現實層面的事實。但此種「客觀主義」顯然有其偏頗之處，借用近半個世紀以來所發展的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或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的概念，歷史學的要義，不僅在於筆下所記之「事」，亦在於如何下筆去「敘」。現代史家在面對研究對象時，都需要處理卡爾・貝克爾的經典疑問：「什麽是歷史事實？」雖然絕大多數歷史學家未必同意羅蘭·巴爾特在《歷史的話語》一文中，藉由符號學式的分析將歷史敘述與文學性虛構敘述作等量齊觀的虛無觀點，但重新審視現實層面的事實與文本層面的事實之間的鴻溝，釐清所謂客觀真實的歷史敘述背後的主觀因素，已然是當代史學的題中之義。從英國文化史大家彼得·伯克的《製造路易十四》到辛德勇的《製造漢武帝》，以及《製造國民》、《製造現代主義》諸書，乃至楊念群的《再造病人》，製造（Fabrication）一詞的流行，以及當代英文史學界論文中慣用的發明（Invention）、生產（Produce）諸詞，皆在於突顯過往爲人所忽視的歷史形象和史學文本形成中的主觀因素。而當代西方史學屢屢處理的傳統、記憶等主題，以及大陸學者羅新基於現實考量所作《走出民族主義史學》和台灣學者王明珂的新著《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走出」、「反思」等詞所指之處都在於警惕莫將敘述層面「製造」的文本事實視爲現實層面的事實，而應進一步考察和反思敘述層面文本事實的形成過程。就如兩岸學者在翻譯霍布斯鮑姆和蘭傑（Terence Ranger）主編的論文集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時，大陸徑直譯爲《傳統的發明》；台灣所譯《被發明的傳統》則以「被」字提示「傳統」背後的發明主體，或更爲達意；而在大陸出版的W.J.T.米切爾的《風景與權力》的章節附註之中，此書又被翻譯爲《傳統之虛構》，以「虛構」一詞解讀「發明」，在西方當代史學對於兩種事實分疏的語境中，亦是一語中的。此種歷史哲學，在義理層面對於當代史家並非難解，但將此種歷史哲學，精確和深刻地運用於各自研究對象和文本，則非易事，畢竟並非所有存世的歷史文獻，都可以充分而細膩地描述所處理的歷史對象在文本層面的形成過程。美國漢學家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雖自陳不擅長歷史哲學，但其新著《歷史的嚴妝：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中華書局，2016年出版）無疑是以此種理念解讀南宋史學的力作，作者所引Fustel de Coulanges的「歷史伴隨文本而生」（頁217）一句亦頗得此中旨趣。 所謂「歷史的嚴妝」，雖可聯想到「歷史像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蔡涵墨以「嚴妝」爲喻，所突顯的乃是宋代歷史和文本的複雜性，即「宋朝歷史的塑造更像一位高雅的貴婦在無數的盛裝打扮中常以不同的裝束與面貌出現」（頁1）；而「嚴妝」的比喻，亦指涉這一複雜、層累的「塑造」，部份是出於宋人自己尤其是朱子學一系的道學立場，此亦是副標題「道學陰影」一詞的內涵所在。二此書雖爲個人獨撰的學術專著，但實爲論文結集，曾先後於1998年至2011年發表，中文世界亦有所散見。全書共收8篇論文，合集後分爲「秦檜研究」、「文本考古學」、「道學與歷史」、「書評」四部份，其篇目依次爲《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秦檜與道學》、《新近面世之秦檜碑記及其在宋代道學史中的意義》、《<宋史·蔡京傳的文本史》、《無奈的史家：孫覿、朱熹與北宋滅亡的歷史》、《論<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與十三世紀前期的史學編纂與出版》、《陳均的<綱目：十三世紀教學著作中的出版與政治》、《<道命録復原與李心傳的道學觀》和《朱熹和他的世界: 評<朱熹的歷史世界》，其中尤以《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 秦檜與道學》、《<宋史·蔡京傳的文本史》和《<道命録復原與李心傳的道學觀》爲代表性論文。 以內容而言，本書所處理的主題，乃是程朱道學如何影響南宋史學。所選取分析人物有兩類：其一是秦檜、蔡京等有著不同生前生後名以及在不同文獻中有著不同形象的「權臣」、「奸相」，此類人物亦是宋代現實層面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者；其二是孫覿、朱熹、陳均、李心傳等歷史事件的記載者，他們秉承不同的理念在文本層面建構了事實。當然，對於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前述記載者無論是秉筆直書還是曲筆敘述，本身亦可視爲在現實層面發生的歷史事件。此種區分在本書中的意義在於，蔡涵墨並不致力於研究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所要還原的真正的秦檜和蔡京，亦不處理對此二人的評價與再定位，就如作者所引劉子健先生的觀點：「材料的狀況使得有關秦檜『這個人本身』的研究已經變得不太可能」（頁3）；蔡涵墨希望講述的，乃是朱熹等南宋歷史學家是如何通過材料的取捨、文本的編纂，重新建構了一個符合其道學義理的秦檜、蔡京形象，而這種建構又如何與南宋的軍政時局、文化政策等相互聯繫。以此新視角出發，雖不足以揭示政治史研究中「真實」秦檜的宋人文獻，卻足以描述作爲思想史研究中「虛構」秦檜形象過程的關鍵史料。但孫覿、朱熹、陳均、李心傳等人在作者筆下有不同的形象，作者以「記録型史學」和「教學型史學」的概念（頁295、頁298），將李燾、李心傳爲代表的事實精確性史學與朱熹、陳均爲代表的道德精確性史學視爲南宋史學演變的重要線索。此一組概念略顯含混，但其要義在於説明南宋史學在程朱道學的影響之下，日趨放棄宋代史學傳統中重視釐清細節、辨析材料等關乎事實精確性的追求，而更側重史學的道德教化功能。就如同作者所指出的宋代關於秦檜的記載文本「討論涉及的著作年代越早，秦檜的形象反面色彩就越少」（頁19）：如李心傳筆下的秦檜，雖是惡徒，卻不失人性；而自道學開始影響南宋史學，朱熹及其後學筆下的秦檜，則被逐漸塑造成十惡不赦的「邪惡形象」。又如對於道學群體的記載，李心傳五卷本《道命録》原稿筆下的道學譜系，雖重程門一系，但其持平之論仍不失宋代道學群體的多元色彩，甚至隱藏著對道學官方化的批評；而1333年經由程氏後人、朱子信徒程榮秀修訂後的十卷本《道命録》，則以程朱一系爲宗，頗失李心傳原稿本意。 三以方法而言，作者自陳本書所用的研究方法乃是「文本考古學」，其中尤以《<宋史·蔡京傳的文本史》最爲突出。大陸治宋代思想史尤其是宋明理學者，多熟悉張岱年先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文獻精讀方法。所謂「文本考古學」之説，在精讀文獻層面自不與中國傳統文獻研讀方法矛盾，但此説在本書中有更富針對性的方法論指涉。這一方法論的關注在於格外留意現實層面的事實進入文本層面時，所經歷的動態層累式敘述，即研究者要通過精細的文本比對分析，來釐清同一歷史事實是如何歷經不同時代作者的敘述，而累積成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歷史形象。而正如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所言，對文本動態累層的考古學式「挖掘」，其要義在於揭示「時間之外的沉寂之物」，此種方法尤其有助於揭示被視爲「潛藏」和「匿名」的「文本敘述遊戲」的思想史研究。 在本書中，作者在《<宋史·蔡京傳的文本史》一文中考察蔡京形象時，便將《宋史·蔡京傳》一文釐清爲22個不連續的段落分別加以考察，其所製附録表格亦可見作者對《宋史·蔡京傳》、《東都事略（卷一百一）》和《邵氏聞見録》、《宋會要》、《朱子語類》等平行文本的精細對讀（頁199-216），以及在《<道命録復原與李心傳的道學觀》一文中對《道命録》各平行文本的討論（頁421-448）。而在艱難的文本復原、比對背後，乃是作者希望揭示道學的興起是如何影響南宋史學的發展。誠如福柯所言，藉由知識考古學的方法，曾經「無聲」、「無生氣」的歷史文獻，或許能再次顯露其鮮活的意義。 作者在文本討論時，往往詳細區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但其對於版本的運用較之大陸古文獻專業的版本訓練亦有其特色，多強調「版本信息與政治史及思想史的聯繫、整合」（頁6）。此間亦可反映作者在北美學術訓練下對於祖國大陸傳統學術方法更爲靈活的運用。與祖國大陸主要接受哲學系訓練的宋明理學研究者側重對理學義理的分析不同，蔡涵墨對於南宋道學與史學關係研究，具有濃厚的政治史、文化史的背景。此處所謂文化史，特指文化政策（徵禁書籍）、出版產業（印刷史）等北美漢學界常見的議題。在本書各篇中，作者著意闡釋道學對於南宋史學的影響是如何與政治時局和文化政策等聯繫在一起，共同推動南宋史學的演變：如《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秦檜與道學》一文近百頁，其中僅最末一節30頁題爲《秦檜與道學》，而此前則有不少篇幅討論宋代「文化的統一與對野史的禁止」。此外在《新近面世之秦檜碑記及其在宋代道學史中的意義》一文中作者討論了「1155年的政治情境」；在《陳均的<綱目：十三世紀教學著作中的出版與政治》一文中，作者討論了「端平年間的政局」和「宋朝的書籍審查與陳均的明哲保身」；在《<道命録復原與李心傳的道學觀》一文中，作者討論了元廷儒學的興起與蒙古本位主義的對抗。近十餘年來，鄧小南教授所提倡的「活的制度史」刺激了宋史學界再次去思考如何處理本學科內的議題與材料。而就祖國大陸的宋明理學研究或者宋代思想史研究而言，走出概念、義理、體系的澄清、梳理、建構，從單純的思想世界走向更複雜的歷史世界，或許能「激活」我們對於思想史更多的思考。當然，兼具極爲精細的文本比對和頗爲寬泛的背景材料，使得本書的閲讀體驗略顯繁雜、枝蔓，在具體的材料取捨和論述的鋪成與展開方面，或有可商榷之處，但此書的精彩之處，亦多散見於其間。而個別的瑕疵，如作者所言秦熺被任命爲新設之職秘書省提舉（頁14），「新設」一詞並不精確，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即曾説此職「曾於政和中（政和七年）初置，以命蔡攸。其後秦伯陽繼居是任」（甲集卷十）。而作者所引關於宋代黃本的材料（頁39），所録《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的頁碼亦稍有偏差，當在後頁；所引林栗彈劾朱熹之事，其中一則材料亦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8，而非卷7（頁碼）。但此皆非涉要旨，無損此書固有之細密特色。但就如作者在評述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時所言，余著所針對的對象，乃是更廣泛的讀者而非宋代研究的專家，而作者此書則恐相反。 四抽象的歷史哲學理論與具體的歷史問題研究，其「落地」皆依賴於新舊史料的釋讀，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於主題的選取與確立。筆者新近的研究與作者頗有相近之處，亦可稍作補充。 就宋代史學史和宋代思想史而言，朱熹自然是可以居於中心位置的研究對象，但關於朱熹的史料選擇，則仍有進一步分疏的必要。關於朱熹的史料自有其特點，如本書作者處理的《資治通鑒綱目》，以及罕有人涉及的《儀禮經傳通解》，朱熹與合作者趙師淵、黃榦、楊復各自的立場，仍然有待釐清。在使用程朱乃至更廣泛的宋代理學家文獻之時，對於文獻的權衡取捨，亦需留意《周易程氏傳》、《四書章句集注》等經由作者審定後的系統論著與門生輯録語録之間的差異。如《朱子語類》作爲門生「加工」編纂後的語録，是否可以簡單視爲朱熹本人的真實意見，頗可商榷。但作者以所謂文本考古學的精細方法，闡釋《朱子語類》在編纂過程中的「加工」屬性，以論證道學興起後對於南宋思想史的深刻影響，則其論證材料亦需精心選擇。若選擇《朱子語類》前數十卷對於理學綱要和四書五經的語類，則朱熹的真實意見與弟子的編纂加工頗難區分，對於論證主題勞而少功。而《朱子語類》卷一二二《呂伯恭》起至其後數卷，則可作爲恰當的分析例子。四庫館臣曾言：「黎靖德所編《語類》，以論祖謙兄弟者別爲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論祖謙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讀《論語》』條稍稱其善。……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辭精義》者二，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鑒者》五，詆《東萊文集》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四庫全書總目·麗澤論説集録》）且不説此間褒貶比例與朱子文集中所差甚遠，若仔細考察此三十一條乃至全卷，則清晰可見編纂者從此卷首條總論呂氏學術、到其後從經、史、集逐一貶抑呂氏學問，再繼之以呂氏近佛老異端，而終之以將呂祖儉等人一併視爲浙東一系，其「加工」編纂的痕跡即可顯露無遺。 對於程朱一系及其影響的理解，關乎宋代思想史全局。牟宗三先生「別子爲宗」之説，影響兩岸至深。但牟先生之説，其處理的主題仍局限於宋明理學內部，其研究的方法亦在於傳統理學文獻的精深解讀。以此而言，《歷史的嚴妝：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一書所處理的雖然仍是道學與史學的議題，可視爲南宋史學史之下的局部研究，但其更廣泛的思想史路徑和更富針對性的研究方法，對於祖國大陸擅長的哲學史式的宋明理學研究亦頗有啓發之處。感謝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湯元宋先生賜稿！全文刊於《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引用時請註明出處！圖片來源於網路，若涉侵權，請聯繫刪除。宋史研究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