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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彭德懷，他在志願軍司令部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麼會打敗仗？」劉伯承得知后，頗為自責地說：「彭總批評得對，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彭德懷 資料圖 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現在游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主張用深入敵後的辦法來打破「圍剿」。9月10日，他又發表《到敵人後方展開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並從理論認識上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抗戰爆發后，國共捐棄前嫌，一致對外，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名義上的領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這一次，他們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於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了打破日軍「囚籠」政策的百團大戰，一舉殲敵四萬三千餘人，拔除據點千餘個。這裡面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他們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1943年9月，中央發來通知，令劉伯承與彭德懷雙雙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劉伯承夫婦先期來到了山西太谷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這裡是太行根據地通往晉綏和延安的西線地下交通線。幾天後，彭德懷風塵僕僕地趕來。他與劉伯承會合后，由西線的同蒲支隊派出一個連護送。因要通過敵占區，彭德懷和劉伯承都化了裝。雖然換上了農民的衣服，頭上包了條白毛巾，但兩人的氣質和舉止讓人看著不大像農民。護送連的連長為了安全起見，安排夜間行路，白天隱蔽休息。一天，到了同蒲路東邊的一個村子里，住下來做過路準備。忽然情報人員來報告，說附近炮樓的日軍要到村裡來，連長連忙安排兩位領導人到村外青紗帳里躲避一下。彭德懷一聽生了氣，說：「我走我的路，老這麼東躲西藏幹什麼！」連長無法，只好向劉伯承報告。劉伯承帶著連長來到彭德懷的住處，說：「彭總，在這裡他們是指揮員，得聽他們指揮。叫我們去躲一下，我們就去吧。」一直板著面孔的彭德懷笑了，對連長說：「你把劉師長搬來，我只好服從。」就這樣，兩位元帥一路夜行曉宿，來到了延安。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歷來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知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軍的實力來看，打一個這樣的大戰未免太過冒險，同時，至關重要的也是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是過早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有什麼異議。誰知，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場普通平常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大家就此以訛傳訛，眾說紛紜，黨內一度盛傳二人不和，實際上除了理念歧見，並無其他。至少在公共場合，兩人誰也沒有指責對方的不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彭德懷從西北邊地應召，臨危受命，很快就帶領志願軍入朝穩住了陣腳，打破了美、韓席捲北方的美夢。沒有百戰百勝的將軍。1951年5月，志願軍三兵團六十軍一八零師，由於多種因素導致部隊被美軍分割包圍，該師大部被殲，被俘人數達六千餘人。這支部隊正是來自劉伯承的二野部隊。打了敗仗，誰也不好受。尤其是作為主帥的彭德懷，他在志願軍司令部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麼會打敗仗？」劉伯承得知后，頗為自責地說：「彭總批評得對，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1956年1月，劉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五周年的校慶，該校由草創之初的四個系發展為十二個系(其中戰史、防化二系正在擬建中)，學員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餘人，教員譯員由兩百九十名擴大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還視察了該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山雨欲來風滿樓。就在這年2月，毛澤東剛回北京不久，蘇共中央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報告一出，舉世震驚。中共中央從感情上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這個報告。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毛澤東寫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6月，黨中央再度發文通知全黨，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解放初，我們實行的是一邊倒的政策，全盤蘇化。軍事學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蘇聯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和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劉伯承敏感地預感到了什麼。8月，他三次從北京致信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學習五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時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領導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6〕最後，他還特別指出：不要作過火的鬥爭，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說有錯誤，作為院長兼政委，他這個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10月，劉伯承返校主持召開學員座談會，聽取意見。學員這時對兩個問題反應強烈：一是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二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太過嚴格，有三名中將銜的學員嘴都念歪了。對此，個別人不滿意，越級上告，給北京寫了告狀信。除上述兩條外，一些人嫌對學員要求太嚴，指名道姓指責劉伯承摧殘這些戰功卓著的年輕「老幹部」，學校里甚至還有下級給上級擦皮鞋的現象。中央軍委對此非常重視。彭德懷身為國防部長，他立刻趕到了中南海，與毛澤東長談並徵得同意后，於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陳賡、黃克誠大將為首的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頗有聲勢地開進了軍事學院。工作組採取兩人一組，每天談兩三組的辦法分別找戰役系的同學談話。當時，老中將張震和賈若愚兩人為一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他倆雖不甚清楚調查背景，但他們綜合情況后取得了共識。學習有壓力很正常，這些學員還年輕，有壓力才有動力，學院根本不存在教條主義。三個念歪了嘴的學員之一蕭文玖態度也很明確，有人鼓勵他告狀，說他這麼年輕嘴都念歪了，那還了得。但蕭文玖說他的嘴歪和劉伯承沒關係，劉院長希望學員成才，對他們很好。五十多個學員有三個人歪了嘴，不是領導方法的問題，而是學員學習不得法。但調查組給軍委的報告卻與張震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這份報告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尤其是報告的最後還特別提出：「……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報告這樣定調，明眼人一看，就認為身為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難辭其咎。中央軍委看過報告后，彭德懷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此番定論一出，時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對彭德懷批評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口號不大讚同，聯繫到他對軍事學院工作的不切當評價，蕭克就寫了一封信與他交換意見。誰知這封信卻成了向彭德懷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這時，劉伯承的愛將、原二野五兵團司令楊勇去北京開會，毛主席批評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在貫徹「以我為主」的方針上有問題。楊勇據理力爭道，劉院長工作不容易，學院有那麼多蘇聯專家，中央又一再強調要向蘇聯學習，尊重專家的意見。他還列舉了1951年冬的演習，以此證明劉伯承堅持「以我為主」的教育方針。毛澤東點了點頭，未再說什麼。1957年8月，劉伯承身體已每況愈下，他記述自己「昏則家卧，清則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許可。」8月6日，他致信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去軍事學院的本兼各職，其情殷殷。信中這樣寫道：「原來就是殘疾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覆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這是整頓三風所不允許之事，也使忝列此職成為疚心之事。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學院這麼重要的新職，並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後，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癒，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習機關工作。」劉伯承的請辭，很快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准。廖漢生中將接任院長，鍾期光中將任政委。樹欲靜而風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進入了決策中樞的林彪以中常委、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會議，召開了有一千多名高級幹部參加的擴大會議，再次把反對軍隊工作的教條主義的鬥爭推向了高潮。林彪不點名地批評說：「有人一提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只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