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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痴呆症發病率日益上升的今天，是個養老的好地方。 隔三差五的大消息出來，就在人們還沒大回過神來，就會出現反轉，48小時內已經反轉再反轉。別說老年人，年輕人的腦子都得馬達全開才能跟上趟，老年人在這種時代節奏里，想呆一點都不行啊，分分鐘錯過躋身富一代的機會。 雄安的事兒，到今天，已經被反轉了幾個跟頭。 微信文化圈裡有開始說是第二個曹妃甸的，幾小時后被舉報了。有說是未來的華盛頓的，馬上被否了，這不是遷都。也有說是難得一遇的風水寶地，隨即就被高人指出白洋淀的格局，還是太小，要說土脈水脈還是北上深最強。更有人乾脆扔出了七十多個搬遷機構的大名單，然而隨即又有人說這絕對是假的。 那些不混微信文化圈的人，是真沒空聽你們在這裡瞎嗶嗶，直接就扎著千萬現金奔赴現場。古人有遺訓：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錯過了深圳，錯過了浦東，錯過了2016的北京，再也不能錯過雄安了。結果，跑那兒一看，除了吃30塊一盤的土豆絲，還真是連袋水泥都買不著了。 全國人民在沸騰中詫異了，中央這究竟是弄啥呢？這次，咱不談炒房，不談水泥股票，咱談點微信文化圈流行的東西。終於，有人翻出了梁思成和半個多世紀前的「梁陳方案」。看，如果當年按照這個思路建，北京今天不至於會像現在這樣攤大餅；看，現在付出代價了吧，要重新修一個首都了。 事實上，梁陳方案並不是完全沒有被採納，大家去公主墳一帶看看各大行政機構和軍區大院，當年梁陳提出的行政中心西遷的想法，早已被實施得七七八八了。 我記得曾看過有人建了模型，對比過蘇聯方案和梁陳方案，經過五十年演變后，到現在的不同人口分布，計算的結果是最終相差無幾，都會呈現城市大幅度外擴的形態。這個模型的演算法是按照同樣的城市發展速度和規律，至於當年如果採納了梁陳方案，城市發展的總方針會不會改變，因而影響最終的城市規模……沒人能說得出這個如果。 所以一直來我對「梁陳方案」能解決今天北京大餅問題的觀點持保留意見。五十年代就算採納了他們的方案，在經曆數論破壞性極大的全國性運動之後，在以近二十年的急速生長之後，今天的北京依然還會是張餅。任何方案都不是萬靈藥，無論多麼優秀、合理、科學的規劃，最終都是需要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持續不間斷的執行下來，才可能真正反映出規劃的精髓。 因此，我個人覺得梁陳方案最有價值的地方，並不是把行政中心建在哪裡，而是對「舊」的尊重和對「宜居概念」的規劃，也就是『古今兼顧新舊兩利』。錯過了梁陳之後，等北京真正把「宜居」正式、官方地提到城市規劃里來的時候，已經是2004年了。換句話說，也就是從一開始就訂好了城市發展的思路，避免後續的野蠻生長。一方面可以保留古迹，另一方面平衡發展城市，在新區里融合居住、教育和就業，減少跨區交通的發生。 雖說梁系出名門，在輩份上也長了一輩，但真正把『古今兼顧新舊兩利』貫徹到現實中的，卻是出身貧寒，當年給貝聿銘打過工的南洋後生劉太格。劉太格的求學經歷有點意思。他本來要在文革前夕去北京上中央美院，結果劉媽媽高瞻遠矚，拚死阻攔，說這一去可能就回不來了啊。執行力超強的劉媽媽，為了勸阻劉太格的北京之行，立即給他找了一所澳洲的大學收他。大學部畢業之後，他和梁前輩一樣，去了美國耶魯繼續讀城市規劃，讀完書後進了貝聿銘事務所打工。 新加坡成立之後，劉太格抑制不住內心的雀躍，決定帶著自己的一身真功夫回來祖國大展拳腳。對他來說，對新加坡人來說，都很幸運的是，當時的決策者給了他這個舞台。新加坡在城市規劃方面最被人稱讚的「花園城市」和「居者有其屋」，劉先生功不可沒。 綠化不用多說，出門就有綠色。而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我以為才是人口高密集度的亞洲城市最應該學習，卻也最難執行的。 新加坡至今仍良性運營著全世界最大比例的公共住房，即以完全可負擔價格向全國85%人口提供可居住的房屋。因為它們是由政府組織修建的，所以也叫組屋。這些組屋從選址到具體如何連接公共交通，如果是新區，那麼各種配套如何設計，都在國家城市重建局(相當於規劃局)的規劃之內。對新加坡人來講，最典型的居住體驗是，無論你住中心地帶九區十區，還是在西郊或者鵝村，一公里之內有國小，兩公里之內有圖書館，一趟巴士能抵達購物中心，下雨天不用帶傘，因為每一棟組屋樓下都有有棚走廊連接到公共交通。所以，苦了搞電商的，在這麼一個購物生活便利的城市國家，那點銷售額完全是在搞過家家啊... 我不是專業人士，沒法系統的回答究竟一個城市做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宜居。但是我想，生活方便，交通通暢，出門舒適、安全，弱小、老人都儘可能的被照顧，對媽媽來講，更淺顯的衡量標準就是「適合帶孩子」的地方，應該就叫「宜居」了吧。其實常常有朋友聊起過這個話題，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為什麼能建設成今天的樣子？不少人的觀點是，新加坡作為一個全新的國家，在建成時沒那麼多盤根錯節的關係，相當於是在一片空白上畫出來的。沒法做到，不是人傻，而是得連根拔起，鏟倒重來的成本太巨大了，也不現實。 雖然我不盡認同，因為1949年的白紙的不能再白紙了，但是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往樂觀的方向考慮，雄安，在領導人的期許當中，或許就是這樣一個沒那麼多根結的地方，既是試驗田，也是烏托邦。不過，我仍然要潑一瓢冷水。 新加坡的成功並不在於沒有盤根錯節，相反殖民地留下的，馬來亞蘇丹留下的遺老遺少們也不少。當然，也不僅僅在於啟用了劉太格，做出合理的規劃和執行。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尊重專業人士，尊重客觀規律和科學事實，而不是某一個領導人的個人意志。 劉太格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提到，當年李光耀很重視住房問題，他們常常碰面。即使李光耀和他有不同意見，他也會當面反駁。只要理由足夠充分，李光耀全部都同意了，根本不費勁。因為李光耀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理性的人。 在改革開放之後，劉太格曾經參與過四十多個項目的規劃設計，照理說，這些城市應該起碼在規劃上和新加坡類似吧。但是很可惜，他自己說，真正能配合他們做到完善的地方政府，比較少。因此，領導人，規劃方案，執行方式，對建設一個『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城市來說，三者缺一不可。 當然這一次，政府的決心這麼大，我們不應有任何懷疑。 畢竟，一言堂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的決策者應該已經非常理性，非常尊重真理了吧。歡迎關注新加坡眼®，新加坡最大的自媒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