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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10年任期結束，於2017年6月30日退休。十年前，她在前任韓國籍總幹事李仲郁突然病故時，由政府大力支持，競選成功擔任總幹事。在十年中，她為世界衛生組織，為全球健康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按香港習慣，我們稱她「陳太」。我是在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擔任慢病防治部主任時認識她的。她那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率香港代表團來馬尼拉參加1998年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地區委員會，這是一年一度的西太平洋地區衛生部長會議。香港代表團在世衛西太平洋區委員會有獨立席位，在和世衛進行衛生技術合作方面是獨立的。但在外交上，屬於一部分，沒有表決權。她當選為地區會的主席，非常圓熟地完成任務。我們西太平洋區社區和人群衛生司邀請她吃午飯，藉此和她交流意見。她精明，果斷，是一位優秀的公共衛生領導者。 後來我曾在世界衛生組織在突尼西亞舉辦的管理培訓班見到她，她已從香港衛生署署長崗位退休。是世界衛生組織環境衛生司司長（2003年任命）,以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一個技術會議上和她有過短暫的接觸。那時我是世界衛生組織駐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代表。她已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人類大流感特別代表（2005年任命）。2003年新上任的總幹事李仲郁很看重陳太，特別是她在沙斯和禽流感流行期間表現的傑出領導素質和專業能力，希望聘請她作助理總幹事。世界衛生組織按程序徵求意見。據說國內有關部門有不同意見，加之推薦了來自衛生部的一位助理總幹事候選人。雖然當時李仲郁只任命她為環境衛生司司長，但是對她的倚重，終於在2005年突破慣例，任命她為助理總幹事，於是有了兩個助理總幹事。 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李仲郁和陳太 那時聽陳太提到，香港媒體和部分社會人士對她不夠公平。雖然沙斯流行和禽流感給香港造成的一些不良後果。但不應該由她來承擔責任。沙斯流行是世界首次出現，公共衛生界和醫學界對沙斯都不了解，不可能做到萬無一失。據說沙斯流行結束后，香港立法會對香港衛生福利司和公共衛生署進行了公開譴責，我感到她那時背負有精神負擔。平心而論，沙斯突如其來的爆發，香港沒有準備，沒有準備，全世界都沒有準備。對沙斯病毒本身沒有認識，對沙斯病毒感染的診斷，治療，預防都是全新的問題。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導和技術人員都是在干中學，以血的教訓在積累知識和發展對應沙斯的技能。當時疾病控制中心也鬧了笑話，把沙斯病毒誤認為是支原體。搞得國內國外一片嘩然。在香港沙斯流行和禽流感後果的問責問題上，其實香港政治人物們不可能沒有這些基本常識。但是遭到沙斯重創后，香港要一個宣洩的渠道，不幸陳太首當其衝。不過，陳太作為在處置突發性傳染性疾病的精明果斷的領導形象在國際衛生界傳為美談，並受到普遍尊敬。這是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我雖然和陳太沒有長期共事，但在多個工作場合，能看到她對國際衛生問題的深刻觀察和遠見。特別是她在世界衛生大會，執委會，地區委員會和各種國際會議上，在與新聞媒體打交道時展現的高超的協調，溝通技巧，語言和情緒的感召力，和對場面的控制力。她能記住很多人的名字，在各種場合，直接呼喚不同的名字，和人們進行對話。在2013年的一次執委會，歐洲區的五個執委就艾滋病防控問題發言，給總幹事提出了一大堆要求，每半年向執委會報告工作進展，包括對預算，工作計劃，技術策略制定的種種限制；隨即另外兩個地區的執委也發言作了相似的要求。會場氣氛凝重，可以感到執委們對問題的關注，和較勁。陳太在執委會上突然大聲痛哭，問諸位執委，「 你們對我不信任，那麼多具體要求，那麼多報告請示，這些具體工作都要拿到一年兩次的執委會來決定，總幹事和世界衛生組織怎麼開展工作？你們既然選我作總幹事，為什麼又如此不信任我？」 這一問，把發言的執委們都問住了。於是一些國家的衛生部長，老執委發言安慰陳太，一致表示，大家是信任總幹事的。發言的執委也意識到較勁太過，要求有些不實際，紛紛開始道歉，並重新修改了他們的要求。陳太在如此艱難的會議上穩穩地把控形勢，也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技術部門和工作人員撐了腰，減少了巨大的工作量，為與成員國合作做了很好的鋪墊。 開好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比大公司董事會要難得多。現在的執委會，除了30幾個執委外，所有193個成員國都可以參加，像一個小型的世界衛生大會。執委們每人都可以發言，提問，提要求。列席執委會的非執委成員國也可以發言。不管你出不出錢，出不出力，都可以批評，要求。要讓大家滿意，要在眾說紛紜中取得共識，實屬不易。 陳太主持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陳太特別善於在會議上為不同意見找出折中方案。公開表明她的觀點和主張，是非分明，也聽取不同意見。做到了「 民主，透明」。2011年9月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地區會，我作為西太平洋區社區和人群衛生司司長作了「西太平洋區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防治策略和行動計劃」的報告。這是對同年11月「聯合國慢病高峰會」 作的系列準備之一。她在會議上立刻表態讚賞和大力支持，並向我們要發言的PPT和有關材料。2013年西太平洋區地區會，我作為地區副主任，在會議上作「西太平洋區的技術合作規劃預算」的報告，並回答成員國提問。這是我第一次主持地區部長級會議，面對提出的那麼多複雜的，挑戰性的提問，還是相當緊張。我按事先的仔細準備，對所有問題都給予了回答。陳太隨即發言，對我們作的規劃預算給予肯定和支持，而且還婉轉的表揚說，「規劃預算是很複雜和困難的工作，不容易做好。不過西太平洋區是個例外」。會後，我跑去感謝她，她說」你怎麼那麼客氣「。 陳太和我拍於2014年在馬尼拉舉行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政策領導組會議 在她就任總幹事以後，她採取了對世界衛生組織籍職員保持距離的態度，讓籍職員一直很有意見。她對世界衛生組織各國職員都很熱情，獨對職員表現冷淡疏遠，一般不主動打招呼，也不交談。我每年去總部開會，有很多機會碰到她，都是如此。不少職員很有意見。在她任總幹事期間，她在總部也沒有啟用任何籍職員就任司長級職位。這成為多年為人詬病的問題。2008年，我在擔任世界衛生組織駐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代表時，曾陪同她訪問新加坡。這是她擔任總幹事以後的最初幾次外訪之一。她對新加坡是有感情的，比我還熟悉新加坡，也在新加坡受到隆重歡迎。她在新加坡有很多同學。訪問期間，因為她愛吃榴槤，她新加坡老同學還專門在新加坡醫學會小樓為她安排了一個私密的榴槤品嘗會，我第一次在那裡吃到了很多不同的榴槤品種。在她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面時，她說，「我是一個國際公民。我家和母親在加拿大 ，1997年香港回歸前，我曾經申請移民新加坡。我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的，新加坡是我第二故鄉。後來因為我老公不願離開香港，我沒有移民「。那時她也沒有提她是人。 在2007年她剛剛擔任總幹事時，大多數西方國家對是持有負面看法的，這是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作為支持競選成功的總幹事，正像當時西方輿論描述的一樣，認為她是政府的」傀儡「。如何擺脫這個負面的看法，不僅要取得發展家的支持，要取得西方大國的支持是個工作成功與失敗的根本問題。世界衛生組織總部所在地日內瓦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地帶，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外交到日常生活，整個西方的語境。在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大多數職員來自西方國家，佔半數以上的後勤，文職僱員來自瑞士。如果按國內的習慣行事，恐怕是不僅作不好工作，能不能堅持到任期結束都會成為問題。她必須作出姿態，在檯面上和政府和職員保持距離。逐漸取得西方世界的信任。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為她考慮，這是生存，發展之路。沒有選擇。聽說在她競選成功之後，向當時衛生部長高強部長要求，政府給她獨立處理世界衛生組織工作的權利。 2007年衛生部長高強祝賀陳太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現在看過去十年，她非常成功取得了世界衛生組織所有成員國的讚賞和支持，和西方大國，和世界衛生組織大多數西方金主建立保持了信任和良好的合作關係。我們現在也才能深刻領悟她的苦衷，她的智慧， 和成功策略。她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為在世界衛生組織，在聯合國爭得榮譽，為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作出了扎紮實實的貢獻。我們同時也要理解一位前香港政府高官會有認識，了解的過程。 2017年1月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簽署「一帶一路」衛生合作備忘錄 我想在她退休后，會繼續發揮能力和才幹，為國際社會，為發展家，為祖國，為「一帶一路」服務。我們籍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職員們想必也早就要放下了心中的芥蒂，和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公共衛生界，和全國人民一起為她十年的精彩表現，為她作出的對全球健康的重大貢獻喝彩，點贊。韓鐵如 TJ77 全球健康學會主任，科協聯合國生命科學與人類健康咨商專業委員會主席，中英全球衛生合作技術顧問，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血管病中心客座教授，聯合國協會理事。教授，研究員。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工作20年， 2014年6月退休前擔任WHO西太平洋區副區主任，主持WHO西太區總部日常工作，監管本區WHO 15 個國家的代表處。此間主持過WHO西太平洋區衛生部長會議，WHO西太平洋區和聯合國環境署亞太區聯合舉辦環境部長會議等多個高級別會議。1984-1991年擔任醫學科學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長，北京阜外醫院副院長。兼任衛生部全國心血管疾病防治研究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兼任全國心血管疾病技術合作與培訓中心常務副主任。同期任《循環雜誌》編委，醫學科學院醫院管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科研管理委員會委員。作為主要負責人，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衛生部科技三等獎，醫學科學院科技成果獎。1991-1994年，擔任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國際處處長，分管世界衛生組織等官方多邊合作事宜，並擔任WHO執行理事會副執委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