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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寮國萬象出席第19次—東盟領導人會議暨—東盟建立對話關係25周年紀念峰會。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 復旦大學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 世界知識雜誌社 在「上海論壇」2017年會期間，作為子論壇之一的「轉型中的與東盟關係：分歧管控與合作共贏」國際研討會於5月28日在復旦大學舉行。研討會由復旦大學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東盟學術共同體、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來自與東盟十國的近30位學者與會。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復旦大學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石源華教授在會後做總結髮言。 同時，復旦大學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與汶萊大學亞洲研究所、柬埔寨皇家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印度尼西亞大學東盟研究中心、寮國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研究所、緬甸仰光大學國際關係系、菲律賓大學迪利曼分校亞洲中心、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東盟研究中心和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東南亞研究所，共同創立了「—東盟學術共同體」（The Network of ASEAN-China Academic Institutes, NACAI）。 本期「封面話題」精選研討會上十位中外學者的發言。——編者手記2013年10月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題為《攜手建設—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演講。「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東盟合作：機遇、挑戰與建議宋清潤（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東盟關係正由「成長期」轉入「成熟期」。東盟所有國家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的很多合作屬於「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雙方合作存在諸多發展機遇，並已經在多領域取得初步成效。瀾湄流域各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方面取得多項共識，雙邊和次區域合作取得務實而可喜的進展。南海局勢暫時總體降溫，「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迎來難得的機遇。「一帶一路」合作倡議與東盟國家部分發展規劃不謀而合；東亞或亞太區域多邊經貿合作機制的推進，特別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進程的推進，為與東盟及其成員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也提供了諸多機遇。 但作為山水相連的近鄰，與東盟合作中難免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南海局勢總體暫緩，但並不意味著今後不會起波瀾，而且仍有爭議升溫的可能性。 第二，與東盟國家實力對比懸殊等因素所引發的問題也在凸顯。作為東盟及其成員國的最大鄰國，其一舉一動在東盟國家所引發的反應常比其他大國所引發的反應強烈。而且，這種實力不對稱性的日益凸顯會對東盟及其成員國對華認知產生影響，最終可能影響雙方關係的發展。 第三，過去兩年與東盟十國貿易額罕見地連續兩年負增長，而且在負增長情況下仍保持對東盟的較大貿易順差，這也引發東盟國家的擔憂和些許不滿。 第四，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的理解和對華合作的期待，需要去做更多工作或者予以細緻回應。一方面，東盟高層和精英對「一帶一路」的了解在增加，但具體落實「一帶一路」合作的是各國各行各業的企業，他們對「一帶一路」的細化了解較少，在落實中往往出現不到位或者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情況。另一方面，與東盟國家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在取得較大成績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鐵路、公路、港口、工業園區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收益見效慢，有些東盟國家擔心搞太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會背上沉重債務包袱，也難以立竿見影地獲得項目利潤。 第五，東南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主要大國博弈的前沿地區之一，美日印歐等大國和組織的目的之一是制衡影響力，這對在東盟國家的利益構成越來越大的擠壓，也對與東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產生掣肘。 和東盟各方，包括在東南亞有重大利益的大國和組織，應樹立「合作互利、斗則皆輸」的理念。提出了「一帶一路」這個包容性的合作倡議，為域內外國家打造共同繁榮與發展的「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機遇。求同存異、克服挑戰、減少對抗、更多探尋多方合作機遇，才是共贏之道。與東盟及其成員國需要相向而行，協同努力，避免南海爭端再度升溫，維護好當前來之不易的南海局勢的穩定局面，為雙方合作提供友好的政治環境保障。 在政策溝通方面，雙方還需更加細緻，爭取讓雙方的發展戰略能更好地對接，探尋更多互惠互利的合作點。作為大國和實力較強的一方，應該時刻注意東南亞中小國家的諸多特性，更多傾聽對方的訴求、考慮對方的關切和利益，減少對方的對華疑慮。 在基礎設施聯通方面，要進一步優化我方發展和需求與對方國內發展需求的更好對接。 在貿易方面，雙方跨境口岸通關便利化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而且，與東盟擴大貿易量，可能加快雙方推進產能合作，帶動雙方投資與人員往來增多，推動雙方經濟發展，富裕雙方百姓，推動雙方市場容量的持續擴大。 在投資方面，企業可以嘗試與美日歐企業按照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規則，在東南亞發展更多的聯合投資項目，實現更多利益捆綁，這樣可能會減少域外大國及其企業干擾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經貿合作的狀況，減少與東盟合作的阻力。 在民心相通方面，要減少雙方民間對彼此的誤解與不滿情緒，努力培養雙方民眾的友好情感，建立「一帶一路」合作的堅實民間基礎。 與東盟關係及其對未來的啟示阮輝煌（Nguyen Huy Hoang，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東南亞研究所副主任） 與東盟的關係一直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在1991年之前，由於冷戰原因，雙方關係沒有更多開展。但是之後與東盟國家都調整了外交政策，以適應全球格局多極化的變化。 在的外交政策中，與鄰國的關係非常重要。睦鄰關係已成為外交政策中的一個必要選項。的睦鄰友好政策符合東盟國家的利益，對於東盟國家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與發展外交關係。 從1991年開始，與東盟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當時，外長錢其琛出席東盟第24屆外長會議開幕式，標誌著與東盟之間對話機制的建立。在此之前雙方關係已初步建立，此次會議決定進一步推進雙方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合作。到2015年，雙方外貿額度增長了60倍，已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2011年東盟成為第三大貿易合作夥伴，在東盟整個外部投資中，的投資比已經佔了30%多。1991年7月17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會見應邀參加第24屆東盟外長會的外長錢其琛。此次外長會是和東盟的首次官方接觸，開啟了—東盟對話關係。我們一直覺得，對東南亞的政策是整體外交政策的縮影。東盟國家擁有非常豐富的天然資源，這對的發展大為有益。在各個大國與東盟關係之中，與東盟之間的關係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東南亞可以作為通往國際市場的跳板。而且，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越來越深遠。俄日印等大國也希望更多地與東盟發展關係，但是1991年之後，俄羅斯在東盟的影響力在不斷地下滑，東盟一定程度上就成為和日本競爭的地方。一直希望捍衛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如果能夠在東南亞建立強有力的影響，對於亞太地區的格局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對於東南亞是非常重要的，而東南亞對於也是非常重要的，雙方保持和發展平等的政治和經貿聯繫，對於雙方都是大為有利的。 到目前為止，雙方都非常關注經貿關係的發展，並且致力於保持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但是雙邊關係也存在著一些風險，可能會對雙邊關係造成不小的挑戰。雙方之間的一些地緣政治問題會對雙方合作帶來影響。不斷在南海問題上申明自己的觀點，我們希望雙方能夠建立很好的交流機制來維持本地區的穩定和繁榮。 東南亞國家也與其他大國實行相關合作，對於與的合作進行平衡。這使東盟可以在地區合作以及地區機制設立方面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現在與東盟之間已經有了高層的對話，我們希望在未來的一段時間當中，在經貿投資方面能有更多的合作，這應該是我們未來關係的一個基石，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推動有效落實雙方2016年到2020年行動計劃，並使—東盟自由貿易區更好運作，來滿足我們經濟和貿易的發展。還有最近審議通過的「南海行為準則」框架，也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證明我們都希望有很好的雙邊合作關係，並且保持本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我們認為，必須進一步強化地區互聯互通，並且更多地加入到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去。為了更好地推動與東盟的雙邊關係，希望也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東盟，推動彼此互信及更緊密的經貿合作。像「一帶一路」這樣非常重要的發展機制，希望也能夠讓東盟更多地加入其中，這樣也可以給予東盟更多的機遇能夠與進行合作，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進一步發展。 搭建瀾湄水資源合作的「友誼之梯」祁懷高（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教授，復旦大學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6年3月，「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召開，發表《三亞宣言》，將瀾湄合作機制固定下來。 搭建瀾湄水資源合作「友誼之梯」（the Fellowship Ladder）的理念，就是利用瀾滄江—湄公河水流的落勢差，合作建造共享的水電大壩系統，使自上游到下游呈現出拾級而下的階梯樣式。「友誼之梯」還超越了瀾湄流域的階梯狀地形特徵，倡導共同應對該流域內的自然災害以及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後果，通過瀾湄水資源的共同治理和開發，開展普惠與公平的合作，推進共同構建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 瀾滄江—湄公河的治理和開發是影響瀾湄六國（中越緬老泰柬）關係發展的關鍵點之一。上游國家（如中老）地勢陡峭，水電開發潛力大；而下游國家（如柬越）地勢平坦，注重灌溉和漁業。下游國家擔心上游的水質污染、調水蓄水、水電開發和航道清理會破壞河流的自然生態系統，影響下游水質水量；也擔心影響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漁業和農業產量。但下游國家利用歷史產生的使用權優先原則向上游國家施壓，也可能會損害到上游國家用水的利益。因此，無論是上游國家還是下游國家，都應遵循國際水法中的「合作」與「善意」原則，都應把節約用水、公平分享和合理管理作為水資源共同治理和開發的必要條件。 為更好地推進瀾湄六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和政治互信，筆者提出搭建瀾湄流域水資源合作「友誼之梯」的五點思考： 一，整合現有水電系統，協調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一方面，將湄公河的水力發電設施作為階梯式的系統進行評估，並建立互惠的水流協調中心，有效地利用水庫調蓄豐枯水期的水流量。另一方面，進行水電網路的整合，將電力富餘國家的電力資源輸送到電力貧乏的國家。 二，建立水文信息共享機制。湄公河委員會（湄委會）成員國（泰老柬越）於2001年通過了關於信息共享與交流的規定，2002年水利部與湄委會簽署洪水季節報汛信息協議。但瀾湄六國仍有待建立涵蓋整個流域的水文信息共享機制，以確保水文信息的完整、一致、準確。瀾湄六國可通過開發新型水文信息發布系統和洪水監測網路，及時發布水文信息，以便瀾湄流域水資源的科學和及時調度，並有效應對洪水等自然災害。 三，開展面向青年一代的創新創業培訓。復旦大學牽頭開展了「瀾滄江—湄公河之約」流域治理與發展青年創新設計大賽，並建立了瀾湄大學生創新創業聯盟，還將舉辦「瀾湄大學生創新創業國際訓練營」。瀾湄六國可依託類似賽事，開展面向青年一代的以水資源共同治理和開發為主題的創新創業培訓，把青年人創新創業從推廣到湄公河沿岸五國。 四，加大對水務新技術研發與投資的力度。尤其是有效應對治理水污染新技術的研發與投資，包括原水開發和供應、污水處理和凈化、城市供水與排水系統改造、區間調水、河道維護、河道固廢垃圾處理等。 五，建立政府間的和非政府間的多元化合作機制。政府間的合作機制主要是以瀾湄領導人會議機制化為抓手，積極開展政府間的瀾湄治理與開發合作。同時，積極推進非政府間的合作對話機制。例如，可舉辦「瀾湄水文服務論壇」、開展流域內國家智庫以及有關學術研究機構的合作研究等。多元化的合作機制能夠有效地保證流域管理功能的互補，避免出現管理的困境。 「一帶一路」對東南亞的戰略意義李明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副教授） 對於「一帶一路」對東南亞國家的戰略意義，大體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它將改變世界秩序和世界規則，尤其在未來十年中，它將幫助在東南亞創造一個以為導向的地區性國際秩序。二是認為沒有實質性意義，對東南亞的戰略影響不大。三是認為從長期來看它是對地區安全、秩序和戰略的改革倡議。 持第一種看法的人認為，「一帶一路」對於東南亞國家會有積極影響，會有非常多的合作項目，東南亞國家都應積极參加。很多學者希望東盟國家將自己的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進行協調或者銜接。還有人認為「一帶一路」關注的重點是經濟，但在未來可能會涉及外交或者政治方面，它會補充甚至替代東南亞現有的一些地區機構，甚至會設立一些軍事安全方面的組織機構來解決諸如南海爭端之類的問題。「一帶一路」對於東南亞地區的戰略秩序和規則將構成一個衝擊，或者成為這個秩序和規則的革新者。但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很多。對於第二種即悲觀的說法，支持者也不多，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東盟國家是非常支持「一帶一路」的。 到目前為止，研究表明持上述第三種觀點的人數是最多的。所有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的反應都是積極和正面的，但它們可依據其官方對「一帶一路」的態度、該國具有哪些潛在合作項目、該國在「一帶一路」中可以做出什麼貢獻或貢獻有多大等指數，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梯。柬埔寨、寮國和新加坡處在第一階梯。它們對「一帶一路」非常支持，而且積極加入。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汶萊等國處在第二階梯。它們對「一帶一路」總體上來說是支持的，但是還有一些不情願或者保留，主要是擔心影響自己的國家安全。第三階梯如緬甸，認為「一帶一路」對其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幫助程度有限。在寮國首都萬象的高速公路邊一路懸挂的企業標識。對待「一帶一路」，東盟陸地國家和沿海國家可能會有所不同。這兩類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推進可能會有一些分歧。陸地國家會更多地依靠，更願意接受「一帶一路」的倡議。在未來的幾十年當中，會有很多的投資在「一帶一路」框架中投入東盟國家，也會在和東盟國家之間建立更好的基礎設施將彼此連接起來，整個次區域一體化也將得到提高，特別是瀾湄區域。但是與東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可能並沒有具體方案，因為大多數國家的合作是秉持其原有的多元化政策的，它們願意接受的投資及貸款，邀請參加相關項目，但是也會與其他投資國合作來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與東盟在「一帶一路」的合作可能會有一些不同意見、遇到一些阻礙，但總體來說合作還會是比較穩定的。 對於東南亞的地區秩序，我們可以看到的影響力會不斷攀升，特別是的金融實力和互聯互通的能力，能夠使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影響力將會有所弱化。但這個問題也會比較複雜。例如如果南海局勢再遇波折，可能會妨礙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因為美澳印日都在這個地區反對。前述一些對「一帶一路」有所保留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對它們的積極性產生一定影響。 但如果「一帶一路」取得成功，可能會使美國的軍事力量更難以進入到這個地區。美國如果尋求在東盟地區增加安全方面的影響力，可能會受到「一帶一路」的影響，東盟國家也會更多地持反對態度。 所以，我認為「一帶一路」在未來十年中有可能改變東南亞的地區秩序以及戰略格局。 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東盟陸地國家與皮提·斯里桑南（Piti Srisangnam，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東盟研究中心副教授）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東盟國家位於南海與印度洋的連接處，而且外部有很多大國。這使整個東盟地區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東盟的陸地國家中，泰柬老緬越五國同時也是大湄公河流域國家。在外部大國中，日本率先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推行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合作項目，並建立了「湄公河—日本峰會」機制。2009年美國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議」。2013年推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次年提出瀾湄合作方案，去年正式啟動瀾湄合作機制。印度也推出了面向東南亞與東亞的「東向政策」。 東盟陸地國家內部也有矛盾和衝突。湄公河流域沿岸國家就存在很多對抗，比如中緬老幾國都建起大型的水利大壩，而泰國只能從緬甸或者寮國來購買電力。泰國東北部是乾燥區域，政府希望引流湄公河到這裡，但這個計劃可能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外部大國的競爭和東盟內部的衝突影響著東盟各國之間的關係，也可能使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家之間的關係趨於緊張。泰國看到有很多的機遇，但同時也必須面對很多挑戰。 可以看到，這些挑戰或者信任危機主要出於三個原因：一是大國的影響。二是在某國的相關投資項目可能也會影響到其他國家。例如泰國國內生產總值相對較高，可以推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但是其他國家可能擔心泰國投資會影響到他們的中小型企業或零售行業。三是一些歷史原因，包括冷戰影響、南海問題等。比如：泰國的華裔可能在很早以前就來到了這裡，他們只是看上去像人，但本質是泰國人而不是華人了。還有來自越南的後裔，雖然有時越南政府覺得他們可以作為越南的使者，但其實他們已經是土生土長的泰國人了。這就是所謂的身份缺失和身份錯位，這也是導致彼此之間關係不確定性的因素之一。 對泰國來說，我們的可持續發展首先是從最下層開始的，扶貧和公平分配是最根本的目標，它們是泰國國內的事務。但是我們在投資和經貿方面的一些政策，會更多地考慮創造積極的外部效應。我們有非常好的中小企業基礎以及較好的基礎設施，也有經濟特區，可以將泰國、和其他國家進行整合。如果我們要建成一個聯盟，一國的做法肯定會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我們必須要創造一個正面的外部效應。這就是創造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它的成功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我們的兩個基本目標——減貧和公平的收入分配。 我們有來自的一些扶貧項目，我們也在關注這個地區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民之間的交流。如果我們把它們做成一個閉環，事實上就是一個正向的反饋機制。泰國希望能有一個藍圖或者路線圖，有助於東南亞以及泛亞太地區更好的合作。如果我們真正迎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時代，這些挑戰和困難最終都將不足一提。 與東盟的經貿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以中越經貿問題為例趙衛華（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 由於—東盟自貿區各國發展水平不同，在世界產業鏈中的位置不同，各國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和利益訴求也就有所不同，彼此經貿關係中難免會存在一些問題。 中越貿易在與東盟的貿易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兩國貿易額約佔和東盟貿易總額的20%，已是越南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投資國。但是中越貿易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和東盟貿易之間是有代表性的。2005年12月26日，南疆國門第一路——南友高速正式全線通車。線路起於廣西南寧，止於中越邊界的友誼關，和越南一號公路對接。一是貿易不平衡問題。中方連續13年保持了巨額的順差，而越南一直嚴重逆差，越南對這種狀況很不滿意。 二是投資類型和方向問題。越南朋友經常說喜歡投資礦產和資源，而他們希望能投資高科技領域，以及能夠解決就業、增加越南出口、培養管理人才的產業。這些問題可能在中緬、中泰的貿易投資之間也是大量存在的。而投資者迫切希望解決如何改善東道國投資環境和安全保障等問題。 三是邊境貿易中的走私、逃稅、貿易欺詐和假冒偽劣商品問題。這些問題處理不好，會影響雙方的信任，進而影響雙方的關係。 四是相互信任的問題。儘管越南朋友對「一帶一路」的反應越來越好，但是還是有一部分人心存疑慮，或者對有一種過高的期望。也有一部分人對投資懷有偏見，認為質量不如美日，更偏重於資源型，不能給越南帶來管理經驗。這些觀點難免以偏概全。 對越南的一些關切能夠理解，而且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例如2016年越南從的進口增加很少，而向的出口劇增。這是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和阮富仲總書記會晤的結果，可見中方的重視。但兩國貿易不平衡從根本來說還是兩國在世界貿易鏈結構中的位置不同，越南能不能賣給所需要的東西才是問題的關鍵，這是一個需要在發展中解決的問題。而向越南出口的許多產品性價比非常高，如果越南從其他國家如美日進口，可能會花更多的錢，因此這其實為越南節省了好多建設資金。投資水電站、基礎設施建設的報價往往只有西方國家的40%甚至更低。我們走過河內到老街、河內到海防、河內到寧平的高速公路，前兩條由投資建設，成本遠低於澳大利亞投資建設的第三條，其質量卻沒有什麼差別。 我認為投資還是應該建立在互利雙贏的基礎上，既要符合越方的需要，也要考慮企業的合理回報。不能片面強調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應該尋求一種共贏的合作模式。 還必需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方投資主體開始多元化，原先中越是兩國政府之間進行合作，但現在很多私營企業在進行投資，它們要追求自己的利潤，這並不是雙方政府能實際管控得了的，雙方對這些問題要採取包容態度。中緬等國之間也面臨類似的問題。 我認為投資方可充分發揮越南的人力和資源優勢，既滿足對部分產品的需要，又可以擴大越南對的出口，還可以為越南創造更多的就業，縮小貿易不平衡的現象。對越南而言則需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落實相關法律。處理中越貿易和投資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還是需要尊重經濟規律，按市場規則辦事，在這個基礎上通過越南產業升級進步，生產出更多符合市場需要的東西，來改善兩國貿易不平衡的現象。 菲律賓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對—東盟關係的影響何菲·桑塔里塔（Joefe B.Santarita，菲律賓大學迪利曼分校亞洲中心主任） 東盟已經成立50年，也翻開了一個新的篇章。今年菲律賓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去年菲律賓新政府上台後，杜特爾特總統認為應注重在本地區的作用，而且在南海問題上採取審慎的態度。菲律賓表示，希望在擔任輪值主席國期間能夠與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有更加緊密的合作，並使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向全球發聲。 杜特爾特總統提出了菲律賓擔任東盟輪值主席期間的六個重點任務：以人為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海上安全和合作、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增長、注重東盟的恢復力以及地區的合作典範。 在以人為本方面，要更加關注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文化多樣性，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以及關注健康和營養問題。菲一直把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中心位置。我們需要承認並捍衛我們地區人民的權利。 實現地區和平與穩定包括打擊恐怖主義、打擊跨國犯罪和掃毒。這些行為是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因素。 海上安全與合作包括和平解決爭端、保護海洋資源。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第一次會議剛剛在貴陽舉行。儘管現在還存在悲觀的觀點，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有了長足的進步，雙方都是在採取切實的行動來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包容性和創新性的增長是希望能夠促進以科技、創意和數字技術為導向的發展。 東盟的恢復力建設是指東盟在過去50年中經歷了許多災難之後重新崛起。要對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的影響做好準備，要有對危機的預警和反應的預案。 東盟要成為地區化的模範，並且在全球能統一發聲、一致行動。 菲律賓如果能夠很好地完成這六項任務，那麼對中菲關係以及本地區的發展都會有長期的影響。 還必須強調，《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應予以精準的貫徹和執行。東盟還必須要建立外長熱線電話來進行定期的溝通。要關注海上意外相遇、人口販賣、走私和海盜等行為，也要關注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威脅。在包容性增長方面，東盟必須要與合作來落實戰略合作夥伴行動計劃，同時要進一步強化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也要落實東盟的網路安全框架。東盟需要加強地區化建設，加強成員之間的協調，同時也需要像這樣東盟之外的國家的合作。菲律賓重視與的合作，2017年將有非常好的前景。2017年5月17～18日，與東盟國家在貴州省貴陽市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14次高官會和第21次聯合工作組會，審議通過了「南海行為準則」框架。杜特爾特對的政策與東盟的未來恩內里托·塞維利亞（Henelito A.Sevilla，菲律賓大學迪利曼分校亞洲中心副教授） 在過去幾年中，中菲關係出現很多障礙。杜特爾特擔任總統后雙邊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中菲關係不斷回暖，杜特爾特總統也希望雙邊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框架。但是雙方關係仍然還有不確定因素，我們不清楚未來的走向如何，此外還存在一些外部干涉勢力。 菲律賓與自古以來就有深厚關係，現在需要考慮一下未來如何能夠開誠布公地、更好地發展雙方關係。對杜特爾特總統來說，在他的六年任期中，不僅僅要重新定義與的關係，菲美關係也會發生改變，東盟整個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都會有很大的變化。 菲律賓不希望與出現對抗，而希望以友好關係取而代之，這是良好的想法。對於杜特爾特總統來說，中菲之間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在政治經濟方面更好地達成一致意見。菲律賓會繼續秉持獨立的外交政策。對菲律賓來說最重要的考量是國家主權，所以杜特爾特總統要改變依賴美國的政策，形成獨立的對外政策。 菲律賓的外交政策當然也是國內政策的延續。政府對態度發生變化，以及突然要改變與美國的關係，很多菲律賓人可能並沒有完全理解這個變化背後的邏輯。很多反對派並不支持總統的想法。在菲律賓，人們有獲取信息和表達民意的權利，有言論自由，有自由反饋的權利，這也會影響菲律賓政府的決策。也就是說，政府會在人民的要求之下做出決策，做出的決策必須要與人民的聲音和利益一致。還要看到西方的影響，尤其是很多政治家和官員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這也會影響我們的內政和外交。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菲律賓在國家安全、經濟和政治方面無法真正取得主權，會受到外部國家的影響。而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自主地選擇與什麼國家合作，尤其可以與和俄羅斯合作。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完全割裂了與美國的聯繫，也不意味著政府不會再一意孤行地注重與某一個國家的關係。為什麼我們更加重視？事實上這體現了我們在務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平衡。菲律賓憲法也明確規定不將戰爭作為長期的手段來使用，而是希望能夠創造一個互利雙贏的局面，滿足及鄰國的需求。 菲律賓承認是非常重要的地區大國。以前的總統並沒有充分意識到「一帶一路」對菲律賓經濟發展和創新的重要性，現在杜特爾特總統認為「一帶一路」確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也表達了我們在安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充分考量。「一帶一路」會對整個地區帶來積極影響，也會對菲律賓的政治和外交帶來綜合性的影響。現在中菲關係有了新的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菲律賓人民的觀點都已發生了轉變，大部分菲律賓人事實上還沒有對與關係的升溫形成正確的認識。所以必須要向人民提供正確的信息，讓菲律賓人民更好地了解。另外也需要中菲在官方層面有持續的雙邊協調。 杜特爾特政府非常積極地推進與的關係，這個過程應被置於東盟的框架中。我們還必須關注不同的變數，或者不同的地區大國的因素。為了充分管理好這些多邊關係，菲律賓和東盟必須秉持透明的原則，並且進行持續磋商以及雙邊對話。我們必須求同存異，充分認識到我們相同的地方，基於這些共同的想法來尋找共同的出路，推動更好的合作。 東亞區域一體化博弈中的戰略互動——基於天時—地利—人和視角張群（復旦大學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后） 當前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秩序正處於轉型期，我們能否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智慧，解讀東亞國家在區域一體化博弈中的互動規律，從而解決東亞地區發展和區域一體化困境？ 在傳統文化中，天—地—人是分析問題的主要視角，天時、地利、人和是獲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天時—地利—人和這一分析框架不僅是行為事件的分析工具，同時也揭示出順天時、築地利、促人和的策略思路。將這個分析框架應用於分析東亞國家在區域合作中的互動策略，就是分別考察地區風險、地區結構變化和國家間互動狀態對東亞國家互動策略的影響。 當前，東亞區域一體化博弈存在三個重要前提。一是美國的雙邊同盟體系構成了美國在區域一體化博弈中的地位優勢，二是崛起使東亞地區結構發生了改變，三是東亞地區成員之間存在海洋領土爭端和歷史爭議。地區風險預期、地區結構和國家間互動狀態共同影響東亞國家在區域一體化博弈中的策略選擇。 迄今為止，美國霸權體系下的全球公共產品供應機制和雙邊同盟體系仍然是東亞地區中小國家獲取區域公共產品的主要途徑。當中小國家認為地區風險較低時，會嘗試自行發起或加入其他區域合作倡議，尋求公共產品供給來源的多樣化，對壟斷寡頭構成制度均勢。例如冷戰後東盟發起東盟地區論壇（ARF）。如果中小國家認為崛起國家帶來的地區風險將會超出自身承受範圍，它們會接受域外霸權介入地區事務或追隨其發起的合作倡議。例如伴隨海洋領土爭端升級，日本和越南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此外，當霸權國認為地區風險水平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或意願，可能會與崛起國合作，分攤成本並維持影響力。例如，冷戰開始后英國拉攏美國加入科倫坡計劃，越南戰爭期間美日共同建立亞洲開發銀行。 東亞國家對美國採取的博弈策略取決於地區內的安全風險預期。當安全風險預期處於較低水平時，東亞國家傾向於對美國採取排斥式制度均勢策略；當安全風險預期處於中高區間時，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傾向於對美國採取容納式制度均勢策略。美國參與東亞一體化博弈的目標在於霸權護持，而非推動亞太區域一體化。對美國來說，使東亞地區內的安全風險處於中高區間，有助於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力。美國希望將東亞概念消解於亞太框架中，阻撓東亞地區發展有效制度自行管理區域內的國家關係。因而，美國利用東亞國家之間的猜忌和爭端，將崛起塑造為東亞國家的潛在威脅，從而達到霸權護持的目的。例如，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就是通過推動海洋領土爭端升級來鞏固雙邊同盟體系並推動TPP談判。 地區風險預期取決於地區成員的感知和判斷，地區結構和國家間互動狀態是風險預判的依據。雖然崛起改變了東亞地區結構，但與地區安全風險上升並不存在必然聯繫。域外霸權干預和地區成員間的防禦性制衡是連接地區結構變化和國家間爭端升級的中介變數。也就是說，地區結構變化對地區風險的影響是間接的、或然的。因而，排除外界干擾、保持不衝突不對抗的互動狀態是控制地區風險的必要條件。 當前東亞地區秩序正處於轉型期。這個時期不僅是崛起的戰略機遇期，也是亞洲崛起的歷史機遇期。不同於霸權護持所需的高風險預期，無論崛起還是亞洲崛起都需要和平穩定的地區環境。 面對東亞區域一體化和亞洲崛起面臨的困境，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即「命運共同體」範式，其思想內核是中華文明中的和合思想，核心在於不衝突、不對抗，求同存異，共贏共享。東亞國家只有共同把握時代機遇，平等協商，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才能創造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共促亞洲崛起。「—東盟學術共同體」成員在簽字儀式后合影。「分歧管控、合作共贏」是今後研究的重要方面（會議總結）石源華（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復旦大學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在南海局勢趨緩、與東盟關係取得新進展的背景下召開這次研討會並簽署《東盟學術共同體協議》，是非常有意義的。去年5月我們召開同樣會議時正值南海局勢緊張，在那個環境下大家都比較拘謹，互相批評也比較客氣，而今天情況就不同了，大家發言、討論、提問、批評都比較直率，這是一個很好的進步。我有三點突出感受。 一是總體來講在「一帶一路」頂層設計的六個經濟走廊中，—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啟動最快，進展也最快，而且最有可能率先取得早期成果。今天的討論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是就個別國家來講，今天會議的很多發言和提問都表明了很多國家都希望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佔據一個較好的位置。「一帶一路」是提出的一個倡議，總體趨勢是希望與每一個國家積極合作，以實現雙贏的目的。 三是「分歧管控、合作共贏」是今後研究與東盟關係的重要方面，需要實實在在地去找到合作共贏的思路或方案，在未來還將就這個方面繼續進行討論，群策群力，為與東盟的合作開創更好的前景。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