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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們大多認為，在十年前的金融危機之時，全球央行扮演了「臨時救場」的角色，並達到了一定效果。那麼十年過去了，全球央行的角色定位是否需要調整呢？ 在8月15日北大滙豐海上絲路研究中心聯合加拿大知名智庫「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上，《央行的「臨時救場」：成就，危機及前景》一書作者——CIGI高級研究員Pierre Siklos提到，全球央行應減少自治，加強協作。 「金融危機十年後，如果我們還是認為各國央行應該像過去一樣自治，這是錯誤的，全球央行的自治在危機中是起不到更好作用的。」Siklos說，「各國央行應改變過去自治的狀態，讓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作。貨幣政策不是常規性的，我們對於央行們角色的理解需要改變。」 Siklos還建議，各國央行應該有更多的政策目標，如金融穩定性。 「就拿英國來說，英國有獨立的機構專門負責金融穩定性，英國政府不要求英格蘭銀行在危機中進行協作，但是當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其作出的反應會很大地影響金融穩定性和經濟。」Siklos說，「所以，我們要討論治理，同時要討論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在穩定金融方面的角色和功能，否則下次還是沒有合適的機構或工具去應對這些危機。」 莫尼塔研究首席經濟學家、財新智庫董事總經理鍾正生也表示，全球央行「臨時救場」採取的貨幣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非常困難，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需要金融中介機構的配合，也許還需要實體經濟的配合。 鍾正生表示，美國的量化寬鬆之所以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貨幣政策只是起到鼓勵的作用，而非強制。 「美國最近為什麼恢復的比較快，其實是有歐巴馬政府時美國製造業重振和迴流政策就已經開始。只有當實體經濟的新生動能出現之後，商業銀行的放貸行為才能起來。所以，貨幣政策要發揮作用更多的是被引導的作用。」鍾正生說。 鍾正生同時認為，金融危機時雖然全球央行的「臨時救場」起到了作用，但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環境下，還需要考慮怎樣「離場」的問題。 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鄭聯盛也認為，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為還存在一些深層結構上的問題。只有與其他政策結合起來，才能讓經濟體保持穩定。 鄭聯盛同時指出，從大緩和到大蕭條，再到全球經濟衰退，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前，很多監管者都低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金融危機的溢出效應是非常明顯的。在金融危機發生期間，全球央行把金融穩定性放在經濟增長之前，但是在危機發生的時候卻缺乏相關的長期規劃，而短期的目標可能會帶來長期的問題。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何帆則表示，距離金融危機的爆發已有近十年，各國央行還是想努力找到一種更好的應對方法。在發生危機之後，相關的應對方法要根據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做出改變。 「全球央行需要找到關於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性之間的關係，因為這是兩套目標。」何帆認為，兩者之間長期以來存在矛盾，這兩者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註：本文圖片由中新經緯劉雪瀅拍攝，已發表於《中新經緯》，如需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