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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廈門國際銀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摘 要：本文首先利用Welch指數計算年輕勞動力和老年勞動力之間的職業替代性。結果表明，這兩部分群體之間的職業替代性較差。進一步地，通過動態面板回歸發現，總體上老齡勞動力就業比重增加有助於促進年輕勞動力的就業率，且該促進作用主要是來源於高學歷老齡勞動力的增加，低學歷老齡勞動力的增加對年輕勞動力的就業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關鍵詞：延遲退休 職業替代性 就業率JEL: J26 一、導 論的退休年齡政策已經實施多年未有系統性的改變。面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問題，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明確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但即便如此，關於是否應當延遲退休的爭論仍分歧較大。其中，反對延遲退休的理由之一是，該做法會導致老年勞動力擠出年輕人工作崗位，致使年輕人就業率下降。包括一些學者如蒲曉紅（2001）、周輝（2011）等也認為，採取延遲退休年齡的辦法會對青年人就業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主張老年勞動力應儘早退出勞動力市場，為年輕人騰出更多的工作崗位。那麼，是否延遲退休必然會擠占就業崗位並造成年輕人失業率的上升呢？關於延遲退休對年輕勞動力就業率的影響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國外相關的實證文獻對該問題的觀點和結論差別較大，且已實施延遲退休政策的多是發達國家，在經濟制度、養老制度、福利水平、文化習俗等方面迥異於，因此其結論不具有可移植性。而的延遲退休政策尚未實施，所以無法直接檢驗延遲退休政策對年輕勞動力就業率的影響。因此，需要從一個間接、合理的角度去考察這一問題。由於延遲退休所帶來的最直接也最明顯的效應在於老齡勞動力的增加。通過考察不同的老齡勞動力就業水平對年輕勞動力就業率的影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可能造成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講，之所以認為老齡勞動力增加會擠出年輕人的就業崗位是基於兩個基本假設：一，經濟體中的工作崗位數是固定的；二，老年勞動力和年輕勞動力之間的職業替代性較強。此時，延遲退休造成老齡勞動力供給增加，從而擠出年輕勞動力（Kalwij et al， 2009），造成年輕勞動力失業率上升。該觀點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青年失業率較高的國家中較為流行（Wise，2004；Michello and Ford，2006 等），並紛紛制定若干鼓勵老齡員工提前退休的政策。但後來發展的事實表明，這些政策的實施未能有效提升年輕勞動力的就業水平。這一觀點也遭受越來越多的質疑。因此，第一個假設又被稱之為「勞動合成謬誤」（lump of labor fallacy）。這一「謬誤」在關於移民對遷入地就業率衝擊的研究當中也常被提及（L.Hopkins和C.Levy, 2012）。該假設將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當作外生的。但事實上，老齡勞動力數量的變化本身就有可能影響勞動力總需求，進而影響年輕勞動力的就業率。例如，老齡勞動力增加提高了勞動力總供給，導致邊際勞動力成本下降，最優產出規模擴大，從而導致總勞動需求上升。又或者，退休后消費水平將顯著下降（鄒紅和喻開志，2015），而延遲退休導致的老齡勞動力增加則可以擴大消費，從而提高對勞動力的「引致需求」。因此，有不少的機構和學者認為，老年勞動力供給增加有助於經濟的發展和就業率的提高。如世界銀行認為老年勞動力的供給在長期上可以擴大經濟規模、提高總需求，從而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Borsch-Supan和Schnabel（2010）利用德國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為上述觀點提供了佐證。張川川和趙耀輝（2014）利用的人口普查數據檢驗了老年人就業和年輕人就業之間的關係，其結果顯示高齡人口就業的增加不僅不會擠出年輕人就業，反而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總之，勞動力總需求被看作是內生的並隨老齡勞動力數量變化而變化應更符合實際。因此，第一條假設並不滿足。關於第二條假設，當前的經驗研究給出了不相一致的證據。有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較強替代關係的（Card和Lemieux，2000），也有發現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替代關係（Salem et al.，2010），甚至具有互補性（Hebbink，1994）。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1.與樣本國家的發展階段有關。對於發達國家，發展速度相對平穩，各年齡層的教育結構穩定，劇烈的產業結構調整很難發生；而對於發展家，尤其是像這樣發展迅猛的國家，經濟體制、產業結構、教育水平等在短短几十年變化很大，市場對不同勞動技能的偏好也變化較大。因此老齡勞動力與年輕勞動力的職業替代性就相對模糊。2.與樣本的細分程度有關。如張川川和趙耀輝（2014）區分了不同性別的老齡勞動力就業對年輕勞動力就業的影響；而劉妮娜和劉誠（2014）則進一步細分了不同行業中延遲退休對年輕勞動力的就業影響。勞動力群體細分的方法不同也會造成結論上的差異。本文則認為，在考察老齡勞動力就業對年輕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方面，年齡和教育水平是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可以在較低維度下有效區分不同勞動力群體。第二、三節將進行具體的論證。文章中所用數據主要來自2006-2013年的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Survey，CGSS）[1]以及相應年份的《統計年鑒》和《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省級統計數據。本文餘下部分的結構安排：第二節考察了老齡勞動力與年輕勞動力之間的工作替代性；第三節實證檢驗了老齡勞動力就業比重變化對年輕勞動力就業的影響並進行穩健性檢驗；第四節為總結和建議。二、老齡勞動力與年輕勞動力的工作替代性首先考察老齡勞動力與年輕勞動力之間的職業替代性。根據Borjas（2003），工作經驗和教育水平是衡量個體人力資本高低最重要的兩個變數：年齡反映了工作年限的長短，可以表徵工作經驗值；而教育水平則反映了知識水平、總結能力等綜合素質均值。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共同決定了一個人的工作技能及效率水平，也影響了一個人所能從事的行業和工作性質。因此，本文以年齡和教育作為分組依據，考察不同組別的老年勞動力和年輕勞動力之間的工作替代性。根據Welch（1979），任意兩組不同的勞動力群體，其彼此間的行業替代性可由式（1）來衡量：[1] CGSS是最早的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學術調查項目，由人民大學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執行。教育水平人群的退休年齡進行區分的目的。由於高等教育水平的勞動力一般比初等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勞動力晚4至7年進入勞動力市場。對工齡加以限制，客觀上可以使勞動效率成為退休的標準之一。第二，延遲退休政策應配套完善失業保障和殘疾保障用以保護弱勢群體，起到公平和效率兼備的作用。從上文的結論可知，延遲退休的直接後果即增加高年齡段勞動力的供給，這將給整個勞動力市場造成一定的衝擊。雖然總體上老齡勞動力增加有助於年輕勞動力的就業，但並不是每一個勞動力群體都會受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非體制內的低學歷老齡勞動力及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勞動力。由於剛性工資以及用工體制的特殊性，國有企事業和黨政機關單位對於老齡勞動力的保護較好，但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私營企業，一些低學歷老齡勞動力由於知識結構落後、技能更新困難，較難適應崗位要求，因此會面臨下崗和再就業困難的問題。而延遲退休年齡也意味著其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延後，造成既無工資也無退休金的窘況。這會進一步加重這部分群體生活上的困難，因此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的時候應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將政策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參考文獻：[1] Aguila,E., Attanasio,O., Meghir,C. 2011. 「Changes inConsumption at Retire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3):1094-1099.[2] Borjas,G.J. 2003. 「The Labor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8(4):1335-1374[3] Borsch-Supan,A., and Schnabel,R., 1971. 「Early Retirement and Employment of the Young in Germany.」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63(4):61533P-61533P-8.[4] Card,D., and Lemieux, T. 2001.「Can Falling Supply Explain the Rising Returns to College for Younger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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