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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戰略研究》2017年第1期散心按語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及國際地位的提高，「華語」的要義和功能，已從其所關涉的語言傳承和民族認同，逐漸擴展，成為制定語言政策、開展經濟交往甚至影響國際政局的重要因素。它既是全球範圍內的語言問題，也涉及語言資源和語言權利，是語言規劃中的重要課題。本期我們邀請全球多個華語區的語言學者圍繞「華人語言生活」發表觀點，以饗讀者。華人語言生活中的「保強扶弱」吳偉平（香港中文大學）前些年我說過「語言生活的和諧之道在於保強扶弱」。今年我又說華文教育應該「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學術為綱，守富扶貧」。不管是保強扶弱還是守富扶貧，其目的都是保持語言使用的動態平衡。眼下談華人語言生活這個大題目，落到實處，就是要通過「保強扶弱」，在不同華人社區營造一個健康的語言環境。我想「華人」指不分國界地域，包括所有黑眼珠炎黃子孫的這麼一群人。「華文華語」的界定在排除政治干擾以後也很簡單：華文是以方塊字為代表的書寫系統，包括簡體、繁體；華語指各種口語體系，包括同一體系不同名稱（普通話、國語、華語）的華人通用語，也包括在特定華人社區流行的方言。社會語言學告訴我們，多語共存的語言社區中一般都有強勢語言和弱勢語言，社區通用語往往就是該社區的強勢語言。健康的語言生態，必須有通用語保證社區內彼此溝通，而弱勢語言的存在則保證了語言生活本身的多樣性和通用語的可持續發展。人在港澳，我就以港澳和廣東的珠三角地區的華人語言生活為例談談自己的一管之見。港澳地區目前的語言生活中顯然是「粵」強「普」弱。雖然自港澳回歸以來普通話作為華人通用語發展極快，但總體而言還是處於弱勢。首先是使用人數，根據兩地近年來人口普查所提供的信息，港澳華人絕大多數以粵語為交際謀生的第一工具。再看使用領域，教育、媒體、行政、民生，這幾大領域目前基本上還是粵語一統天下。中國小的「母語教學」用的是粵語；當地免費公共電視台和電台都是粵語頻道，只是在特定時段插入一些普通話節目，「點綴」多於務實。除極少數官方正式場合（比如回歸慶典）以外，幾乎所有政府運作都靠粵語，香港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絕大多數以粵語為工作語言。民生方面，普羅大眾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包括大部分商業和休閑活動，更是非粵語莫屬。最後看語言水平本身，筆者所在的一個科研小團隊從十年前開始關注香港大學生的語言水平，通過相關測試發現本校大部分學生由於普通話水平的限制，很難在生活和工作中得心應手地運用普通話。或許某些與普通話聯繫密切的行業（比如零售業）中有人普通話水平略高，不過大部分港澳居民的普通話水平比大學生更低的假設應該可以成立。既然「粵」強「普」弱，「扶弱」意味著港澳地區應該積極關注如何擴大華人通用語在不同領域使用的廣度和深度。珠三角地區雖然也用粵語，但普通話在很多領域都是強勢語言，學生和普通民眾的普通話能力也遠遠高於港澳地區。在這種情形下，「扶弱」的著眼點反而是鼓勵地方語言文化的研究和發展。前兩年上海地區有幼稚園鼓勵學生講上海話，其實也是保強扶弱的具體體現。讓漢語成為國際交往的強勢語言周小兵（中山大學）海外有多少人學漢語？從四千萬到一億，說法不一。有多少人在國際交往中用漢語？至今沒看到數字。「國際交往」至今也無準確說法。我認為，在公認的國際場合用語言交際就可稱為「國際交往」。如在國際場合，中外人士洽談商務、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教育、學術、家庭等話題。母語不同的外國人用漢語交際，更是國際交往了。本世紀以來，漢語國際應用需求劇增，促進了漢語國際教育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漢語教育和應用快速發展，凸顯出漢語國際應用的短板：（1）應用平台不夠寬廣；（2）語言系統與國際化要求不符。解決以上問題，提高漢語應用的國際地位，可從三方面入手。第一，對漢語國際應用情況進行全方位調研。如：除去教育，漢語在哪些國際場合使用？有多少人用？只用漢語，還是漢語外語混用？漢語國際應用的困難有哪些？瓶頸是什麼？第二，構建漢語國際應用平台。官方人士答記者問，外國記者提問以前多用英語，現在基本用漢語了。這是漢語推廣最有指標義和影響力的行為之一。商貿洽談，多議題會談，國際會議，數字平台等，多用漢語自然可推動漢語國際應用。第三，改善漢語表達方式，適合國際交往。首先是口語。普通話各地差異大，外國人在四川學普通話，到北京交際可能遇到困難。一個留學生到北京商店買玩具：「我要一個熊貓。」服務員：「哪裡有熊貓？」留學生用手指：「那個不是熊貓嗎？」服務員：「那是熊貓兒！」減少普通話中沒有辨義功能的兒化詞，應是改善內容之一。其次是書面語。分詞連寫，可降低認讀難度，提高閱讀效益。目前有初級教材分詞連寫，留學生使用很方便。最大難題，是有些詞和非詞界限不清。可擬定規則，並製作分詞連寫軟體；按已有輸入法輸入，呈現分詞連寫文本。分詞連寫文本可以和現有系統并行。再次是拼音。漢語拼音方案原來是服務於人學漢語，現在目標應該包含：推動漢語國際教育，推動漢語國際應用（如把漢語拼音系統作為漢語書面語的補充系統使用）。顯然，現有拼音方案有的地方跟新目標不太切合。如uɑn、üɑn寫法一樣，iou、uei簡寫為iu、ui，是外國人學習難點。分詞連寫同樣是難題。可採用分階段策略。如馮志偉指出，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巴黎語言和文化校際圖書館、德國特里爾大學圖書館、加拿大學術圖書館等大型圖書館在使用ISO7098（1991）進行中文圖書編目時，先對人名地名分詞連寫。在分階段進行過程中，製作多種類型的分詞連寫拼音軟體，印製足夠的拼音文本供國際場合使用，從市場入手推動拼音改革，是方向之一。漢語國際教育迅速發展，源於漢語國際應用的需要。這一需求還促進漢語國際應用本身的研究與改革，由此才能形成良性互動的生態環境，教育、應用兩翼齊飛，推動漢語更快更穩健地走向全世界。港澳人的語言觀侍建國（澳門大學）把「語言生活」確定為人們實際運用語言的狀況，對於這樣一個多語種、方言複雜的國家來說，是個不錯的定義。李宇明再把「語言生活」分為三個層級：國家層面的、區域和領域的、個人和社會終端組織的。的區域「語言生活」是個新角度，它既與國家語言政策有關，也跟個人和社會終端組織的語言使用緊密相關。根據這個觀點，我想談談港澳地區人們的語言觀。這裡的語言觀指人們對於語言運用的態度，它有兩個特性，一是區域性強，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一個特定的區域，此外，除了工作需要一般人不會使用外語。另一特性是個人和群體性強，一個人的語言使用習慣是固定的，而個人的語言習慣又受到所屬各種群體的語言習慣影響。內地各方言區域的人運用語言有一定的規律，可稱之語言習慣。比如到政府部門辦事，當交際的一方不使用當地方言時，雙方就自然以通用的普通話交流。港澳人的語言習慣與內地有所不同。由於歷史原因，港澳地區居民以粵語為日常生活語言，跟廣東地區使用粵語的狀況不太一樣，二者的區別是正式場合使用什麼樣的言語形式。根據香港大學（《香港居民語言應用、語言能力及語言態度研究》）的調查，港人在單位與同事和客戶談工作的場合使用粵語分別是97%和94%，使用普通話分別是15%和38%。國家語委（《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資料》）發表的調查數字顯示，廣東省居民在單位談工作時使用方言是82%，使用普通話是43%。再看城市化與香港相若的上海，在單位使用方言是84%，使用普通話是35%。以上數字說明港人的粵語在正式場合的使用頻率遠高於廣東人使用粵語和上海人使用上海話。二者的主要差別在於粵語作為中文的一種言語形式，在香港被視為正式語文的口語形式；而內地的國家通用語是普通話，粵語和上海話在內地屬於方言，它們無法像粵語那樣在香港所有正式場合（諸如立法會）使用。既然港澳人的語言觀有別於內地居民，在處理內地與港澳關係的時候就要考慮這一點，避免發生矛盾。比如，2011年內地嬰兒奶粉出現質量問題而引起內地人到港澳零售市場搶購，影響港澳人的正常生活，進而引發一些港人對赴港旅遊、不諳粵語的內地人產生不尊重情緒。再從近十年香港教育界對普通話教中文的態度上看它的社會含義：當兩地良好互動時，香港學校積極推行「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的簡稱），國小的比例從五成增至七成，中學達37%；當兩地關係不和諧時，就有調查研究指出，無明顯證據說明「普教中」對港人的中文學習有促進作用。可見社會因素明顯左右著港人的語言態度。華語語法研究若干問題汪國勝（華中師範大學）經過5年的工作，我們完成了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洛杉磯）6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寫出了6卷《全球華語語法考察報告》。通過6個點的調查，我們得到了一些初步認識。第一，在不同的華語區，語法的差異程度很大。就已調查的6個點來說，香港華語的差異最大，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港式中文」。美國華語的差異最小，除了「請您先看看一下帖子的內容」（動詞重疊帶賓語）、「我知道我不夠他聰明」（比較句）和一些帶有歐化傾向的說法之外，我們沒有發現更多的明顯的語法差異。第二，在差異度較大的華語區，語法有其獨特的一面。但從宏觀上看，還是呈現出一種「大同小異」的格局。比如馬來西亞華語，儘管存在著一些差異，但這些差異大多是局部的或細節上的，從大的方面來說，跟普通話還是基本一致的。比如，語序和虛詞是主要的語法手段，詞法和句法類型基本一致，等等。更多的則是在一些詞語的組合或用法、成分的配置上表現出不同，當然也還有一些特殊的語法形式。例如，像「上述電梯、上述書本、上述道路、上述樹木、上述住家、上述雞蛋、上述汽車」之類的組合，在其他華語區好像沒有見到。華語區中還有一些特殊的語法形式值得注意：比如馬來西亞華語的「醬」，新加坡華語的「VV」和「VVC」，香港華語（港式中文）中的差比句，台灣華語（國語）的「有」字句以及澳門華語的被動句等。差異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三個方面：語言的接觸、方言的影響、語言政策的作用。一、語言的接觸。以澳門華語為例，我們知道，葡萄牙語作為澳門的官方語言之一，在澳門已有460多年的歷史。1849年，葡語成為澳門唯一的官方語言；直到1992年，中文才又回歸為官方語言，構成澳門社會雙官方語言的局面。葡語對澳門中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辭彙方面。澳門中文裡存在著不少葡語的借詞或根據葡語構詞法構成的詞語。由於葡語在歷史上曾處於一語獨尊的霸主地位，許多法律文件、政府公文都是用葡語起草的，然後通過直譯，轉換為中文，因此這樣的中文往往會帶有一些葡語語法的成分，被稱為「葡式中文」。目前我們中心正在做的國家語委的一個項目「澳門法律文書中文翻譯中的語法問題」，主要就是考察澳門法律文書的中文翻譯因受葡語的影響而出現的一些特殊的語法現象。二、方言的影響。方言對區域華語共同語語法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重點調查共同語的同時，也兼顧調查比較活躍的代表性方言，比如台灣的閩語、香港的粵語，就是想進一步觀察方言對共同語的滲透。例如，台灣華語（國語）的「有」字句、新加坡華語的「VVC」式，顯然是受閩語影響的結果。三、政策的作用。調查表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語言政策對華語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或抑制作用，使華語在不同的華語區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比如，香港回歸后，特區政府實行「兩文三語」（中文和英文，普通話、粵語和英語）的政策，「港式中文」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新加坡，李光耀強調，新加坡華語要跟著（大陸）的語言標準，向著普通話靠攏。他認為，「創造自己特點的華語，對新加坡不利，也走不出去。」大體相似的語言環境（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方言使用頻繁），在香港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港式中文」，而在新加坡卻沒有形成特點鮮明的「新式中文」。我們覺得，這應該跟香港和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有著一定的關係。大數據時代的華人語言和生活鄒嘉彥（香港城市大學）華人廣泛分佈全世界為時已久，除鄰近朝鮮半島、中亞及雲南邊境地區之外，20世紀海外華人多說方言而非官話。長期以來，他們為適應生活而大量吸納當地文化詞語，如：沙茶、批/派、泵、磅等。這種語言接觸也惠及主流華人的語言，使漢語更顯多姿多彩，並彰顯出同中存異特點。近幾十年隨著普通話為主的新移民數量大增，海外華人原有方言產生更廣泛的本質和地位變化。書面溝通時，獨特的漢字有特別的認知要求。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學者以3000常用字為掃除文盲的門檻。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我們可利用共時大語料庫（）更全面地研究這個議題。譬如，透過字詞覆蓋率統計，發現若能掌握任何地區的500個最常用漢字，即可掌握當地80%以上的報章漢字。這與過去3000常用字的構想差異很大。以「故」和「事」兩個字為例，很多小孩早就認識「故事」一詞，但他們需要達到相當語言程度才可理解「事故」。由此可見，文化的門檻不能只停留在字的層面，更需要考慮詞。根據大語料庫，若以掌握報章80%的內容為門檻，約3000常用詞就足夠，而所需漢字僅約1100個。如果把門檻提高到90%，要掌握的詞語量就增至9000個，但所需漢字也不過1900個而已。由此推論，掃盲門檻的常用字和常用詞為1100—1900字，3000—10 000詞之間。這個要求與日本和韓國的常用2000漢字數量相去不遠。除了華人語言基礎特徵以外，大語料庫還可幫助我們從語言文字的角度對華語社會進行研究，宏觀地透視其整體樣貌，並推知個中重要因由以及相互影響的結果。以華人廣泛使用的成語「今非昔比」為例，每個懂華語的人都會感覺到使用它的句子具言外之意、有褒貶之分，但是如果理解不一致就會在溝通時出現語義混淆，甚至產生誤會。大資料庫顯示其具一定規律可循：在香港和台灣其貶遠多於褒，在上海和北京則相反。這種歧義產生的原因很多，其一可能是多數大陸居民認為今天居住生活、物資條件比昔日好多了，而港台居民感受則相反。不同地域成員會受各自社會、文化、自身體驗影響，將對事物的正負情感投射到語言的使用上。還有，這種華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可以進一步推展，例如通過研究從香港和大陸間相互傳播的新詞數量和特徵，可發現15年間北上詞和南下詞的數目很不平衡。香港北上詞多屬經濟、生活方面，如「減持、問責」，顯示一些新的想法和信息；而南下辭彙類型多元，如「微博、黃金周、維權」，包含新興平台、政策或社會事件引起的關注焦點。由此可見，境外境內華人的互動關係值得深入探討，以便了解中華文化的新面貌。《語言戰略研究》2017年第1期目錄征訂啟事《語言戰略研究》2017年征訂工作已經開始，歡迎各界人士及單位訂閱。全年6期114元（微店另收12元快遞費）。商務印書館官方微信《語言戰略研究》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