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 字媒體

當代國家安全理論視角下的古代國家安全思想 劉躍進 ——《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摘要] 國家安全思想是古代思想史的重要主題，治國安邦之論是古代國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內容。運用當代國家安全理論框架來分析，古代思想家在構成國家安全的諸多要素中，始終把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維護統治者的政權安全為轉移；在思考影響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時，既重人禍也講天災，既講外患更重內憂；在思考國家安全保障問題時，非常重視一些重要關係的處理，例如在備與患、預與立的關係上重視未雨綢繆、有備無患、有預而立；在文與武、禮與兵的關係上強調文武並舉，更倡導先禮後兵，個別情況下還走向了修文偃武的極端；在安內與攘外的關係上注意內外兼顧，但也有「守內虛外」的傳統；在進攻與防禦的關係上具有以防禦為主導的特徵；在用兵與用間的關係上強調軍事行動要知己知彼，重視情報的運用；在剛柔、軟硬、寬猛等關係上，既講究剛柔相濟、軟硬兼施、寬猛交用，更強調禮治、仁治、德治等柔性政策的根本性作用。 [關鍵詞] 國家安全理論；古代；思想史；國家安全思想；情報用間 在多年的國家安全研究中，我們把整個國家安全問題分為國家安全構成要素、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國家安全保障體系四個方面來認識，由此建立起一個基本的國家安全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1][2]按照這個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本文從國家安全構成要素、影響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國家安全保障措施三個方面，對古代國家安全思想略作歸納和分析，以求對當前的國家安全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有些批判性借鑒作用。 一 自《詩經》開始，歷代文人都信奉一個道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3]但凡有點學問和本事的人，想的都是「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4]對於帝王家來說，最大的事莫過於維護其一姓天下的萬世永存。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后，自稱「始皇帝」，想的就是嬴家天下「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5]及至1908年，清王朝已搖搖欲墜，但統治者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首條仍然寫著：「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6]即便在辛亥革命已經爆發的情況下，清政府還在1911年11月3日頒布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第一條寫道：「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7]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附於皇家「皮」上的「毛」，古代文人士子只有為皇家服務、為皇權論證、為皇帝出謀，才能走上「學而優則仕」的坦途，才能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也才能得到「千鍾粟」、「黃金屋」、「車馬簇」、「顏如玉」等等的豐厚回報。無論是科場八股，還是朝堂策對，甚至是詩詞歌賦，總有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表現憂國憂民之情、精忠報國之志、治國安邦之才。以皇權為軸心的治國安邦思想，由此成了古代思想史的重要主題，而這些治國安邦思想，便是古代的國家安全思想。治國在於安邦，安邦便是安國，也就是現在人們說的國家安全。因此，如果不是看名稱而看實質，先秦的諸子百家各個學派以及後來的經史子集各門學問，大多是治國安邦的國家安全之學，那些為民眾日常生活服務的技術和學說少之又少，即使農醫技工等可以直接服務民眾的學問，最終也被引入維護統治者權位安全的軌道。脫離國家政治和國家安全（當時主要是皇家政治和皇家安全）的思想和學說，在古代從來沒有成為主流。雖然民間社會在古代也存在，甚至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它在總體上還是依附於政治社會的，是以皇家為核心的政治社會的邊緣性組成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皇家化、政治化、安全化了。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文人士子，在皇家功名利祿的引誘下，無不「盡入彀中」，難以逃脫為皇家維護統治出謀劃策的藩籬和死諫死戰的命運。由此一來，便形成了古代國家安全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在國家安全構成要素上，始終把政治安全特別是統治者的政權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維護統治者統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權安全為轉移。維護政權穩定和長存，是封建專制時代一切國家安全活動最根本的目的。為了一家一姓的宗廟社稷，當權者有時候也會執行一些懷柔政策，也會一定程度上讓利於民，也會講一些愛民的道理，表演一些愛民的節目，但這本質上都是為維護其統治地位服務的。如果危害到其統治地位和政權安全，任何受民惠民的政策和措施就都會消失無跡。在統治者這種政治立場的引導下，文人士子只能在維護至少是不危害統治者統治地位的前提下，有限制地論述民生問題的重要性。古今文人津津樂道的孟子「民貴君輕」說，其出發點、落腳點和目的，其實都是統治者的政權鞏固和江山永存。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後，孟子緊接著便說：「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8]。顯然，「貴民」只是手段，「為天子」才是目的。這一點在孟子另一段話中得到了證實：「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9]這裡之所以要帝王們樂民憂民，根本目的並不在為民，而在成王、稱王、萬世為王。與「民貴君輕」論一樣常被人們提及的還有更早的「載舟覆舟」論。依戰國末期趙國思想荀子所言，「載舟覆舟」論源於春秋時孔子，一是孔子所做《易傳》，二是孔子答魯哀公問時所說。存於《荀子》的兩段相關文字，一段出自公認是荀子原作的《王制篇》，另一段出自後人置疑的《哀公篇》。《荀子·王制》中的原文是：「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10]在《荀子·哀公》中，孔子在回答魯哀公關於如何統治國家的詢問時說到「載舟覆舟」。及至唐初，魏徵還用「載舟覆舟」論勸時皇李世民體恤百姓：「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11]這一比喻性說法，非常明顯是把君像舟一樣作為目的，把民像水一樣作為手段和工具。因此，古代的「貴民」「重民」思想，根本目的不是「為民」，而是「牧民」，最終目是「成王」「稱王」和「君子安位」。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沒有任何思想家能夠逃脫這一窠臼。這與「民有、民治、民享」現代民主思想、民主理論格格不入，與建立在現代民主理論基礎上的民主化國家安全理論相差甚遠，沒有也不可能像現代國家安全理論那樣，把國民安全作為國家安全構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和國家安全活動的根本目[12][2]。所以 ，對於這樣的古代思想，今人只能從歷史教訓方面加以批判性借鑒。雖說古代思想家把政治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一個基本構成要素，把政權安全作為政治安全的首要問題，迄今依然，但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已由「政治安全」演進為「國民安全」；政權安全及其權屬安全也已由「君權安全」演進為「民權安全」。因此，當前維護國家安全特別維護政治安全，最根本的是要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安全，維護「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定「權屬」安全。 二 在構建當代國家安全理論體系時，我們不僅把政治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政權安全作為政治安全的重要內容，而且把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具體分為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把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具體分為天災和人禍，繼而又把人禍分為內憂與外患。在這方面，古代思想家則是既講社會因素與講自然因素，既人禍也講天災，既講外患也講內憂，而且特別重視內憂問題。管子認為，「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他還具體描述說：「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措也。」[13]如果說這是管子關於社會因素影響國家安全「四維論」，那麼他對於自然災害危害國家安全的論述則以「五害論」最著名。管子指出：「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他具體解釋說：「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他還特別推論道：「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14]水患這一天災由此危害到國家安全。墨子的「七患論」，從多方面論述了人禍對國家安全的危害。他說：「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15]仔細分析不難發現，管子「四維論」關於社會因素影響國家安全的論述，以及「五害論」關於天災危害國家安全的論述，論到的主要是內部因素或內憂，而墨子「七患論」所論七患 ，則涉及了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內憂與外患兩個方面，同時還把內憂看成導致外患的根源。「七患論」中的「治宮室」、「民力盡於無用」、「君自以為安強」、「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等等，講的都是內憂；相反，其中的「城郭溝池」、「邊國至境」、「四鄰謀之」等，涉及的主要是外患問題；而「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則在很大程度上強調了內憂是招致外患的根源。總的來看，古代思想家經常是內因與外因、內憂與外患並提，而且更重視內因和內憂問題。《左傳》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16]，就是把政府內部官員的邪惡與貪腐，視為國家敗亡的重要因素。在對待國民的問題上，「家天下」的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雖不會把「民」作為核心和目的，但卻非常重視「民」作為手段與工具對其家國的極端重要性。《尚書》的「民惟邦本」說，《孟子》的「民貴君輕」論，從古至今代代相傳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言，以及歷朝歷代各種相近說法，都是把「民」特別是「民心」看作是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給宋仁宗所上《論根本策》的奏議中寫道：「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17] 三 雖然古代思想家沒有條件像當今學界政界這樣系統地思考和構建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但他們也從多方面思考了國家安全保障問題，對涉及國家安全保障的備與患、預與立、文與武、禮與兵、安內與攘外、進攻與防禦、用兵與用間，以及剛柔、軟硬、寬猛等等一系列關係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提出了許多對今天依然有益且值得借鑒的思想。首先，在涉及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備與患、預與立的關係上，古代思想家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預備意識，強調有備無患、有預而立。生活於春秋末年的老子，最早從哲理的高度和治國的角度指出：「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18]孔子明確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19]這種有預而立、有備無患的國家安全保障思路，墨子在《七患》中結合桀紂失國的歷史教訓，作了更詳細的論述：「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飢；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20]成書於西漢時期的《禮記》強調：「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21] 其次，在涉及國家安全保障手段的文與武、禮與兵的關係上，古代思想家強調文武並舉、先禮後兵，但也有重文輕武的傳統，甚至有人主張修文偃武。孔子強調仁政禮治，但在其為官當政時，卻也不忘武備。孔子攝相事時曾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22]孔子興學，不僅授人以禮、樂、書、數等四種文藝，而且教人以射、御兩種武藝，合稱「六藝」。講武談兵的《孫子兵法》，雖強調「兵者國之大事」，但反對窮兵黷武，甚至把用武力手段解決問題放在「次之」的地位，認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23]孫武強調，將帥用兵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24]。後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多強調文武並用，認為「文武並用，長久之術。」[25]但在對待文武的關係上，許多人往往更強調「文」的重要性，認為治國安邦要「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理。」[26]趙宋王朝，以兵變開國，因而特別害怕他人兵變奪取自己的天下，同時也汲取了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教訓，採取了重文輕武、修文偃武的治國安邦方略。這一國策的實施，在內部安全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國內沒有出現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現象，兵變、民亂規模小，次數也少，但卻難以抵禦外敵的騷擾和入侵，結果在1127年徽、欽二帝被金人擄去，宋室被迫南遷，後來更導致1276年忽必烈蒙古軍攻破宋都臨安，繼而於1279年在崖山亡國。第三，在涉及國家安全保障內容的安內與攘外的關係上，主流思想一直是內外兼顧，但也常常強調「守內虛外」、「攘夷必先安內」，把安內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先秦時期，齊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是一種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戰略。秦朝統一六國后，把主要兵力放在南北邊防上，事實上形成了一種重攘外而輕安內、「守外虛內」的安全格局。西漢時期，景帝老師和智囊的晁錯，認為「攘夷必先安內」，力主削藩，去除內憂。但漢朝在守內、安內的同時，並沒有虛外，而是安內攘外兼備。到趙宋一朝，曾給宋太祖趙匡胤出謀劃策，使其「黃袍加身」、「杯灑釋兵權」的名宰趙普，後來上書宋太宗趙光義說：「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在趙匡胤西巡洛陽時「畫地十策」后又輔佐過趙光義、趙恆並二度任宰相的張齊賢，也在上疏中說：「聖人舉動出於萬全，必先本后末，安內方可攘外。」[27]明朝時，于謙提出：「疆兵以足食為本，攘外以安內為先。」[28]明神宗宰相張居正也說；「欲攘外者必先安其內。」[29]崇禎九年出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面對明王朝內外交困的局面，從整體上提出了三大方針；「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蕩寇。」[30]這樣的觀點在理論上應該說是不錯的，但在實踐中有時卻走向了極端，例如在北宋時就促成了一種文臣將兵、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守內虛外的制度，結果長期被動挨打，只能通過向外敵輸送歲幣以保國家安全。歷代統治者之所以這樣處理「安內」與「攘外」的關係，除受傳統文化強調「治安而四夷服」[31]的影響之外，主要是因為他們從心底認為，內憂威脅的是其一家一姓的政權，必須徹底剷除，而外患只是想得到些土地、錢財和美女，可以通過「和親」「歲幣」等讓步措施來緩解。清朝晚期，統治者把外敵的欺凌入侵看作是肘腋之疾，把國內人民的反抗視為心腹之患，採取「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政策，更淋漓盡致地突出了這一點。歷史上雖然有人提出過「內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32]的對策，但在視一姓政權為最高利益的封建時代，特別是在國勢較弱的情況下，許多統治者實際上是「內事武而威，外事文而弱」。第四，在對外安全保障的進攻與防禦關係上，古代主流思想和做法是固防限攻，具有以防禦為主導的特徵。春秋戰國五百多年弱肉強食式的征伐，曾被孔孟等思想家斥為「天下無道」[33]，後人也說「春秋無義戰」[34]。雖然墨子在「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35]的論述中潛在地肯定了對外「義戰」的合理性，但秦統一后，特別是在漢民族執掌政權的朝代，對外征伐並不太多，而且少有的對外戰爭也都是有限的，達到目的后就班師還朝。例如，秦統一六國后，沒再繼續擴張，而是在北方完善戰國期秦、趙、燕等就有的長城，並修築新的長城，抵禦匈奴等北狄的南犯。漢初，匈奴不斷進入長城以內擄掠，高祖、惠帝、文帝、景帝都被迫採取和親政策，嫁公主給單于為閼氏（王后），並賜予大量的財物，以保平安。漢武帝雖數次出兵大破匈奴、吞併朝鮮，並遣使出使西域，但晚年又發布《罪己詔》，改變了對內對外的政策。昭帝繼位后，輔政大臣霍光延續了武帝晚年與民休息的政策，對外一方面加強北方戍防，打擊匈奴進犯等，另一方面又重新與匈奴和親，改善關係。唐太宗時，有人建議行「霸道」，以「震耀威武，征討四夷」，但魏徵勸李世民行「王道」，認為「偃武修文，既安，四夷自服。」李世民採納了這一建議，並說：「昔人謂御戎無上策，朕今治安，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36]對此，有學者指出，秦漢以來，歷朝歷代對北方游牧民族的防禦，隨國力的升降而在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之間變化，積極防禦中的進攻總是在取得一定的勝利后便適可而止，收兵凱旋，這說明中原王朝的戰略重點始終是確保長城以內廣大農耕區域的安全，而不是向外拓張領土。自鄭和下西洋活動終止后，明清兩朝的海洋戰略基本上也是防衛戰略，海上力量建設始終局限於沿海或近海海軍，核心是防範敵寇從海上侵犯大陸。[37]第五，在國家安全保障的用兵與用間關係上，古代思想家特別重視軍事行動中的用間與情報的作用。《孫子兵法》不僅全文多處涉及間諜情報問題，而且還用最後一篇的內容專門系統性地討論間諜情報活動。在《謀攻》《地形》等篇中，孫武說明了情報的重要性，指出「知己知彼，百戰不貽；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38]；「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39]在最後一篇《用間》中，孫武先論述了間諜情報重要性，接著對間諜作了分類，並研究了用間的原則和方法等等。當然，研究間諜情報問題的並孫武一人，在孫武之前、孫武同時、孫武之後，古代的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從多方面討論過間諜情報問題，形成了極為豐富的用間思想。清朝咸豐年間的朱逢甲，還專門撰寫了一部《間書》，對古代的用間活動和用間思想作了概括、總結和評說，從而成為第一本也是世界第一本研究間諜問題的專著。除上述各方面思想之外，古人在論述剛柔、軟硬、寬猛等關係時，也有很多是從治國安邦的國家安全形度思考的，也多主張剛柔相濟、軟硬兼施、寬猛交用，同時強調禮治、仁治、德治等柔性政策的持久性作用。 [參考文獻][1] 劉躍進．試論國家安全學的對象、任務和學科性質[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2] 劉躍進．國家安全學[M]．北京：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3] 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4] （元）無名氏．馬陵道·楔子．[5] （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6] 清政府．欽定憲法大綱．[7] 清政府．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8] 孟子·盡心下．[9] 孟子·梁惠王下．[10] 荀子·王制．[11] (唐) 吳兢．貞觀政要·論政體．[12] 劉躍進．國民安全與國家安全．國家安全通訊，2000(9)：34-36．[13] 管子•牧民．[14] 管子•度地．[15] 墨子•七患．[16] 左傳•桓公二年．[17] 宋文鑒•策．[18] 老子·六十四章．[19] 周易·繫辭下．[20] 墨子·七患．[21] 禮記·中庸．[22] （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23] 孫子兵法·謀攻．[24] 孫子兵法·行軍．[25] （漢）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26] 尉繚子·兵令上．[27] 樊樹志．晚明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991．[28] （明）于謙．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29張舜徽．張居正集（一）．武漢：荊楚書社，1987．[30] （明）楊嗣昌．犬馬十年遇主疏．楊嗣昌集（卷九），長沙：嶽麓書社，2005：200。[31] 資治通鑒·唐紀·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32] 逸周書·武紀．[33] 論語·季氏．[34] 孟子·盡心下．[35] 墨子·七患．[36]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三．[37] 鍾少異．安邦大略——歷代國家安全戰略思想論析·導言[M]．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3-4．[38] 孫子兵法·謀攻．[39] 孫子兵法·地形． 作者簡介：劉躍進，男，山西臨猗人，1959年1月生，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人民公安大學、江南社會學院客座教授，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國家安全理論與當代國家安全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