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 字媒體

哈佛漢學家的文學研究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如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教授對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曾被認為是國際第一人。王德威教授師承夏正清，得到了很好的學術訓練，他在國內的影響也很大，擁躉冬粉無數，每次來國內演講、做講座都是人滿為患，盛況空前。哈佛燕京學社、哈佛燕京圖書館與哈佛東亞系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唐詩研究，也被國內外廣為推崇，他在國內大學的講座，更是受到了國內學生眾星捧月般的歡迎。 相對而言，名氣不那麼大的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其研究成果其實相當可觀，他在元雜劇研究、寶卷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查資料時，有一次和一個圖書管理員聊天，他對伊維德教授推崇備至，告訴我說伊維德教授其實是哈佛東亞系的首席漢學家。 我在哈佛的導師李惠儀（Wai-Yee Li）教授在《紅樓夢》研究、《史記》研究和《左傳》研究方面，也是成就斐然，著有《引幻與警幻：文學的情愛與夢幻》（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 Wai-yee Li. [monograph ）、《左傳的書寫與解讀》、《帝國晚期文學中的女性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等書。李惠儀（Wai-yee Li）著《中華帝國晚期文學中的女性與國族創傷》書影。 西方學者的文學研究，很多都是從翻譯入手，或者將翻譯作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如宇文所安近年在從事《杜甫全集》的翻譯，另外他也翻譯了不少經典的文學作品，如由他主編的《文學作品選：起源到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 to 1911）裡面的很多作品就是他翻譯的。李惠儀教授近年來在從事《左傳》翻譯，與杜潤德、史嘉柏合作英譯了《左傳》。 伊維德教授翻譯的作品不甚枚舉，著名的如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奚如谷合作的《西廂記》的翻譯（The moon and the zither：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合著合譯的《1100到1450年間戲劇》（Chinese theatre 1100-1450：a source book）。近年來伊維德教授持續從事對早期劇本、寶卷、民間歌謠、地方戲的翻譯和介紹，涉及到的題材有客家族的歌謠和民謠、天仙配故事、趙氏孤兒和其他元雜劇、楊家將故事、三國故事、目連故事、梁祝故事、木蘭從軍故事、董永故事、早期元雜劇、觀音戲、孟姜女哭長城故事、白蛇傳、桃園三結義故事、江永女書等，涉及到的體裁有元雜劇、寶卷、歌謠、地方戲、傳奇、敘事詩等，自從2007年以來每年出版著作二至三部，筆力之勤和成果之眾，令人嘆為觀止。將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主要是為了向西方介紹文學，是為了讓西方世界了解文學和文化，一定意義上，是向西方世界傳播文化和文學。 另外，在西方課堂上講授文學，面對大多數不懂中文的西方學生，為了讓他們學習文學和文化，最必要的一個步驟，也是將中文翻譯成英文。如李惠儀教授在講授《紅樓夢》研究這門為大學部生開設的課時，讓學生帶的教材是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石頭記》翻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而不是中文版的《紅樓夢》，因為這些西方學生有的並不懂中文，也不能閱讀中文，他們只是想要了解《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思想和內容，閱讀霍克斯的翻譯本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不需要去讀中文本。了解了這個情況，就知道翻譯這一步對於海外漢學是多麼重要的。 但在研究所的課上，還是以中文原著為主，因為授課教授會要求選這門課的學生至少有兩年以上學習中文的基礎，才有資格選修。因此，學生在課前進行中譯英就成為重要的一項預習內容，有時上課就是成段成段的中譯英，如田曉菲教授講授中世紀自傳文學的課，宇文所安唐詩研究的課都是如此。學生在課堂上把本次課所要學習的文本逐字逐句翻譯成英文，之後再由教授和學生共同討論對文本的理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法，在國內的課堂上我們不會做這種練習，國內的學生讀中文原典都讀得很快，我們自認為這是母語，理解沒有障礙，但正是因為快，便會把很多關鍵的細微的東西輕輕放過。但如果你要將一段文章，一句詩詞翻譯成英文，就不能存在一帶而過的問題，你必須細緻地理解原文每一字每一句的意思，才能準確恰當地翻譯出來。其實翻譯的過程，有點類似於訓詁的方法，一字不可忽略，這也就是西方學者在理解中文原典時，有時反而比國內學者更具有優勢的原因。他們採用文本細讀的方法，理解得會更為精確、細緻、透徹。這種學術訓練相對於國內的感性式的解讀和體驗而言，具有更為精確、科學、理性的特點，對學術研究來說，更具有科學性和可信性，值得國內學者學習。 當然，國外的課堂上，也會存在誤讀的問題，這種誤讀，大多數屬於文化背景的差異；還有一種誤讀，屬於詩詞和文章中的難點，即使是國內的學生也不能避免，一旦這兩種誤讀克服了，對整首詩詞或整篇文章的理解就豁然開朗了。但因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導致的誤讀並不普遍，眾所周知，在西方高校東亞系的課堂上，有很多教授都是華裔，對這些教授來說，並不存在文化差異的問題，他們大多都是在國內出生、長大，很多都是在國內受的大學教育，之後再去國外深造，而其他的非華裔的東亞系的教授，也是長期浸淫於文化、學的研究，早已經變成了十足的通，對的歷史、文化、文學早已經理解得入木三分，中文已經變成了他們的第二母語，因此，文化障礙並不是很嚴重的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如果再採用文本細讀的方法，用中文和英文兩種工具和利器來同時研究和理解中文文本，就會是如虎添翼。將文本細讀、科學分析、理性批判精神結合在一起，使得國外學者對文本的理解和解讀，更加客觀科學。這就是西方漢學家在從事文學研究時，有時比國內學者更加卓越的一個原因。奚如谷、伊維德（Stephen west and Wilt Idema）合譯《西廂記》（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1995年版）書影 另外一個原因，是西方漢學家在從事文學研究時視野更為開闊、知識解構更為全面。很多西方漢學家研究文學時，都具有世界文學的眼光，東西比較的眼光，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他們的研究領域都很廣泛，不像國內學者大多只是專攻一個領域，一個研究方向。 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外大學東亞系教授人數有限，學校要求你開的課就比較廣泛而全面。如宇文所安教授所開的課除了文學之外，還開世界文學課程。田曉菲除了她擅長的六朝文學之外，也開《三國演義》的課程，開文革研究的課程。李惠儀教授開的課程，既涉及先秦，又涉及明清，如我在哈佛的一年她開的課就有《紅樓夢》研討、《史記》研討，還有元明清文學史。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類似於國內的通識教育。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領域都具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儲備，例如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申請者，一般所掌握的外語都在七門左右。而教授們的知識面和學術興趣點也很廣泛，很少會像國內的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局限於一個階段的文學或者一種文體。 如已經從哈佛大學東亞系退休的伊維德教授的研究領域涉及早期戲劇、早期通俗小說，寶卷、彈詞等，基本囊括了通俗文學的所有範疇，同時，他也涉及《莊子》和詩詞研究，此外，伊維德教授還涉足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明的傳播研究、女性文學作品研究等。他近年來出版的著作，除了民間傳說在早期戲劇中的反映的翻譯和介紹之外，還涉及到對寶卷、江永女書、客家山歌和民謠的研究和翻譯。 學術領域的廣博，決定了他們看問題的廣度和互融性，可以做到觸類旁通。如伊維德教授2014年出版的《被複活的骷髏：從莊子到魯迅》（The resurrected skeleton : from Zhuangzi to Lu Xun） 一書，就是將有關人與骷髏對話這一題材的系列文學作品進行了翻譯和對比研究，這樣將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各種審美風格包括雅文學和俗文學的所有文學作品放在一起對比研究就很容易能發現問題，也是值得國內學者學習和借鑒的一個方法。東西方文學的對比研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如伊維德教授的《睡情誰見? ——— 湯顯祖對本事材料的轉化》這篇文章著眼研究《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和她的父親杜寶的關係，認為杜寶對杜麗娘的強制的管制有著一種父親對女兒的愛戀和獨佔慾望，他利用了西方文學中的玫瑰公主這一文學形象，來印證他的觀點。這種解讀雖然大膽，很難會被國內學者接受，但這種探索方法無疑很可貴，也讓我們更加容易理解杜寶、杜麗娘、柳夢梅劇中的人物關係。 同時，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有著更為開闊的視野，能夠站在世界文學的立場和角度來看待問題。2013年春季，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在哈佛訪問時，王德威教授曾經組織了一個座談會，座談會在費正清研究中心四樓的一個小會議室內舉行，會上的重要議題就是談及少數民族和漢族中心主義的關係，兩位教授均認為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研究都是集中在漢族大一統的本位主義，很少涉及到少數民族文學。他們提倡和呼籲的文學研究應該包括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要跳出自己的圈子。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對清史的研究也是基於這個觀點。他認為對清朝歷史的研究，長期以來只集中在對漢語文獻的研究，而忽略了對滿語文獻的應用，大量的歷史文獻都是用滿語寫成的，再從滿語翻譯整理成漢語，因此滿語文獻才是第一手的資料，如果細心去研讀滿語文獻，可能會發現不同的問題和角度。 哈佛燕京學社前任社長杜維明教授2013年春季在哈佛做過講座，重點也是討論文化圈子的問題，認為文化不僅包括本土的文化，還包括廣闊的外圍圈。文化是由三個圈子構成，第一是，大陸和港澳台、新加坡等地所存在的文化，其次，流亡在海外的華人圈子裡的海外文化，另外還有關心和熱愛文化的西方人士所傳播的文化，文化和地域不存在絕對對等的關係。 2013年春季，葛兆光教授在哈佛大學做過一次講座，講述如何從朝鮮使者的文獻中認識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問題，即外國人是怎樣認同中華文化的，李朝的使者對清朝是不認同的，認為他們自己才是小中華，是中華文化傳統的保存者，而清朝則胡虜，是異族。他們以明朝的遺民自居，採用崇禎年號紀年。從周邊看，也是葛兆光教授近年來的一個重要的觀點。這種觀點和研究方法的可貴性，在於能跳出本土這個圈子，從之外來看待文化、研究文學，也許會更為客觀更為全面。海外漢學家對文學的研究，基本上都具有這種視野。他們從海外看，從西方看東方，也許會看得更為客觀全面。跳出來，很多問題反而就很容易理解了，也會得到一種新的視角和觀點。 第三，是西方文學研究能夠很好地及時利用西方所通行的一些文學理論和文學思潮，如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等。 如女性主義在西方比較盛行，所以海外漢學家對文學中的女性文學的關注程度相對於國內學界而言就更高。如伊維德教授和管佩達（Beta Grant）教授合作出版的《彤管:中華帝國時代的女性書寫》(The Red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便是一部女性文學史。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Chang,Kang-i Sun）在女性文學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著有《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一書及《女性詩人：從古代至1911年的詩歌及批評選集》。哥倫比亞大學高彥頤(Dorothy Ko)教授的《灰姑娘的姐妹：纏足的修正歷史》、《步步生蓮：繡鞋與纏足文化》、《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更是研究江南女性文化的力作。李惠儀教授的《明清之際的女子與國難及其迴響》、《帝國晚期文學中的女性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等論文和著作就是著眼於女性的研究。 創傷理論也是西方文學中很重要的一個理論，如伊威德教授和李惠儀教授編著的《清初文學中的創傷與超越》一書即重點談及了創傷的問題，王德威教授的《「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一文中也重點談到了創傷問題。另外，還有男女易裝的現象，也是李惠儀教授近年來較為關注的一個問題，這一問題在其2014年出版的《帝國晚期文學中的女性與國難》一書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闡發。 其他如物質和科技的進化對文學的影響也是西方漢學家從事文學研究一貫較為關注的，如田曉菲教授和宇文所安教授對手抄本在文學傳播和經典化形成中的作用的關注，再如由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合作主編的《劍橋文學史》中有很多章節涉及到印刷術、出版業和社會經濟的繁榮對文學創作和傳播的影響等，這種視野和眼光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種方法和角度的多元化，使得文學研究多元化，而不會被限制在一個角度和一種思路，從而導致難以為繼的狀況。 第四，國外的文學研究，非常重視對原始文獻和各類文獻的全面使用，如歐立德教授的清史研究就充分全面利用清代的各種資料，有隨手登記、清實錄、起居注、地方志、大清律令、民間說唱、戲曲資料等，同時，除了對漢語文獻的利用，還充分利用滿文文獻、蒙古文文獻等等，材料佔有的第一手性和全面性，導致了結論的客觀性和全面性，這個特點也值得重視。伊維德教授很注重對寶卷、說唱、彈詞、俗賦等材料的運用，其目光也就比較獨特。 第五，相對於國內文學研究長期以來雅俗分野的傳統，雅文學研究佔據主要地位，通俗文學如戲曲和小說處於次要地位的局面，海外漢學更加註重俗文學的研究和民間文化的研究。伊維德教授長期關注於通俗文學的研究，說唱、小說、戲劇等都是他所研究的重點。田曉菲教授既研究六朝詩歌，同時也研究《三國演義》，尤其對新興媒體中的三國題材，如網路遊戲中的三國人物，電影、電視劇中的三國等傾注了心血，這種視角也值得稱讚。宇文所安專攻唐詩，同時也對十六、十七世紀的戲曲頗有興趣。 此外，海外漢學家也比較重視地方區域性的研究，如哈佛大學東亞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比較注重研究明清時期東南地方的發展歷史。國內學術界大多數較為重視主流思想和學術流派對文學發展形成的影響，如儒釋道三教在文化傳統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受到了絕對的關注，而西方漢學界則較為關注民間宗教的發展和形成等、民間宗教和儒釋道三教的差異等問題。伊維德（Wilt Idema）著《愛情、貧苦和旅行：客家傳統山歌和民謠》（Passion, Poverty and Travel: Traditional Hakka Songs and Ballads，2015年版）書影。 概而言之，海外漢學家的研究除了關注大傳統的發展之外，也會重視對小傳統的研究，較為關注區域性和民間性的研究。因此，很多學術研究都是將文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人類學研究密切結合起來。典型的如西方研究古代戲劇即是如此，著眼點不是主要放在戲曲文本上，而是戲劇中反射出來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因此，對戲劇的表演和舞台更具有興趣。國內的研究則一貫是重雅輕俗，較為關注屬於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大傳統，而忽略屬於大眾文化和民間文化的小傳統。 海外漢學家研究文學和政治、文化都比較關注地方文化、地方經濟、地方教育、個別性的作用，傾向於看到差異性，而我們國內的研究則傾向於看到大一統中央王朝統治下文學呈現出來的共性。其實，即使在同一個時代的統治下，京畿區域的文學創作和地方區域的文學創作，文人士大夫的文學創作和民間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也是有著區別的。相對於西方漢學界，國內的文學研究較少地關注這種差異性和區域性，更多地關注整體的特色。文人圈子和下層百姓的圈子是完全不同的，審美品位和取向也有很大的差別。要具體地看待這種差異，並進行研究，我們的文學研究才是全面的，動態的，活潑潑的。 前哈佛大學漢學家伊維德教授近年來就頗為重視研究河西寶卷等流行於絲綢之路地帶上的文學，也是認識到了民間文學的這種自足性和與正統文學的差異性。民間的和官方的到底有什麼聯繫和區別？文人士大夫的文學和下層百姓的文學有什麼關係？的文化傳統為何能夠生生不息，為何能夠綿延不絕，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驅動？如果只關注精英文化，不關注民間文化，我們就很難能得出公正的結論來。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是否存在著互動，如果有，相互之間又是怎樣發生著相互的影響？儒家的倫理道德和思想在民間怎樣發生著影響？民間宗教和儒釋道三種思想有什麼樣的關係，民間宗教奉行著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操守，與正統的意識形態是完全對等的還是存在著差異性，有何種差異性？ 這都是研究文學和文化必須要關心的問題。老百姓的問題是大問題，文化傳統的延續除了由少數士人精英保持著禮樂文明的傳統之外，還與民間有著重要的關係，不能忽視儒家的禮樂文明和禮樂思想在民間的傳播。 此外，相對於國內的研究傾向，西方學界關注敘事文學而不是抒情文學的一個原因，還與西方對文學和文化的興趣有關係，一般來說，西方對敘事文學的興趣大於抒情文學的興趣，對俗文學的興趣大於雅文學，這個不難理解，因為敘事文學有故事，有情節，容易接受。因此，的小說和戲曲在漢學家中很受歡迎，而的詩歌，尤其是唐詩則因為其需要深厚的文化的熏陶和積澱才能理解，一般的西方人，對東方是陌生的，對東方文明的傳統也較為陌生。作者於哈佛大學widener圖書館 我在參與哈佛迷你課程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例如對的律詩，很多美國的學生就評價不高，覺得不能理解，也不能欣賞，認為的律詩篇幅較短，格式固定，思想容量較小，境界狹窄，所描寫的意象大多是自然界常見的花、樹、月、風、草、蟲、鳥等，社會意象較少，境界不大，而且意境比較孤獨，清冷，逼仄。 對傳統音樂的理解也是如此，我曾在哈佛寒假的迷你課程中，請我的老師，哈佛大學主修音樂的一位美國博士生，聽傳統音樂《高山流水》，老師聽完后說，這首曲子聽上去是孤獨的，而實際上只要對文化略微了解的人都知道高山流水即代表著知音之賞，怎麼會是孤獨呢？這首曲子裡面存在著一個自足的世界，自我完滿的世界，在這裡面個人與山水之間構成了一種和諧的關係，表達的不是一種孤獨的感受，而恰恰相反，是人和大自然和宇宙的一種完全的契合，是人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愉悅、適意，這是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自然觀的體現。 但西方人不明白，這可能是因為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人和自然是一種對立鬥爭的關係，是二元對立的，而東方文化，則是一多不分的。人和大自然是渾然一體的，個人存在於整個宇宙之中，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一個人就代表著一個小宇宙，人在自然中是一個完滿的自足體。這代表了東西方文明的兩種思維方式的不同，因此研究文學和文化，我們必須得考慮到東西方文明的不同。利用西方之長，保存東方之長，只有將兩種傳統融會貫通，才能得到發展和進步。本文經作者授權獨家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