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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位人物或許如今，除了專業的文學讀者已很少有人熟悉他的名字他曾就讀於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又在德國哲學的殿堂級學府——黑格爾曾經執掌的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是魯迅和朱自清的得意門生曾任教於大師雲集的西南聯大中文系他是超越徐志摩的傑出詩人一向刻薄的魯迅也譽他為「最傑出的抒情詩人」他是與郭沫若齊名的歷史作家一部《屈原》，一部《伍子胥》堪稱現代歷史文學的雙璧他還曾為詩聖杜甫立傳，收入語文課本至今無人超越他還是翻譯界的一代宗師，被同學梁宗岱盛讚為「德語文學第一人」他就是馮承植更通用的名字是，馮至上面的這張照片據信是25歲的馮至赴德留學之際所攝意氣風發，英俊颯爽與如今為人津津樂道的民國「四公子」相比實也不遑多讓然而，與他的傳奇經歷和卓越成就並不相匹的則是他在身後的被遺忘譬如，馮至創作的十四行抒情詩被魯迅、朱自清等大師都視為現代詩的巔峰就連徐志摩也比不上朱自清說：在日常的境界里體味哲理，比從大自然體味哲理（指胡適、郭沫若、徐志摩為代表的新詩第一階段），就要更進一步。因為日常的境界太為人們所熟悉了，也太瑣屑了，它們的意義容易被忽略過去；只有具著極敏銳的手眼的詩人才能把捉得住這些。我心裡想著的是馮至先生的 《十四行集》。這是馮先生去年一年中的詩，全用十四行體，就是商籟體，寫成。十四行是外國詩體，從前總覺得這詩體太嚴密，恐怕不適於語言。但讀了馮先生的十四行，我看我從前大錯了。馮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詩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還是他詩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但是，根據活字君的不完全統計2000年至今出版的有關徐志摩的著作多達78種僅徐志摩的詩選、詩集，就有三十多種簡直一眼望不到頭同一時間，馮至的著作又出版了多少呢？答案是：8種這其中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的《杜甫傳》包括陸耀東先生所著的《馮至傳》以及解志熙先生推出的《馮至作品新編》，等等正是他們不絕若線的努力讓馮至這個名字，還沒有完全退出人們的視野但他更多的名篇與傑作則被深埋在了20年前的《馮至全集》中或許與這位一代大家的畢生心血相伴的已是圖書館里厚厚的灰塵與發黃的紙頁馮至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功成不居他最早譯介了歌德和里爾克卻從來拒絕別人給他冠以「翻譯權威」的名號他寫作了至今已成經典的《杜甫傳》但他自己卻說，我只是想：「用一個現代人的虔誠的心，與虔誠的手描繪出一個唐代的杜甫」2014年夏天活字文化在出品《給孩子的散文》時收入了馮至先生的作品《一個消逝了的山村》▲《給孩子的散文》書影基於對著作權人的尊重活字文化同仁幾經輾轉終於聯繫到了馮至先生的女兒，馮姚平女士當聽說父親的作品與其他四十餘位名家名篇一起進入了「給孩子」的序列將為下一代人不斷讀到時馮女士十分高興，也倍感欣慰她當場為活字文化同仁題籤贈送了一本父親的傳世名作《杜甫傳》▲ 馮女士為活字文化同仁的題籤與馮女士的這份珍貴友誼成為了活字文化出版史上一段難得的佳話也由此堅定了我們一定要為馮至先生出書的想法可以告慰廣大讀者的是經過反覆研究、論證、遴選和敲定活字文化即將於年內推出《馮至小集》系列目前，包括活字君在內的編輯部成員正在進行緊張的編輯工作當中▲ 《馮至小集》在活字文化選題通過，正式上馬《馮至小集》第一批的書目將包括以下四種分別是：文學傳記《杜甫傳》歷史小說《伍子胥》散文結集《山水》翻譯作品《給青年詩人的信》▲ 民國三十六年（1947）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昆明初版的散文集《山水》書影這四本書分別代表了馮至先生畢生致力的四大領域：詩歌，歷史，散文，翻譯並不誇張地說如果有人能在其中一個領域中達到馮至的高度他都已經是足以寫進文學史的一代大家了而馮至先生先後深耕在這四個領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是什麼樣的造詣？我們希望，用這種「小集」的方式能夠讓更多的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不致錯過這些雋永名世的代表作其實文學，從來不是某種高高在上的事物也不是一些知識分子的無病呻吟、自說自話文學，就是我們自己的精神覺醒它不是讓我們獲得關於一些人、一些事的知識而是讓我們在它們身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力量比如杜甫他是詩聖，他是詩史他有「三吏三別」他的詩風「沉鬱頓挫」……這都是關於杜甫的一些信息而不是杜甫——他的人和他的詩遺憾的是，這些重複構成了我們語文教育的主流它只會讓我們覺得陌生、遙遠和刻板以至於有了「杜甫很忙」的反叛波普而馮至先生是怎樣寫杜甫的呢？他說：「這部傳記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祖國第八世紀一個偉大的詩人介紹給讀者，讓他和我們接近，讓我們認識他在他的時代里是怎樣生活、怎樣奮鬥、怎樣創作的。」」這也正是為什麼當馮至先生在西南聯大開設杜甫詩歌課的時候竟然座無虛席，門庭若市當時在讀物理系的鄧稼先和朱光亞也都選學了這門課程我們相信馮至先生的文字，曾經打動了一代代的讀者也必將能夠打動我們活字文化即出《馮至小集》，敬請期待！附錄：憶父親馮至馮姚平父親馮至已經去世20年，母親姚可崑去世也10年了。我是在父親去世后，應上海書店出版社范泉先生的建議，替母親編輯父親的《文壇邊緣隨筆》時才開始「真正」讀他的文章的；特別是1996年退休后，配合以綠原先生為首的專家們編輯出版《馮至全集》的那幾年，更是認真通讀了他的作品,試圖逐漸走近他。然而，越讀，我就越感到對自己父親的認識、理解太膚淺，與他的思想境界總是有距離。非常悔恨當年為什麼沒有能多和他談談心，多了解他。近些年，我大多數時間都在整理雙親的資料，遵照父親的遺囑要捐給現代文學館。當我打開那些陳舊卻整齊的一包包、一袋袋的卷宗和資料袋，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抗日戰爭爆發后，父母帶著我隨同濟大學遷徙，在顛沛流離的逃難過程中，他親身體驗到生活的艱難，民間的疾苦。他隨身攜帶一本日本袖珍本的《杜甫詩選集》，翻來覆去地讀，越讀越深入。他說：「攜妻抱女流離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詩中盡血淚，十年佯作太平人」（《贛中絕句四首》1938年1月）。到了昆明，他就努力搜集資料，萌生了為杜甫寫傳的念頭，試圖「用一個現代人的虔誠的心與虔誠的手描繪出一個唐代的杜甫」（《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一直到1951年他的杜甫傳才全部寫完，在《新觀察》上連載，第二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前後歷時十四年。我從來沒想過，他為什麼用了這麼長的時間。現在，當我打開一大包用麻繩捆著，上面寫著「杜甫」字樣的卷宗，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發黃，一碰就掉渣的紙張時，我才明白：「學問」是這樣做的。擺在父親面前的首先是史料缺乏，除了杜詩本身，沒有任何日記、信札流傳下來，同時代人關於杜甫的記載也極少。他不能猜想，不能臆造，只有「以杜解杜」，盡量從杜甫的作品中攝取資料。他做了大量卡片，分門別類地記錄杜甫的詩作；又遍尋、查閱各種有關唐代的文化政治歷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會風貌等各方面的典籍；還研讀了歷代學者包括王國維、陳寅恪等近當代學者的有關著作。這包「卷宗」里，有父親自己製作的地圖，那是杜甫壯遊時期和流亡時期的路線圖；有他描繪的唐代長安地區附近的山川地貌和長安街巷布局，這是杜甫曾流連的地方。還有有關杜甫家世的各種資料，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矛盾的，最後他經過分析製作出一份杜甫世系表。令我驚喜的還有，早就聽說父親在昆明曾用學生選課卡的背面做了幾百張卡片，卻從未見到過，現在發現居然還保留了98張。他做了這些工作，心中有數了，才動手寫作。正如他自己所說，「寫這部傳記，力求每句話都有它的根據，不違背歷史。由於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個人的想象加以渲染。關於一些個別問題，有的採用了過去的和現代的杜甫研究者所下的結論，有的是作者自己給以初步的分析或解決」（《杜甫傳》前言）。我見到的那98張小卡片，全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生選習學程單」，是75mm×55mm的小卡片。學生選課要填寫一份選習學程單，由學校註冊組課程股蓋章后，其中一聯交給任課教師。當時父親正在搜集杜甫資料，窮，沒有卡片，就利用了這些小小的選習學程單。這98張選習學程單對杜甫詩作了分類，包含自述、友人、自然、社會、思想、時事等十幾類。有意思的是，翻過來看卡片正面，卻不乏我們熟悉的名字，如鄧稼先、朱光亞、鄒承魯選修父親的第二外語「德文貳」，而袁可嘉、許芥昱、齊聲喬則選修父親和李賦寧、聞家駟、溫德四位先生開的「歐洲名著選讀」。這是父親在杜甫研究上留下的一些資料。而在德國文學方面，父親也留下了大量的資料，可惜我看不懂，只有交給文學館，留待後人去解讀、發現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後有能人。」我從小就常聽父親講這個道理。後來我讀到他1930年寫的《父親的生日》，裡面有一段：「……直到現在，我卻一向是小心謹慎地生活著，同輩少年中『不可一世，捨我其誰』的氣概，我從來不敢有過……」我想，正是有這種態度，他能夠看到別人的長處，能發現自己的不足；他欣賞友人的才華，敬佩別人的學識和人格。從他的文章里，我們能看到，年輕時他由衷地讚賞梁遇春、徐琥（徐梵澄）、梁宗岱的才華橫溢；老年了，他在短文《肅然起敬》里把綠原、朱生豪、錢春綺三位放在一起表示敬意，「是由於欽佩他們對事業的忠誠，以及能擔受生活的苦寂和人間的任何磨難」。所以他在和友人的交往中能互相啟發，互相幫助，共同提高。他很重視並真誠地歡迎對他作品的批評。我整理資料時，見到母親在《我與馮至》中特別提到的夏承燾先生的信。夏先生讀了《杜甫傳》，給父親寫了兩封很懇切的長信，在肯定這本書的同時，提出些意見與父親商榷。父親很重視，不僅採納了夏先生的建議，而且一直珍藏著原信，並一再提起。在昆明時期他翻譯的席勒《審美教育書簡》一書的舊稿中，我見到兩張發黃的信紙，是朱光潛先生寫來的。大概是朱先生編什麼書採用了父親譯稿中的九千字，但，朱先生說：「你的譯稿是多年前完成的，當時譯法似側重直譯，文字有些生硬拖沓，不易使讀者一目了然。有些譯詞當宜斟酌，例如……」他接著說：「我把這幾條寫下，供你將來校對時參考。書簡是一部重要著作，希望您能早日抽暇把譯稿整理付印。」還有孫楷第先生的來信：「……今新歲又承與夫人偕來視我衰病之軀，欣慰良多。杜子美家世頃於宋蔡夢弼《草堂詩話》撿得之，附抄於後以供先生考訂……」（標點為筆者所加）看來是過春節父母去看望孫先生時，父親談到杜甫世系資料龐雜的苦惱，曾請教於孫先生。雖然身體不好，但孫先生還是很快寫了信來——這封信寫於「夏曆正月初五日」。看著這些幾十年前的信件，我為父輩們真誠無私的友情深深感動。他們互相敬重，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多麼可敬可愛的那一代人！「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這是《沉鍾》周刊第一期刊頭上引用作為「題詞」的英國作家吉辛的一句話，我覺得這也是父親一生的誓言。五四運動為父親打開了一扇窗，在孤寂苦悶中的他開始接觸新文化。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從中受到啟發，受到教育，激發起創作的熱情。於是，他和朋友們辦雜誌，他們「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靈魂」（魯迅），把獻身藝術當作人生的目標。父親努力吸收外來的養分，創造自己的風格，力求寫出「令自己滿意的作品」，同時花大力氣翻譯、介紹自己喜愛的外國文學作品。父親初到德國時，里爾克的作品使他欣喜若狂，認為終於找到了自己尋求已久的理想的詩，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他馬上認真地翻譯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譯完一封，寄出一封，要楊晦在國內發表，介紹給國內的青年。他覺得這些言論對於自己，是對症下藥「擊中了我的要害，我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我的缺陷，我虛心向他學習」。他認真研讀里爾克著作，選定《馬爾特·勞利得·布里格隨筆》作自己博士論文的題目，論文提綱都寫好了，卻因為導師阿萊文教授是猶太人被撤職而作罷。後來，世事的變遷使得他除少量的文章和翻譯外，沒有能繼續他心愛的里爾克研究。但縱觀他的一生，里爾克對他在做人和作文兩方面的影響是深遠的，我們不難看出，他的風格變了。他觀察、體驗，懂得了寂寞同忍耐，嚴肅認真地承擔自己的責任，從婉約的抒情變為富於哲理的沉思。他不能容忍任何不認真的作風。父親再次接近歌德是在抗戰時期的昆明。這時他接觸到的歌德已經不是狂飆突進時期的青年歌德，而是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鍛煉，在科學研究中受到啟發，因而對於宇宙和人生有了更深刻認識的古典主義時代的歌德。他自己也不是20年代那個單純、苦悶、構造幻想的馮至了。他編寫《歌德年譜》，開講歌德的講座，翻譯《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精讀《浮士德》。年輕時，他對這兩部巨著不敢問津，如今卻覺得「像是攀登礦山那樣，不僅看到些山林的風景，還能鑽探出豐富的寶藏」。他認為，《浮士德》里，上帝說「人努力時，總不免會犯錯誤」，和最後，天使說「誰永遠自強不息地努力，我們就能救他」，這兩句話概括了古今中外許多偉大人物的苦難和勝利，他把這兩部巨著當作自己的「生活教科書」。看到這些，我們不難理解他對外國文學研究和介紹所抱的那種嚴肅認真，甚至有點較真兒的態度了。整理資料時，我翻出一些父親上世紀40年代印在又黑又粗的昆明報紙上的文章，發現他的觀點是始終一致的。1944年他在《論現在的文學翻譯界》一文中說：「翻譯外國文學，不外乎為了兩個目的：積極方面是豐富自己，啟發自己，消極方面是糾正自己,並且在比較中可以知道自己的文學正處在一個什麼地位。」他批評當時的文藝界跟著英美的暢銷書轉，而暢銷書又是跟著電影轉的現象；他主張「有辨別，有見識的介紹」。他認為「文學不是消遣物」，而是要引導人「走上建設的途程」。尤其在那物力、人才匱乏的時代，應該愛惜我們有限的翻譯力量。他說，翻譯和接受一些可以啟迪人生的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可能是艱難的，他批評「一種民族的惰性：只接受輕易的，拒絕艱難的事物」，他認為「文學工作者，無論翻譯或創作，都應該對於這個惰性加以砭針」。所以，別看他性格溫和，從不與人爭，但在他認準了的學術問題上，卻是不妥協的。可惜的是，1948年父親把40年代的文章結集出版了《歌德論述》之後，對歌德的研究中斷了。直到十年浩劫后的1978年，他才得以繼續他的研究，到1986年出版了《論歌德》。這中間的30年，不論是歌德，還是里爾克，甚至杜甫都是不能、也無法研究的。他痛惜流逝的時光，八十多歲的老人，超負荷地工作著。父親病危時，最後說的話是「我還要做很多工作，可惜都做不了啦」。父親一輩子教書育人、研究學問，致力於介紹外國文學，促進文學的發展。到了晚年，他在國外得到各種榮譽，但他從不僅僅把這些榮譽看做是對他個人的鼓勵，而是看做對於外國文學研究在的發展，對於各國人民通過文學增強了互相了解的鼓勵。這裡面，有他的貢獻，更是一代代成長起來的外國文學工作者們的貢獻。他把自己比作一個「導遊者」，把「遊人們」領進豐饒的外國文學領域。他說，在這區域里能有更多發現，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導遊者」，而是真誠的「遊人」——在一代一代成長起來的年輕學者們。他寄希望於後來人。END長按關注活字文化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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