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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現場張柏春在作報告 「科學技術的全球史議題有助於打破國別史研究的圍牆。這種宏觀的歷史敘事主要基於從不同視角的深入微觀研究，要求掌握豐富的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等內容。」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張柏春在近日召開的「全球科技史視野下的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到。 為促進國際科技史學科的交流與發展，並紀念建所60周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於5月30日至6月1日舉辦了此次研討會。來自、德國、美國、英國、俄羅斯、法國、韓國和愛沙尼亞等國家和地區的28位專家，圍繞科技與世界文明、科技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路徑等問題，奉獻了一場國際學術盛宴。站在「全球」看歷史 北京保福寺橋西南角，有一座不算起眼的灰色樓，這裡卻是唯一的多學科和綜合性的科技史專門研究機構——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 「自然科學史所在中科院內並不大，但它卻是世界三大科學史研究機構之一。」張柏春在接受《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紀念建所60周年，也受到了國際科技史界的重視。」 當然，吸引眾多國際科技史名家前來參會的，不僅是所慶，還有此次會議的主題。 「國際科技史學家正越來越多地採用『全球化』等視角闡釋知識發展的全球史，這樣的研究比國別史或學科史有更宏大的視野，有助於系統闡釋知識的產生和傳播。」張柏春說。 會上，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所長Jürgen Renn就拋出了「自然科學出現過多少次」這樣一個議題，闡釋了科學在不同文化中發生、進化和全球化的歷史圖景。 實際上，知識的全球化不僅是吸引科技史學家目光的「焦點」，還是走出科技史的傳統敘事模式的一條「新路徑」。 美國加州理工大學教授王作躍提到，「跨國科技史研究強調科學、技術、知識流動和民族國家的複雜角色和相互作用，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生活的全球化世界，並豐富我們對過去和現在的理解。」未必是「發明」 隨著時代進步，也應該將自己的科技遺產置於全球史中加以考察。 「為世界文明貢獻了偉大的發明創造。但是，古代文獻所記述的不少技術很難說是『發明』，而應該說是『在華技藝』。」張柏春提到。 例如，甲骨文記載表明，商代已有牛耕。相比之下，蘇美爾人大約在公元前4500年前就採用了牛耕。不同的早期文明普遍採用「二牛抬杠」式牛耕，這種相似性就鼓勵學者們思考跨文化的技術相關性。 這也凸顯了之前史學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國別科技史研究以本國的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為主要依據，張柏春提到，由於相對封閉，不易得到其他國家的文獻資料和新的學術出版物，加上語言障礙，有時難免有「自說自話」之嫌。 而學科史也有其局限性。科技史學科開拓者普遍以現代學科框架去分門別類研究古代科技史，「的確是一個好路徑。不過也有明顯的局限性。完全按照現代科技的分類梳理古代知識，有時會違背其本來的邏輯關係。」張柏春說。就古代科技史研究而言，用「知識」或「科學知識」這樣的詞比用「科學」更能準確闡釋科學在古代的發生和發展。攜手解「難題」 目前，國際史學界交流和合作力度不斷加大，自然科學史所也越來越「敞開懷抱、放眼世界」。 2001年，自然科學史所與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合建夥伴小組，2005年，該所成功主辦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今年， 140多位與會者參加的全球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落下帷幕。 張柏春強調，「國際合作是全球史研究的有效途徑，在解決跨文化且涉及多語言的複雜難題方面優勢明顯。」 實際上，目前，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不僅促進了國家地區交流，也讓絲綢之路研究再現活力。作為「人類文明的傳送帶」這片廣闊的區域有著獨特的、彼此又千絲萬縷的科技史話，而要解開這些歷史奧秘，就需要沿線國家攜手攻關。 張柏春提到，全球史研究還涉及保存在不同國家的資料的可獲得性等問題。某一國家的學者面對全球史問題往往都有短板。因此，來自不同國家、有不同文化背景、擅長不同語言的學者們進行合作研究，發揮各自的學術特長，就顯得十分必要。 其實，早在2006年，自然科學史所就與國際合作夥伴考察絲綢之路遺迹，籌劃合作研究。 未來，自然科學史所還將推進國際化進程，與國際學者共同解決跨文化、跨國的重要學術問題。會上，幾個重要科技史研究機構和國際學術組織都與自然科學史所商議了進一步的合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