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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說吧，從頭說起》之後，《中華讀書報》資深記者舒晉瑜新作《以筆為旗——與軍旅作家對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峻青、徐光耀、鄧友梅、徐懷中、李瑛、彭荊風、馮德英、李心田、黎汝清等三十三位軍旅作家悉數收入，被譽為是「有態度的作家訪談錄，好文學的心靈地圖冊」。「舒晉瑜的訪談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於作家的發現，發現他們的童年，發現他們的經歷，發現他們的閱讀，發現他們的風格，發現他們的生活態度和文學觀，發現他們豐富駁雜的精神世界，一言以蔽之，發現他們的奧秘；舒晉瑜的訪談第二個特點是文學性，用文學的方式表現文學人物和文學現象。」作協副主席、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徐貴祥發現，舒晉瑜常常會越過「訪談」這樣帶有規定性的文體規範來書寫她的對象。從她的筆下，我們能夠大致地看到一個個作家成長的足跡，看清他們的輪廓。她的努力是行之有效的，為我們了解當代文學描繪了一道獨特的風景。著名詩人、解放軍總政治部原文化部部長李瑛認為，舒晉瑜視野開闊，感覺敏銳，極具真知灼見，多年來對文壇多所了解，故採訪提問針對性很強，又因是面對面對話，越顯從容親切，極富情趣。《軍旅作家訪談錄》既是一部作家創作活動的心靈史，又折射出文藝思潮的流向。軍事文學是代表一個民族精神力量的文學，相信此書必將有助於軍事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她既葆有掃描文學的大視野，更練就了一支耕耘不輟的快筆頭，最重要的是，她能夠沉靜下來，捨得在閱讀作品方面下功夫，並籍此探入作家的心靈，敏感地捕捉各種有價值的文學話題，保證了前沿、獨創與深度的三位一體，這在浮躁的當下媒體中尤顯難能可貴。」著名文學評論家、解放軍藝術學院原副院長朱向前說，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舒晉瑜對軍旅文學和軍旅作家的長期關注、深知與熱愛，也是她對當代文學的獨特貢獻。著名文學評論家、原總政宣傳部藝術局局長汪守德表示，作為記者的舒晉瑜，長期觀察和研究文學創作的現象與實踐，對軍事題材文學和軍隊作家也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對於著名軍旅作家創作軌跡、文學成就、風格變化的梳理，角度非常獨特且很有意義。作品以親切的敘述、大量的細節和富於魅力的文字，通過深入剖析作家和作品，展示作家創作的軌跡，不僅有力搭建起軍旅作家和讀者之間理解和溝通的橋樑，還可以給正在從事新的創作的年輕作者，特別是軍隊青年作家，提供十分有益啟示。內容介紹本書可視為《中華讀書報》著名文學記者舒晉瑜上一本《說吧，從頭說起：舒晉瑜文學訪談錄》的續篇或姊妹篇。全書是對國內有軍旅經歷或者仍身在部隊的著名作家的訪談集，包括白樺、畢淑敏、都梁、二月河、馬識途、魏巍、謝冕、閻連科、朱蘇進等三十三位。每位作家單獨成篇，每篇一萬字左右。這些作家年齡層次、人生經歷各不相同，他們現在與軍隊的關係或遠或近，但軍旅生涯卻給他們的創作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在一問一答間，也能體會到堅硬的精神質地。作者簡介舒晉瑜生於山西霍州，祖籍山東博興。自1999年供職於光明日報報業集團《中華讀書報》，現為總編輯助理。著有《說吧，從頭說起：舒晉瑜文學訪談錄》。[目錄]白樺：文學是我的生命·1畢淑敏：我精心搭建想象中的世界·13鄧友梅：身外無累，心中無事·30都梁：我關注小人物在戰爭中的命運·38二月河：我不是反腐專家，我是小說家·43馮德英：我的作品基本反映了當時的時代·54何建明：軍人性格和作風在我身上足夠濃烈·61金一南：心勝則興，心敗則衰·72峻青：我還沒真正寫出自己想要的作品·80黎汝清：軍裝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裝·91李心田：作家應該把對世界的看法說出來·104李瑛：在大好年代，重新出發·110柳建偉：我一直關注戰爭與和平·123馬識途：文學應該注意百姓喜聞樂見的作風和氣派·136馬曉麗：我希望不斷地從功利寫作中超拔出來·149彭荊風：「驛路梨花」今何在？·162裘山山：軍人和女人，是我的兩種身份·172王樹增：寂寞書齋是我的理想生活·181王宗仁：寫青藏高原，一生就做這一件事·201魏巍：作家應該把自己的作品作為戰鬥力的一部分·214項小米：從地工祖父的秘密到洪水時代的愛情·218謝冕：一生只做一件事情·228徐光耀：我寫得不多，但我盡量寫得好·238徐貴祥：重返「徐懷中時代」·249徐懷中：《底色》是我戎馬一生的手模足印·260閻連科：我的寫作和我的倔犟·272憶明珠：在「隨心所欲」中尋覓「不逾矩」·290張正隆：我大概不是好士兵，但我努力成為好作家·297周大新：我想寫出讓人感覺溫暖和美的作品·304周濤：縱情傲物三十年·318朱蘇進：我為什麼不寫小說·327朱向前：三十年下了三步棋·338朱秀海：無論小說還是編劇，貫穿我對社會的思考·351[書摘]白樺：文學是我的生命採訪手記：這是那個風度翩翩、瀟洒優雅的白樺嗎？那位卓越的詩人，因敢於直言而飽受憂患的作家。長詩《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詩展示出他的才華橫溢，《山間鈴響馬幫來》《今夜星光燦爛》等一系列人物生動、詩情盎然的電影更成為電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然而，當文學被時代的浪尖裹挾，白樺經歷了超出常規的災難和榮耀。《苦戀》和《吳王金戈越王劍》在上世紀80年代被禁演，以及後來所經歷的種種運動，使白樺成為知識分子「苦難一代」的代表。我問白樺：《苦戀》帶給您的影響是什麼？他緩緩笑道：繼續「苦戀」！「《苦戀》對我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是我一生繞不開的作品。」在《苦戀》中，白樺最想表達的核心是人性釋放、人的尊嚴，正如其主題曲中的一句：「把人字寫在天上」。在特殊的時代，他為此遭受了太多的磨難。2013年，《十月》雜誌創刊三十五周年的時候，通過編輯、網路和專家等諸多環節，評選了一批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名單中就有白樺的《苦戀》。白樺覺得很欣慰。頒獎的時候，他卻因為生病住院沒能去北京。我問他：經歷那麼多磨難，您沒有試圖稍微做些改變嗎？他緩慢而清晰地回答：「改變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認為我這樣活，是盡責。」但是，白樺為了這樣「活著」，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他後悔過嗎？「不後悔。」白樺的聲音很輕，但是無比堅定。他說，如果生命重新來過，他還會選擇這麼做，但是會審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滿頭銀髮的白樺坐在輪椅上，目光沉靜平和，我卻莫名地從中讀出一絲悲涼。因為腰椎受損，他已經兩年不能站立，《回憶錄》的寫作被迫中斷，書桌上的電腦也已經兩年時間未曾打開。儘管只能在輪椅上行動，白樺仍然堪稱是「與時俱進」的作家。他是最早一批開始使用電腦的，2009年12月開通了博客，兩年前又開始使用微信，還有朋友為他建了一個叫「白樺村」的公眾號。他說，自己非常喜歡一句俄國歌曲唱的那種氛圍——「田野白樺靜悄悄」。在霧靄中，白樺樹閃著銀色的微光，讓人們確信它還站在那裡，就足夠了。士兵情結伴隨他一生。白樺說，他從沒有過單純的狂歡。苦難的經歷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悲情色彩。白樺，原名陳佑華，1930年出生於河南省信陽市。白樺開始接觸文學是在抗戰時期。他的父親被日本憲兵活埋，母親帶著他們兄妹幾個在鐵蹄下掙扎。文學成了他尋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觸的是坊間的線裝書，其中有經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學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學照亮別人。戰火曾經焚毀了我的童年時光，戰火又點亮了我的青春年華。」抗戰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樺與雙胞胎哥哥（電影劇作家葉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風雲》）一起，離開家鄉去潢川就讀國中。白天上學，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織布作坊幫忙織布。用木機梭織，織各種各樣的毛巾。作坊里什麼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無家可歸的黃泛區的難民，白樺目睹難民們所受的苦難，創作了第一首詩歌《織工》，發表在《豫南日報》。那年，白樺十五歲。他熱心參加愛國學生運動，激憤的文字和尖銳的言談，引起了特務的注意。1947年，白樺肄業於信陽師範學校藝術科，同年逃離國統區，參加了人民解放軍。「與同時代的人不同，我寫的這首詩，寫的是痛苦，不是口號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純凈的。那是一個複雜的時代，但是痛苦卻是純凈的。另外，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了，國家好像是充滿希望的，但是又進入了三年內戰，還是讓人十分失望。」白樺參軍后，沒有機會寫文學作品，只能寫一些報道，把戰鬥故事刻印成畫，發給下邊的連隊，最早是寫快板。宣傳用的快板，都離文學比較遠。在旅部當宣傳員，白樺參加過多次戰鬥，他說到現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結。很多士兵是為了小米飯才參軍。打洛陽的時候橋斷掉了，後續部隊沒有橋，就從前邊倒下的士兵身上踏過去，他們中有的人手還在動……淮海戰役中，戰壕都被士兵的屍體墊平。「戰爭對我的衝擊，我說不清楚。」白樺說，他從沒有過單純的狂歡。苦難的經歷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悲情色彩。建國初期，他隨軍駐守雲南邊境；1952年，任昆明軍區創作組組長，在部隊開始了詩歌和小說創作。那時候國家剛剛解放，文學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對容易。1953年，白樺的短篇小說《山間鈴響馬幫來》被改編成電影劇本，次年《山間鈴響馬幫來》在雲南拍攝，這是新第一部反映少數民族生活、愛情及軍民聯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導演王為一執導。此片受到了廣大觀眾的普遍讚譽。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題材的小說《無鈴的馬幫》又被長影著名導演林農改編，並與朱文順聯合導演拍成電影《神秘的旅伴》。王曉棠飾演女一號，由此而一舉成名。當時，白樺年僅二十四歲，他通過自己在邊疆的實地生活，細心觀察苗族邊寨的生活習俗，寫出了這兩部反特和驚險、愛情與抒情於一體的電影文學劇本，又在王為一、林農、朱文順的精心執導下，將雲南神奇美麗的自然景色與濃郁的民俗風情融會在一起，影片情節曲折驚險，風格清新，思想性和藝術性和諧統一，成為新電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就是在1953年5月，白樺和胡風初次相識。作協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組織的作家訪問團，他被安排和羅烽、胡風、王西彥等一起出訪。兩年後他曾約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過胡風，為此，在「肅反運動」中，交代了幾十次都沒法交代清楚。1955年，白樺調到北京，成為解放軍總政治部創作室的創作員。其間先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邊疆聲音》《獵人的姑娘》，抒情詩集《金沙江的懷念》《熱芭人的歌》和長詩《鷹群》《孔雀》等作品，成為上世紀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隊作家之一。白樺認為，自己那個時期寫的多數算不得真正的文學，那時他比較滿意的作品，是1956年的長詩《孔雀》。《孔雀》寫得很唯美，主要寫了愛情，寫了欺騙，寫了陰謀。北京大學教授、詩評家謝冕說，《孔雀》是那個時代非常少的、偶然留下來的一類作品。1957年，二十七歲的白樺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當過好幾年鉗工，在最有藝術想象力的年齡被迫擱筆。從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間，白樺寫了一些小說、詩歌和電影。按當時的觀點，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在「文革」中則一律作為毒草加以批判鬥爭，而挨批最甚的是為電影導演鄭君里撰寫的劇本《李白和杜甫》。「為了這個沒有發表、沒有拍攝的劇本，大會小會批鬥了上百次，寫了幾十萬字的檢討。『文革』以後我才領悟到，它所以挨批最多，是因為它最接近歷史的真實，最接近美，最接近作家的獨立思考。這種接近是無意的，並不是像批判者說的那樣，是我蓄意的借古諷今。那時他們太抬舉我了，在此之前，我並不是一個有先見之明的思想家。說實話，我是被真實歷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詩歌魅力所吸引。經過批判，反而使我發現了歷史的惡性循環，發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與遠古的文人非常相似。屈原是最早被誤解的愛國知識分子，「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白樺認為《離騷》開創了知識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洩。1957年，二十七歲的白樺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當過好幾年鉗工，在最有藝術想象力的年齡被迫擱筆。一直到1976年，不僅沒有寫作的權利，其中的一半時間，人身自由被完全剝奪。「1957年的挫折使我發誓放棄文學，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筆記、日記全部毀掉，扔掉所有的筆。」白樺說。但是，漫長的黑夜過去，風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終生不渝的戀人——文學，緊緊地擁抱在懷裡。他經歷了文學回歸的全過程，而在這個過程里，他覺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並不覺得有什麼委屈，因為在砧上經受鍛打的人是大多數。「文革」結束的第二天，他想到中共高級將領賀龍早年對他講述的一些經歷，只用了一周時間就寫出話劇《曙光》。寫的是20世紀30年代發生在洪湖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極為相似的歷史事實。白樺試圖用事實來探究這種惡性循環的原因。當年，在中共紅軍內任黨代表的領導人以革命的名義肅清反革命，殺掉了幾乎所有的紅軍骨幹，特別是前來投奔革命的知識分子。其中有一位著名將領段德昌，黃埔軍校四期的高材生，他曾經是洪湖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在面臨槍斃之前他說了三個願望，一是紅軍不要離開洪湖，二是不要把我開除黨，三是不要用槍彈打死我，留下一顆子彈打敵人。白樺就是因為他這三句話才創作《曙光》的。這是一位忠誠到了極點的理想主義者，這些話使白樺震撼，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白樺為了這部作品上演，奔走了一年，不斷爭取各級領導人的理解，向許多人朗誦劇本。一直到1977年秋天，在北京內部上演了兩個多月，才得以正式公演。他本來想，可以沿著《今夜星光燦爛》《曙光》的路子寫下去，但是未能如願。白樺覺得，此後的一連串政治思想迫害運動，可以說無一不是「反胡風運動」的翻版和繼續。「文革」實際上並非史無前例，從內容到形式，和「反胡風」「反右派」一脈相承。「歷次迫害運動嚴重挫傷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與獨創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殘酷地剪斷了，到了這種時候，我已經不單單是逆來順受，也不單單是委屈和激憤了。」白樺說，他像越冬的落葉喬木那樣，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風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洩要有力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