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 字媒體

3月10日，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回答了記者們關於的貨幣政策和外匯管理的問題。周小川到目前為止在央行行長位置上已經待了接近15年，他大概是有了真正的中央銀行后在任時間最長的央行行長。一般來說金融監管部門和央行的管理者都有這個規律，待的時間最長的人就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得最成功的。不過即使如此，周小川的回答中也有一些令人迷惑的表述。比如在提到居民房屋貸款的時候，周小川的表述是，房地產信貸增長較快的是個人住房貸款，這有助於降低三四線城市的住房庫存，但又可能讓一二線城市的房價變高。銀行系統在未來會對不同城市採取不同的信貸政策，在一二線城市收緊房貸，在三四線城市相對鼓勵人們買房。很明顯，在貨幣當局的官方邏輯里，用普通投資者的錢為三四線城市去庫存是很正常的。但這真的好嗎？此類結構化政策聽上去有點類似北京市政府曾經有過的「在五環以外可以養大型犬，可以在某些情況下放鞭炮」。五環以外的居民是不是勇猛到不害怕大型犬，也可以自動過濾鞭炮的污染，這些並不在政策制定者的考慮範圍之內。三四線城市的房屋更值得人們投資嗎？管理者是不是把相對更有投資價值的資產留給普通投資者了？從歷史經驗來看情況似乎並不是這樣。三四線城市的房產未必更值得投資。如果你關注過經濟發展史，那麼可能會注意到，在非戰爭、政治格局沒有發生劇變或者沒有資源使用效率革命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內城市經濟的排名順序是很難發生變化的。更不要說這種變化是指三四線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普遍超過一二線城市了。而普通的技術和科技的發展，一般來說總是讓經濟較發達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相對閉塞的城市的差距增大而不是縮小。這個規律有點像對電影的投資急劇增長后，大明星們的獲益遠遠超過行業從業人員的平均獲益水平——安妮·海瑟薇和章子怡的年收入與北影廠門口等盒飯的演員的收入差距肯定是越拉越大的。在互聯網及其應用的革命剛發生之前，很多人以為大城市會消失，而革命之後這種變化正好相反。人們更加聚集了，在，北京、上海這類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長了近60%(這是官方統計口徑，實際上還不止)，遠高於同期的人口增長比例。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二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幅度巨大的最基礎的原因。三四線城市的問題和一二線城市的相反。它們除了獲得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收益，也受到了大城市聚集效應的擠壓。年輕人遷出，經濟結構單一，缺乏有吸引力的競爭性職位，實際人口的減少讓這些城市的房屋的價格增長並不樂觀。在農村居民城市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也更願意直接到相對發達的大城市「城市化」，而不是就近進城。對於大多數人來講，這兩種城市化方式的成本雖有區別，但預期收益的差距更大。在這種基礎上很多三四線城市政府的發展思路卻和一二線城市類似，賣地收入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這也造成三四線城市的房屋存量大於一二線城市，而存量消化速率卻比一二線城市慢得多。在當前的經濟狀況下，如果說把流動性導向實體經濟更有利於整體經濟的發展，鼓勵居民購買北京、上海這種超級城市的房屋對整體經濟有害，那鼓勵普通投資者購買三四線城市的房屋便是更糟的行為。把一些地方性房地產商的槓桿賣給普通投資者，也更容易引起壞的連鎖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