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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沒什麼主見，政事無論大小，都交給廷臣公議，議出一個結果來再實行。所以時人說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見，什麼事都由他說了算，又識武功、打仗、寫詩、書畫、製造文字獄，啥都懂，自封「十全老人」。2、四川有個文人，獻詩成都知府:"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鼓動四川割據獨立。成都知府趕緊上報朝廷。宋仁宗說：「老書生要官耳，不足治也。給他一個文吏。」六百年後，又有一個叫曾靜的文人，鼓動川陝總督岳鍾琪反清，結果雍正掀起一場文字獄，治罪萬人，曾靜被殺。3、宋真宗問宰相李沆：「一些朝臣有密奏，為什麼你沒有？」李沆說：「臣有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搞密奏者非讒即佞，我深為厭惡，豈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員則以獲得密奏之權為榮，浙江布政司請求雍正：「藩臬皆賜摺奏，仰懇聖恩，賜臣一例用折」。4、歐陽修寫過一篇《朋黨論》，為朋黨正名，提出君子結黨之說，開北宋政黨政治雛形之理論，讓宋仁宗終為感悟。六百年後，雍正讀《朋黨論》，斥責異說，「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申斥，以正其惑世之罪」。5、宋神宗一次與程顥論及人才，神宗說：「朕未之見也。」程顥立即質問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後，我大清盛世，紀曉嵐為協辦大學士，嘗論國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議國事？」6、夏竦死了，宋仁宗賜謚號「文正」。劉原父很不爽，上疏質問皇帝：「謚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後改謚「文庄」。六百年後，尹嘉銓給乾隆皇帝上疏，為他老爹請謚，並請從祀文廟。乾隆大怒：你尹嘉銓算什麼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遲處死。后開恩，改為絞立決。皇恩浩蕩，沒有犬決。7、范仲淹創立的范氏義莊，其中有條規矩：凡族人嫁女，給錢三十貫；出嫁的女兒若因故改嫁，給錢二十貫。可見宋人對女性改嫁是持憐憫態度的，儘可能給予人道資助。到了清代，范氏義莊的規則改為鼓勵寡婦尋節：達到守節年限者可領雙份米糧資助，如果「失志不終者」，則不予資助。這便是宋清兩個時代精神的差異。8、或說傳統社會有輕商傾向，但宋代的學者如葉適、陳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實上也成為最重視商業的時代。明代的王陽明、黃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說。但滿清立國，又重返抑末崇本、賤商重農之路，雍正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9、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還有奴隸制，奴隸為賤民，屬主家私產，宋代在法律上已廢除賤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結合關係。滿元統治從草原帶入主奴關係，滿清入關，又再殖入主奴關係，「嚴分著主奴」，即使到晚清，滿洲人內部仍保持著奴隸制習氣。10、城市化是檢驗一個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指標。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歷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會少於1億，城市人口達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達到22.4%。六百年後，大清帝國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麼程度呢？7%左右，跌入歷史谷底。直到20世紀70年代，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復到22%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