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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靖：解老師，今天就想聽聽您的成長經歷，攝影何時進入您的生活？是由於什麼原因，什麼作品對您產生了影響？又緣於什麼機會去拍希望工程？解海龍：我是1951 年生人，家庭條件不好，到30 歲時，沒有生存能力，想學一門手藝，同時傾向於學藝術方面，於是就選擇了攝影。雖然想法是這樣，但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方向，純粹惦記著拍照能登報紙，或者辦展覽時能選上一張。往後發展，就有了新的精神追求，攝影家協會會員就是當時的奮鬥目標。再過一段時間，就想著舉辦展覽和出小集子。後來，則思考著攝影要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到現在有時候出國辦展覽，或者講學和交流，層次在逐步提高。其實，大多數人都是這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現在說來，攝影最講究形成個人風格。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隨後改革開放正式開始。那時我正值三十而立之年，拿起相機覺得挺好，於是開始學。現在看那個時候拍的片子，確實挺青澀，但那是歷史，後來就辦了一個展覽叫「80 年代多餘的底片」。什麼叫多餘？即社會認為你的片子不佔主流。在那時候雖不是藝術，但現在看來都是珍貴的歷史史料。回憶起這幾十年我還算幸運，一開始也只是見比賽就投稿參加，但慢慢就得了二等獎、一等獎，後來變成大獎，在國際影展上也逐漸嶄露頭角。到1983 年、1984 年時，我迎來了創作的高潮期，每個月都一定會得獎盃獎牌，我把它們擦乾淨，放在家裡柜子上面，擺成一片，老師來了，讓他們看。那時我的老師是文化館輔導員劉加瑞，他身體不好，但是會針對每個人的特點進行指導。我把這些片子拿給劉老師看，他特別感慨地說了一句話：「你的這些片子留不住，雖然令人喜的東西能得獎，但是這些片子沒有深層次的東西，攝影是要令人思考的，所謂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這句話當時一下子點到我的要害。他走了之後，我反覆思考了兩三晚。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否定自己，把過去的東西收起來，不要影響自己，但其實心裡挺不是滋味。恰恰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找到自己的問題所在，開始翻閱一些書，找書上關於社會的東西。看完之後，發現要想拍出有影響力的片子，需要了解這個社會。1987 年，我到廣西融水拍片，發現原來不僅有孩子上不起學，甚至還有老師背著孩子教書，這是城裡看不見的現象。拍了照片之後，採訪時他們不接待，反而說不要影響上課，於是只能想辦法找到鄉里人詢問關於背孩子教書人的情況。這才得知，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兩個孩子都不大，一個兩歲，一個五個月，所以只能背著孩子教書。照片拍完回來后，我把照片拿給身邊的朋友看。朋友們說你這個片子再擺擺，修飾感就強了。我說不應該這樣，照片講述的是故事，是哪年哪月在什麼地方什麼人在幹什麼。於是從那時起大家開始認可我了，我又找了很多資料，在本子上寫鼓勵自己的話。宋 靖：那個時候您還沒有去《青年報》吧？解海龍：1987 年的時候我還在文化館。當時我跟領導說想拍一組反映農村基礎教育現狀的照片，館長說：「你去的費用怎麼算？我們文化館沒有這個錢。」我說：「錢自己籌，但是希望能給一點時間。」領導說：「這是好事，但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經常獲獎，中級職稱也解決了，也是我們這裡創作先進的高產戶。」我說：「我創作的路子不對。」我就制定了計劃，買來地圖，看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的路線。那個時候下海的人多，掙錢去了。我想：你們下海我上山。山是老區的山，大別山、太行山、沂蒙山、大巴山、烏蒙山、內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等，這些地方是基礎教育比較薄弱的國家級貧困點，大致就朝著這個方向去做。我先去了大別山，24 天走了6 個縣。接著又去了沂蒙山，沂蒙山的縣幾乎全轉遍了，然後又去內蒙古。從內蒙古回來，換衣服買了膠捲，直奔山西、陝西、甘肅、青海，隨後在四川轉了一圈。路上我有兩次被打劫的經歷，一次在隴西買票，手裡拿著五十塊錢剛要往兜里放，旁邊的小夥子來搶。我其實已經注意到了他，他的眼神不對，知道他一伸手就沒好事。結果他搶走了一半我拽了一半，我趕緊把拽回來的一半錢放進袋子里，又拿出錢趕緊買了票躲著他。我拿著票進站的時候他跑過來說：「大哥你那一半沒用給我吧。」我說：「這是什麼道理，你不搶是有用的，被你撕去一半肯定沒用了。」他說：「既然你沒用就別拿著了，給我吧。」我沒理睬他就跑了。像這樣的孩子，不能說他搶我錢就報警，其實就是因為沒有文化，該上學的時候不上學才這樣，分析完之後我想一定要為這些人做一些事。還有一次在銀川，路上有五個十六七歲的小夥子，上車把門封上后，把刀尖放在司機耳朵上，司機也非常害怕。他們說：「你們都很辛苦到我們這裡來，希望大叔大爺給我們一些幫助，我們這裡很貧困。」說著拿出刀來，一邊說幫幫他們，一邊拿刀逼著車裡的人拿錢。有的人拿出十塊錢，有的人拿出五塊錢，到我這裡時把我嚇壞了。我抱著相機，心想：怎麼辦呢？突然想到我袋子里有一個簡易採訪證。我拿給其中一個人看，他沒文化，看了半天也叫不上名來，就給他大哥，他大哥說：「你這個笨蛋什麼都不懂，這是採訪證，他是記者，記者得優惠。」然後就都跑了，他們也知道別惹記者。我一想，到處全是這些情況該怎麼辦？教育真是大問題。第一年我總共跑了12 個省28 個縣，拍了70 個膠捲。那時候膠捲也是精打細算，有些片子看半天最後才按下快門。1992 年，我在民族文化宮辦了一個大型展覽，當時正好趕上第二屆攝影藝術節在民族文化宮開幕，40 張照片一下子就引起了轟動。當時13 個全國展覽，包括吳印咸、簡慶福等老攝影家的作品展，還有國際攝影藝術展覽等，裡面個人的沒名兒的展覽就是我的，而且放在過道里，因為沒有展廳了。看我這個展覽的人很多，大家都主動捐款，錢就放在地上，幾萬人簽字，一張紙簽100 多人，結果買了好幾次紙，一捆一捆的。有的人從學校一下子就帶來好幾百個孩子，看完了感動地哭，然後捐款。後來展覽在台北、台中、高雄共展了80 多天，也轟動了。片子從發表到年底的八個月時間裡，總計收到捐款一億二千萬。一下子過億了，很多媒體欄目都紛紛採訪我，有《東方之子》、《改革開放二十年20 人》，等等。此時，我從拍攝者、採訪者變成到處演講者，我講孩子們如何渴望讀書，老師們多麼辛勤耕耘，講他們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故事。大家聽完紛紛捐款。宋 靖：那個時候您開始在報社工作了吧？解海龍：1992 年底，《青年報》年紀大的人陸陸續續調出，一下缺人了。我那時已經四十一歲，又變成青年人，加入到報社。從那時我才開始用上公家的相機、公家的時間、公家的差旅費，這算是第二階段。後來我再拍片子，就去了雲南、貴州、海南、西藏、新疆等地，這些都是我原來沒去過的、花不起錢去的地方，現在可以通過報社給的採訪經費去。最後，計劃中的26 個省份，我全跑遍了。1987 年4 月，廣西壯族自治區融水縣安太鄉寨懷村戴紅英老師把不滿5 個月的小女兒背在身上教書，把2歲的大女兒用繩子拴在家中。 解海龍攝1991 年12 月，河北省灤平縣拉海溝鄉大店子村，氣溫驟降至-20℃，孩子們烤烤凍僵的小手繼續上課。 解海龍攝大眼睛 1991 年 解海龍攝1993 年10 月，貴州省水城縣保華鄉東升村，12 歲的李成妹沒有上過一天學，無論颳風下雨她都要去山裡砍柴。 解海龍攝張國田：一個人要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摸清自己的坐標王福春：三十多年記錄火車上的人生百態王文瀾：照片應該成為被歷史車輪碾過的鏡子劉香成：這個判斷影響了我一輩子攝影出版社｜分享影像、閱讀與生活微信ID：cpphphoto帶走「攝影家紀實成長實錄」（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