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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與當下創作——略論《小說選刊》 張俊平2016年是現實主義小說的又一個豐收年，從《小說選刊》中可見一斑；而在當下的文學中，中短篇小說素以量大質優見長，這在《小說選刊》中也是可以找到證據的。以短篇小說為例，2016年的《小說選刊》讀罷，則現實生活的質感、世道人心的複雜、底層人物的悲歡、精神世界的蒼茫歷歷都在目中。從風格上看，不管是粗糲的、冷峻的、熱烈的還是溫情脈脈的，都可見出寫作者不舍紅塵、直面現實的寫作立場。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話，2016年《小說選刊》中的作品，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對社會底層人、邊緣人、弱者的悲憫和同情；對社會新鮮事物和世道人心的深切體察；對現代人理想精神世界的想象和建構。自打工文學興起，對社會底層人物的關注一直是當下小說的一個重要題材取向。其實與其說底層人物，不如叫弱勢群體來得公允些。弱勢群體面對的，往往是資源佔有的貧瘠和精神世界的壓抑、焦慮相互交織，而焦慮何嘗不是當下人時時感受到的精神狀態？陳再見的《有些事情必須說清楚》中的老湯是一名鄉村代課教師，從教多年而轉正無望。而比精神處境更尷尬的是經濟上的困窘，無法轉正則退休后拿不到一分錢，中年喪子又失去了養兒防老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在失手打傷學生后老湯為了是否帶上僅有的八個雞蛋登門致歉而反覆躊躇的細節，讀來格外讓人心酸。安勇的《舌頭》則直面進城務工人員的生理需求問題。小說結構精巧，以尋找舌頭為引子，引出兩條線索，「母親」近乎偏執的尋找是為了給死去的兒子一個全屍，女工的尋找則是出於道德和良知的壓力，而兩條線索的交點是「母親」的兒子在性侵這名女工的時候被咬掉了舌頭。「母親」面對的是喪子之痛，女工面對的除了道德感的壓力，還有來自男友的猜忌和嫌棄。而在小說中並沒有露面的「兒子」作為故事的主角代表了寫作者對進城務工人員生存狀態的深沉關切。這實在是一篇有分量有內涵的作品。同樣值得一提的還有徐則臣的《狗叫了一天》，這是一篇頗具個性的小說，視角獨特，敘述冷峻，一條狗一條人命看似毫不相關卻具有耐人尋味的情感邏輯，深藏著作者人道主義的溫情。與弱勢群體形形色色的生存困境相伴共生的是社會經驗的複雜多樣，現代人生活方式的趨同、經濟地位的分化帶來的心理失衡、物質豐裕和精神空虛的錯位、道德感和良知的缺失、社會強勢力量對人的異化等等，紛紛考驗著寫作者透過表象直達世道人心的能力。范小青的小說善於從社會習見的現象中探尋生活的底色，以諷刺的手法戳穿生活的荒誕外衣，帶給人以會心的笑和淚。《誰在我的鏡子里》圍繞老吳裝修房子設計了一次次意外和巧合，尷尬、糾結和哭笑不得成為老吳生活的日常。經過一番掙扎，房子終於裝修完畢，卻發現是別人家的，小說反映了現代人生活方式的同質化，小說的最後老吳與鏡子里的自己對話，以戲謔的方式宣告對社會的無奈和妥協。《死要面子活受罪》諷刺的是社會中不合理的制度體系，暗含著對現代人信任危機的憂慮。「孫子」想方設法得到奶奶的低保金以充作網路遊戲的費用，卻不得不證明奶奶姓甚名誰、爺爺是否去世、奶奶是否活著。當費盡心力得到了低保金，卻堪堪抵當證明過程中的一系列開銷，寄希望於來年，奶奶卻在第二年去世了。小說一波三折，引人入勝，尤其小說中人物的稱呼「孫子」、「老子」等極具諷刺意味。1993年出生的年輕作者龐羽的《福祿壽》也是一篇難得的佳作，語言老到睿智，顯示出深厚的語言功力。兩個經濟地位懸殊的家庭被放置在同一個空間裡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折射出世道人心的複雜。相較於以上兩類社會問題小說的揭示與批判，還有一部分小說致力於對美好人性和理想精神世界的想象與構建，以積極樂觀的色彩調劑著當下小說的底色。劉鵬艷的《月城春》寫兩個殘疾少年心靈的純凈和對美好事物的堅守，形象與心靈的反差代表了作者對美好人性的理解與想象。王方晨的《世界的幽微》塑造了堅韌執著的女性鵝的形象，對愛情的執著、對淳樸生活的懷戀、對精神世界的固守使得鵝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保持了特立獨行的人格魅力。劉玉棟的《鍋巴》故事設定在人民公社的特殊歷史時期，歷史的荒謬和秩序的混亂並沒有摧折人性的光輝，以怨報德的九三嬸子在作者先抑后揚的筆法中給讀者留下出乎意料的深刻印象。張允的《新疆是個好地方》是一篇關於選擇的小說，生活中充滿了選擇，選擇的背後是得與失的權衡，但小說中的得失不是以傳統的價值觀作為評判標準的，而是聽從來自心靈深處的聲音。小說充滿了辯證的意味，挑戰著現代人的功利觀念。當然，2016年《小說選刊》的作品在形式和內涵上的豐富性遠非以上所述能比，只是窺斑知豹，卻足見現實主義傳統的強大力量。而在轟鳴的社會潮流滾滾向前處，正需要寫作者們感知的觸角和深沉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