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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悉尼到苗黔山》 胡仄佳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大約五六年前，我在悉尼一個華人文學集會上與胡仄佳相遇，由於比較談得來，後來就常有交往，雖然我比她年長一輩，但仍有不少共同語言。胡仄佳出身於四川美術學院，原來是油畫專業的，也學過國畫，但我認識她時，她已放下畫筆，改學攝影了，同時兼寫散文。她已出過三本散文集：《風箏飛過倫敦城》《暈船人的海》《天堂里的孩子》，曾送過一本《暈船人的海》給我，是寫紐西蘭風光和民情的，配有許多精美的照片，真是圖文並茂。我這才悟到，她為什麼熱衷於攝影，單是給自己的散文集配上精美的圖片，就是一大樂事。我真想跟她學攝影，好給自己的散文集配插圖，可惜已是耄耋之年，扛不動照相器材到處跑了。胡仄佳畢竟有繪畫功底，對構圖和色彩有特別的敏感。年輕時因偶然的機會看到苗人刺繡，就喜愛上了，不辭勞苦，還冒點風險，獨自跑到貴州苗山去尋訪苗綉，還有銀飾之類，並且帶著這些收集到的藝術品，遠涉重洋，到澳大利亞、紐西蘭來展出。這本新的散文集《從悉尼到苗黔山》，就是寫她多次到貴州苗山的見聞，也配有許多反映苗山風情的照片。文人一向有寫遊記文學的傳統。古人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和王士性的《五嶽游草》《廣游志》等都是地理學名著，既有文采，又具有科學價值；近人郁達夫的《達夫遊記》和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則是散文名篇，富有藝術情趣。胡仄佳愛好旅遊，擅寫遊記，繼承的正是這一路文脈。不過今人寫遊記，遠比前人為難。古代農耕社會，人們安居一地，難得出門，寫異地風光的文章極具吸引力；近代雖然商品經濟漸有發展，流動性增大，但畢竟平民百姓的財力有限，而且交通亦不甚發達，旅行仍非易事，所以遊記之類仍受歡迎；而現在大家手頭較為寬鬆，交通亦甚便利，國內國外旅遊均成旺業，再要寫出能吸引人的旅遊文學，就不是那麼容易了。胡仄佳寫旅遊散文，並非坐著旅遊車得點初淺印象就動筆，而是有了深入了解之後再寫。她在紐西蘭生活多年，才有《暈船人的海》；到苗黔山多次，而且經過長期積澱之後再寫《從悉尼到苗黔山》，這才寫出了一般旅遊者所沒有感受到的民族風情和地方特色。我讚賞胡仄佳的寫作態度，不張揚，不急於事功，慢慢地寫出自己的感受來。胡仄佳雖然是專為收集苗綉、銀飾而去苗山，但這本散文集並不直接對這些藝術品進行審美分析。那些專業化太強的美學話語，大概要留到專題論文里去寫吧，這裡談得較多的是黔中的苗鄉生活，《夢回黔山》等篇就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從撐了滿肚子貨與人的搖晃的破客車在盤山路上艱難地爬行，到老屯河渡船上密密麻麻的過河人和獨木橋上兩邊行人各不相讓，以致擠掉下河去的情景；從滿是蚤虱，咬得人滿身如花斑的民居，到粗糲的飯食；從戴滿銀飾綉片的美麗苗女，到高棲於屋樑上的家雞；從鄉場上的趕集人，到路邊的小食攤；從樸實憨厚的苗民，到作姿作態的鄉幹部……作者以個人遊歷為線索，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反映出苗鄉的真實生活狀況和某些歷史過往，並不專作獵奇的描寫。當然，寫黔苗文化，必然要寫苗人的民族風情。這種風情，更集中地體現在他們特殊的節日活動上，如姐妹節、蘆笙節、四月八節和苗年。書中有一篇《九擺招龍節》，是專寫苗人傳統節日活動的。九擺是一個村寨名，招龍節是十三年一次的鼓藏祭祖節日。這種活動帶有原始社會巫的色彩，保存有不少傳統文化細胞，遇之十分難得。但即使是這篇專寫苗人祭祖的文章，也仍是以個人經歷的角度去寫，並不像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家那樣專註於禮儀本身。這也是旅遊文學的特色吧。作者寫她如何偶然得知第二天在九擺寨有這麼一個難得一見的活動，趕快與朋友一起包了一輛汽車於次日一大早趕去。但到后卻不見一點動靜，幸好有苗文化研究院的安紅指點，才知道他們所到之地是下寨，而招龍節活動是在上寨舉行。同是九擺，上寨的活動，下寨人也不參加。於是她們趕快從小路爬到上寨，而且跟隨苗人再爬了許多十分難走的山路，這才看到苗人祭祖的過程。祭祖的過程其實並不複雜，先是鬼師念念有辭，寨老一聲聲敲鼓，蘆笙手站在銅鼓邊熱烈吹奏，然後到一個用樹枝竹葉搭成的祭祀台上擺了六個盛著泡酒、生米、雞血和雞心肝的土碗，由鬼師面朝藏鼓洞上方，口唱頌詞，開始祭祀。「詞頌畢，鼓頭將一小點雞血內臟泡酒獻給祖先，那是三塊石頭砌成，石頂上有三簇公雞毛的小神廟，鼓頭撒食於兩邊插著白紙旗黃表紙香的石廟前。中年男人拿過公雞砍成塊，丟進大火湯鍋沸騰滾煮。山上眾苗男已陸續下來，在鍋附近圍成鬆散一圈。等火苗撩過煙散盡，苗男們爭先用特意背上山來的土碗舀一點雞湯雞肉吃喝下去。」此後，即分祭品下山。但在下山時，還要喝苗女們在狹窄的山路上設下的攔路酒，這大概也屬祭祖儀式的一部分。這裡，作者著重寫的是因為自己要拍照，更因為酒量小，如何逃過這個一字長蛇酒陣，最後在汽車上打開數碼相機中所拍下的照片，覺得「照片太多但又不夠多，大半天行程所見的一切被我盡情拍下，還拚命多看，期望多留點印象。」不過，比起神事來，胡仄佳更多關注的還是人事。《塘龍銀世家》《苗皮匠》和《張姐》都是很好的人物特寫。作者不但擅寫人物性格，而且特別注意時代環境對於人物命運的影響。苗女喜愛銀飾，所以銀匠在苗村就顯得很重要，但他們的命運也受制於時代環境。吳家三兄弟是這一帶苗山最好的銀匠，但老大卻因觸犯了銀器不準自由買賣的禁律，而被關押多時，直到政策寬鬆，「他們終於熬到了可以公開做銀飾擺銀飾攤，合法做銀飾買賣。」小皮匠雖然工作認真，但由於時代變遷，他的工作日益顯得不重要，以至於有後繼乏人之慮。而張姐因為能跟上商品大潮的時代，很早做起苗繡的生意，就成為苗綉傳承人和女經紀人，並擔任了相當級別的政治角色。時代在變化，苗寨也在變化。作者在二十多年間，多次進入苗黔山採風，也很明顯地感受到這種變化。所以，她並不專門去描寫舊日風光，而是從動態的視角來看苗寨，寫出了它在二十年間的變化。這些變動，無疑有好的一面，就是苗人與外界的交流多了，視野開闊了，經濟收入增加了，道路狀況和居住條件都改善了。但是，原來的民居卻被破壞了，民族特色也被沖淡了，待到將苗人傳統節日的活動也搬到大城市去舉行，它就變成招商引資的工具，而失卻苗節本身的意義。作者多次表示出這種憂慮，如說：「張姐家的老苗屋拆去前面部分實在遺憾，很多人家更甚，乾脆完全拆掉老舊苗屋建新居，站到高處看老苗寨，寨子里新老建築風格不協調的越來越多，看得我心驚心痛不已。這些現成的旅遊資源被毀，萬分可惜。」「我曾熟悉來去多次的黔東南，近二十年來一定會大變，社會環境、交通、建築，苗人們使用的語言、文字、穿著打扮、傳統習俗的變化飛快，我都能想象得到，甚至理解，可我視為珍寶的苗寨苗地要是變成了跟漢地大小城鎮差不多的模樣，我會真的心碎。」作者所提出的是一個在發展中的國家裡農村建設和城市改造工作中的普遍性問題，值得注意，不獨苗寨如此！*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