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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對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事變發生前的12月9日，蔣介石寫信給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囑在《大公報》發表剝奪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剿共」兵權由蔣鼎文取代的消息。是時張學良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楊虎城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軍總指揮，軍事上歸張節制，張授楊擔任宜川方面「進剿」任務。西安事變前的蔣介石與張學良蔣介石的密囑內容如下：力子主席兄勛鑒：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巳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邵力子及時向《大公報》記者傳達了蔣介石的密囑內容。1936年12月12日《大公報》在要聞版，刊出該報駐西安記者按蔣介石密囑內容發給報社的專電，4行標題：《陳誠指揮綏東軍事 蔣鼎文負責剿共 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 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大公報》用大號字「蔣鼎文負責剿共」作主題，點明了蔣介石密囑的主要意題。電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時專電）蔣委員長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日內赴太原，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邵力子、楊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樓宴來陝將領，邀各界作陪，到六十餘人，盡歡而散。陳調元十日晚到西安。蔣鼎文對剿匪總司令職表示謙辭，但願短期內在陝幫助進剿。據聞殘匪之消滅僅屬時間問題。蔣介石慣用通過在國內外有很大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事先發布解除軍政人員職務的消息，在輿論上造成既成事實。1933年蔣介石要解除楊虎城陝西省政府主要職務，《大公報》即先於1933年5月1日刊載：「（上海三十日十時專電）各省主席調動確內定……邵力子主陝。」楊虎城突然獲此消息，立即向行政院提出辭職。1933年5月5日《大公報》發表《國府任命陝甘兩省主席行政院昨開臨時會》：「（南京四日下午六時發專電）四日行政院臨時會議，議決准楊虎城辭陝西省政府主席職，並任命邵力子繼任陝省府主席。」「（南京四日下午六時發專電）國府四日命令……陝西省政府委員會兼主席楊虎城呈請辭職，以便專理軍務，情詞懇切，楊虎城准免陝西省政府委員會兼主席。此令。……任命邵力子為陝西省政府委員。此令……任命邵力子兼陝西省政府主席。此令。」蔣介石和《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有特殊關係，張季鸞被稱為蔣介石的「布衣宰相」。蔣介石每有重大舉措，張季鸞多有參與。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返回西安，準備在西安召開西北「剿共」軍事會議，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軍政要員陳誠、蔣鼎文、衛立煌、陳調元、朱紹良等陸續到達西安。1936年12月5日，張季鸞到華清池訪蔣，告以西安謠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氣氛以「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為標誌。蔣說：「我來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東北軍、西北軍的分歧論調。」從6日起，蔣介石依次召見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及東北軍、十七路軍軍師長以及高級將領，而張、楊並未被邀請參加，致使張學良、楊虎城產生疑懼。張學良、楊虎城與張季鸞、《大公報》社、《大公報》駐西安分社的記者都有密切聯繫，當張、楊獲悉《大公報》將發表蔣介石剝奪他們的兵權密囑，在此危急關頭，張學良、楊虎城緊急密商后，決定12日晨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當時蔣介石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一般均稱「蔣委員長」。1936年12月12日晨，張學良部隊在臨潼華清池捉蔣的同時，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在西安行動，來到陝西的南京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在下榻的西京招待所為楊虎城部隊拘禁。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軟禁於楊虎城衛士隊隊長室。蔣介石的密囑就是當時在邵力子辦公室查獲得到的。1936年12月11日晚，蔣介石在臨潼華清池行轅，召見張學良的心腹謀士黎天才，談話約一個半小時。當晚張學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在臨潼華清池捉蔣的時候，對黎天才說：並不准備危害蔣的生命，請他搬進城裡和他講道理，為什麼不發動抗戰？為什麼還要繼續更殘酷的內戰？蔣鼎文非正式地對我流露，勸我交出兵權，這一定是蔣介石指使他說的。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來回答他。（《黎天才自傳》未刊稿，轉引自《西安兵變與前共產黨人》香港銀河出版社2000年版）。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宣稱：「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處置。」蔣介石提出兩個方案，逼迫張學良、楊虎城選擇：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開赴陝甘前線進攻陝北紅軍，中央軍在後面接應督戰；二、如果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別調往福建、安徽，把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去「剿共」。張學良、楊虎城決心不再打內戰，除了抗日絕不離開西北，兩軍也絕不分開。「介公一斧兩砍誰都明白。」（張學良語）。周恩來說：「蔣介石對張學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若要不然，就把你換掉。』以後召集西安會議，陳誠來了，蔣鼎文也來了，是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的。這樣就逼出來一個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為什麼在12月12日突然爆發呢？70多年來，很少有人提出確鑿的史料證據。軍事行動瞬夕萬變，難以捉摸。張學良、楊虎城為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誓雪國恥，雖然早有扣蔣的設想，但並未定出具體時間。扣蔣的風險巨大，非到生死抉擇關頭，焉能輕舉妄動？而蔣介石的密囑，也許是引發「雙十二事變」的直接導火索。正如毛澤東主席1937年3月1日，在與美國作家史沫特萊關於《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訪談中所說：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事變之後，寧陝對立，於是又有人說：共產黨把西安造成馬德里。這也完全不合事實。與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內戰，而在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有些則是惡意的造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