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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 如何構建一個敘事來促進國際社會全面接受的崛起，是當前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本世紀初期，一些政策思想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向亞洲、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宣傳堅持走和平道路的決心。但是，「崛起」的概念含有衝擊現有國際秩序的顯著內涵。隨後，對外傳播的主導概念調整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儘管如此，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輿論場中，威脅論的聲調一直不低，西方國家對「韜光養晦」的指導方針，也一直心存巨大的戒備心理。近年來，積極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框架內，參與全球治理，在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的各種挑戰中承擔越來越大的責任。在雙邊和各種區域性、多邊合作範圍內，更是積極推動諸如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東盟、中非、中阿、與中東歐國家等合作框架，極大地增進了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友好互利關係，促進各個框架內的命運共同體建設。尤其是自「一帶一路」項目以及相關的亞投行等機制在2013年展開以來，和相關國家的互利合作、互信建設更是有了長足的進展。世界各地對崛起的疑義不可否認的是，國際社會、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括美國的傳統盟國，對於的戰略力量增長，依然採取非常警惕的立場。一方面，美國及其盟國不遺餘力地在戰略、安全領域對施以壓力，試圖壓制戰略影響力擴展的意圖非常明顯。西方國家則更容易把對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誤解誇大、極端化。知識分子和媒體經常批評，並把與的合作看作是向利益低頭，而拋棄西方高貴的價值觀。即便是亞洲國家，對於日益強大的，依然充滿疑義。數據顯示，在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普通居民對的接受程度依然不高。最近一項調查顯示，雖然有75％的韓國居民、75％的馬來西亞居民、70％的新加坡居民認為，對本地區的正面影響大於負面影響，但這一數字在菲律賓只有40％，在緬甸只有28％。在越南，這個數字只有20％。這其中當然有各國國內政治的因素。一些國家的不同政治陣營之間，常常以作為政治鬥爭的議題。反對政府與走得太近的一方，會全力編造、誇大對該國經濟和人民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亞洲的不少國家面對崛起的有巨大的焦慮感。讓「亞洲」代表如何化解這種焦慮，將是崛起過程中須長期面對的問題。近年來試圖在全球積極營造正面的國際形象，對世界「講好故事」。在對外傳播上，主動以不同文字出版和推廣介紹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書籍、報刊和影視作品，力圖更主動地塑造在各個國家的形象。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互信，首先需要互相了解。在與世界各國的政府、企業和人民進行經濟、政治、外交交往時，積極地在文化、傳媒、教育等領域加大合作，是實現人心相通的重要方式。但是，「講好故事」的各種努力，卻存在一個核心的悖論。故事講得好了，對內可以增強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對外可以增加各國人民對的了解，但是在國際社會上過於強勢地塑造了「」的概念，強調與西方不一樣、需要西方來認真了解、學習的立場，實際上又誇大了與西方的文化差異、認同上的隔閡。而周邊的國家，也會為強大和突出的形象，而加深與的心理距離，退回自己民族主義的自我保護的立場。亞洲國家因為過分突出的形象，更可能求助於域外大國來平衡，並在文化上試圖保持與的距離，塑造自己的文化認同和話語權。過去只是相對於西方的差異與距離 （China vs. the West），演變成現在的凡是以外的國家，都和拉開距離的困境（China vs. the Rest）。作為地理上、文化上的亞洲國家，在國際舞台和輿論場上，並未積極有力地代表亞洲的聲音和形象，相反則由於過分強調「」的概念，造成了自外於亞洲的困境。推動和引導「亞洲」概念的塑造相比較而言，亞洲的一些國家則很善於使用「亞洲」的概念，來獲得在國際交往中更多的話語權。新加坡已故前總理李光耀最早推動「亞洲價值觀」概念在國際輿論圈的傳播。新加坡著名外交官馬凱碩寫了大量著作評論和發表演說，教育西方人認識「亞洲的回歸與崛起」。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學者、外交官處處以「亞洲」的概念，影響全球的各種議題和話語權爭奪。作為經濟體量、戰略力量相對較小的國家，在全球範圍內發聲時候，運用「亞洲」的概念，不失為明智之舉。對而言，也需要積極主動領導一種「亞洲敘事」，在更大程度上將與「亞洲」融為一體。故事就是亞洲故事可以想象，當柬埔寨、泰國的人民一方面在生活中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的經濟、技術、文化密切地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另一方面時時看到在世界舞台上為亞洲代言、為亞洲發聲，他們對於的疑義會大幅消減，對的認同會大大增加。在對外傳播中不再過度強調的獨特地位，讓別的國家向靠攏，而是奉獻，讓所有亞洲國家和人民都來分享，共同擁有。這就是主動構建「亞洲故事」的重大積極意義。即便僅僅作為一種國際傳播的策略，如果在國際舞台上處處以「亞洲」的形象出現，「威脅論」自然沒有存在的空間。不是由代表亞洲發聲，而是用「亞洲」的概念包含、代表了的聲音，亞洲故事就是故事。更重要的或許是，隨著亞洲各國都主動以「亞洲」為主題發聲，在亞洲各國的政治、商業、知識、文化精英和廣大人民心中，就會形成相對強烈的「亞洲」認同。這將極大地降低亞洲各國之間因歷史和現實安全問題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疑義。也就是說，在「亞洲」認同逐漸強大起來后，因冷戰造成的政治隔離就可以得到彌補。這種政治上的隔閡消減后，東亞地區的安全、防衛等領域的問題，就有可能實現新的制度安排。一種泛亞洲的認同的形成，也是亞洲各國人民心意相通的實現過程，必將是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過程。作者王正緒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英國諾丁漢大學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