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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上小說課，似乎再合適不過，他的多部作品獲魯迅、茅盾文學獎，除了作家的身份，他還是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授；畢飛宇的小說課，也果然沒讓人失望，講稿一經整理在網路發布，閱讀量超千萬。畢飛宇索性將這些年講小說的教案改寫成書，出版了一本獨家的《小說課》，讓人看到了一位作家的閱讀感受與對文學深沉的愛。 拿著望遠鏡閱讀小說很可能什麼都看不見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這本書名為《小說課》，卻有意識地避免了學院派的講課方法，用輕鬆的方式講小說，是您當初的設定嗎？畢飛宇：不是避免，是我不會學院派的方式。別以為我在南京大學講小說這件事特別高大上，說白了就是和學生一起討論小說。在準備的過程中我是很認真的，但是，一到了教室，就開始聊天和討論，氣氛是輕鬆的。我在童年時代最想乾的事是拆我媽媽的手錶，就是想弄明白時間究竟是怎麼運行的，這是種好奇心。讀小說其實也是因好奇心的驅動。我們渴望了解別人的生活，不能去偷窺，讀小說就成了一個合理的方式。有位外國作家說，看小說就像剝洋蔥，剝到最後，一定是兩手空空。我們的收穫就是我們的淚水。我個人認為，我所熟悉的那些小說，可以把它看作佩戴，它有我的體溫，反過來說，小說裡面的礦物質也會沁入我的肌膚。我和小說是這樣的一種關係。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小說課》中的小說涵蓋古今中外，既有《聊齋志異》《水滸傳》《紅樓夢》，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爾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您選書分析並收入《小說課》的標準是什麼？畢飛宇：第一個標準就是作品的普及程度，大家都要比較熟悉。通常，我的重點在作家為什麼要這樣寫，他的小說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的，我喜歡設想別人寫作的狀態，從這個狀態出發，尋找小說內部的秘密。第二個標準是這部作品值不值得分析，我認識一個朋友，他曾經給經典書下了這樣的定義，他說所謂的經典就是經得起課堂分析的作品。我覺得這句話講得非常好，我的小說課也證實了這句話，凡是我挑出來、在課堂上分析過的作品，老實說，它真的經得起分析，人家到達那個層面了。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書中，您表達的觀點很有趣，您談蒲松齡的《促織》時說：「蒲松齡在極其有限的1700個字里鑄就了《紅樓夢》一般的史詩品格。讀《促織》，猶如看蒼山綿延，猶如聽波濤洶湧。」您還認為，《紅樓夢》可以是邏輯的，可以是不邏輯的，甚至於，可以是反邏輯的。畢飛宇：小說的世界實在太豐富，就說體例，研究起來就很有意思，小說是有大小的，常識是，體量越大，作品越大。可是，許多體量很小的作品也有巨大的品相，蒲松齡的小說就有這個特點，因為是文言小說，所以體量不可能很大，但是，它波瀾壯闊。再說寫作的方式，那就沒邊了，你可以依靠經驗，也可以依靠想象；可以依靠邏輯，也可以不依靠邏輯。《紅樓夢》當然也依靠邏輯，但是，你如果能看到小說內部的反邏輯，你就會有新的發現。這個道理很簡單，生活就是這樣的，有時候符合邏輯，有時候不符合邏輯。 把臨時決定權留給自己會給我帶來巨大的寫作快感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時任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的羅常培就曾經說過：「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很多人因此以為，寫作是某種後天無法習得的天賦，有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玄妙之味。您一直在文學院授課，是否也認為寫作真的能教？畢飛宇：我就是中文系畢業的，也因此當上了作家。蘇童、格非、劉震雲也是讀中文系的作家。可是，如果我是中文系主任，我也會說「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樣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中文系有一個特點，閱讀量非常大，其實很多時候我是跟不上課程進度的，我那時候也就是瀏覽。閱讀需要大量的時間，寫作更需要大量的時間，是讀還是寫？這是個問題。放在現在，我會建議年輕人多讀書，寫作可以放到以後再說。在我看來，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一定要多讀，它決定了你能寫多久。我還算幸運，讀大學的時候正趕上詩歌熱，我那時候在寫詩，它佔用的時間相對比較少，即便如此，我的讀書量還是太少了，天地良心，你說四年能讀幾本書？我現在是整個南京大學讀書最少的教師，沒有之一，這是真的，不是自黑。當然，你可以安慰自己，說自己不是學者，可是作家讀書少也不光彩。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前段時間，網上流傳著一個段子：當魯迅寫出「晚安！」，多數人會覺得這是禮貌性問候，可是語文老師不這麼認為：「晚安的『晚』點明時間，令人聯想到天色已暗，象徵著當時社會的黑暗……」如此分析讓不少網友想起中學時的語文閱讀理解題，有些文字被過分解讀了。您擔不擔心《小說課》中也存在過分解讀？畢飛宇：過度解讀不只是閱讀問題，也是生活問題。我時常遇到這樣的窘境，你在某個場合說了什麼，被人一轉述，一解釋，複雜了，這就是過度解讀。我認為過度解讀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你從反面去論證就可以，反過來說不通，那就是解讀過度。可我認為過度解讀也是允許的，有時候，甚至是必須的，這就是文學。在有的語境下，我們就需要「借別人的嘴」來說話，許多時候，借魯迅的嘴來說就比較合適，這就是魯迅的特殊性。魯迅的嘴經常被人租出去，他確實是被過度解讀的，這是先生的不幸，更是先生的偉大。作家寫作有時候會分析邏輯，但更多靠直覺，所以為了講述，是需要把文章條分縷析的。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您寫小說，會先分析邏輯層次、列大綱嗎？畢飛宇：不會。第一，我是60後作家，和50後作家相比，60後作家有一個特點，有去故事化的傾向，尤其是先鋒作家，不僅僅去故事化，有時候甚至是去人物化。我們不是以故事見長的作家，所以基本上都不太會設定故事脈絡。第二，我知道寫作要滿足讀者，但寫作也要滿足作家自己。如果我把大綱寫出來，放在那，每天按部就班地完成那個計劃，我的工作還有什麼樂趣？寫作會變得非常痛苦。我是這樣工作的，每天把電腦打開，第一件事是把昨天寫的東西看一遍，然後決定今天我往哪走，大多是臨時做決定的。但臨時做決定是雙刃劍，有可能走差了，走差也沒問題，我寫了一個星期發現走差了，那就刪了，重寫。但是，走對了是常態，這就讓人喜悅。這種喜悅比吃飯、喝酒、在足球場上踢進一個球強烈得多。 審美標準建起之後獲益的一定是整個人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小說課》中，頻繁出現的詞是「美學」或「審美」，美學對一本小說來說，意味著什麼？畢飛宇：寫作不是盲目的，一定有它的指向，這個指向無非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理性訴求，另一個就是美學標準。問題是，美學標準是什麼？一個人一個樣。沒有一個母親能把自己有關美學的標準「生」給自己的子女，這個標準必須靠自己去建立，怎麼建立？只能通過閱讀，從讀詩開始，再到小說、再到哲學，讀多了，你就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這就是美學標準。你西裝革履的，突然戴一頂草帽，那就不好了，你就不願意，這就是審美帶來的決定。在我看來，一個人如果腦子裡有一百部經典小說，他一定會建立起一個經典小說的標準；如果腦子裡有一百部功夫小說，他建立起來的肯定是功夫小說的標準。所以我要說，閱讀最大的好處是幫助一個人建立起審美標準，這是至關重要的。審美標準建立起來之後，獲益的一定不只在文學上，而是整個人。為什麼古代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因為他有標準了，標準會約束一個人，它最終會成為你的談吐、姿態和內心。閱讀的意義就在這裡，一個常年讀書的人，大多不會站沒站相、坐沒坐相。這些年為什麼反覆強調全民閱讀？要是讓我來說，提高一個民族的水準，讓一個民族變得更美，一定不是加印鈔票，而是多印好書。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您在分析魯迅的小說《故鄉》時使用了一個概念：作家的基礎體溫。人總是對溫度敏感的，不過從溫度來談文學並不多見。畢飛宇：我天性敏感，情感豐富。我讀小說也很感性，閱讀就像握手，一個握手的人怎麼可能對對方的體溫沒有感覺？我進入小說的第一個感受就是這個作品的溫度，冷還是熱，它的背後其實就是一個作家的基礎體溫，當然，是精神性的。在我看來，小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作家如何處理他的溫度。巴金是原生態體溫，張愛玲也是原生態體溫，但是，魯迅是處理了的，這個人太熱了，可是，他要批判，他渴望客觀，所以，他就要剋制，這樣一來他的小說就非常冷。《紅樓夢》也冷，它其實是繁華的，可是，一個巨大的嘉年華，它曲終人散，興盡悲來，那個冷就很要命，倒春寒一樣讓你猝不及防。這是頂級小說的特徵，閱讀它讓你很享受，但也很折磨人。我不能忍受沒心沒肺的作家和作品，他找到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強行抱緊了「正確」這條大腿，然後，醞釀自己的偽激情，讓它澎湃。他知道，這個熱是有感染力的，總有人會歡呼。但其實，他沒有恨，也沒有愛，他的愛和恨都是有策略。我可以容忍自己的作品沒有達到自己的要求，可我永遠警惕策略這個東西，作家不能這樣。作家可以不高尚，但一定要有常識性的良知。 寫作的人不能自作聰明一定有比你聰明的讀者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您在談別人小說的時候，不時有發揮、補充，似乎在不知不覺間把它變成了畢飛宇的小說。您有沒有把這些別人小說的「好」，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畢飛宇：我當然會把別人的「好」用到自己的小說裡頭，我是讀出來的作家，不是創世紀的那種人，所有創世紀的作家都不會想著去創世紀，是歷史給了他這樣的機會。只有被歷史選中的人才有那樣的天賜良機。魯迅是，連曹雪芹都不是。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分析了這麼多別人的小說，您有沒有按照這樣的方式，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反思、總結？畢飛宇：我不想用好和壞來界定自己，但我是一個儘力的作家，沒有敷衍過任何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我不害怕別人批評我寫得不好，但是我不能接受讀者說我爛寫，我的自尊心承受不了。很多年以前，我出過丑，在一個講座上，到了互動階段，一個年輕學生站起來提到了我早年一個非常不成熟的作品，他指出了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坐在台上，非常羞愧，我沒有做任何辯解，我承認，這個部分是我沒有處理好。我沒想到我早年的一個作品被一個孩子讀得那樣認真，後來我出文集，這個作品都沒敢收進去。就在那一天我知道了一個真理，寫作的人一定不能自作聰明，一定有比你聰明、比你挑剔的讀者，他是存在的，即使你遇不到他，他也在。你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會遇到讀者，你不能混，你混不過去的。我在三十多歲就養成了一個習慣，作品寫好之後，放在那裡，放一放再改。為什麼？人在寫作的時候會放大自己，其實是處在一個很自戀的狀態里。等那個勁過去了，自己能發現許多問題，這個時候再修改就比較靠譜。我是一個老實人，我告訴自己，好好對待小說，好好對待你的寫作生涯。 畢飛宇著名作家，南京大學教授，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小說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