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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歷史任務。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並於1999年載入了國家憲法。特別是5年前的2012年，黨的十八大宣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並於2014年召開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提出並實施司法改革190多條措施。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舉，是新民主政治的重要里程碑。事實驗證，依法治國是治國之道、強國之路、興國之本。尤其是全面依法治國這五年，更雄辯地證明了這一結論。全面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三者統一」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原則。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中，始終貫穿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條主線（以下簡稱「三者統一」）。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方案」的基本經驗，更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原則。一個國家，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幾乎都有一個治國方略，並同時確立與之相應的總原則。如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大亂，諸子百家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儒家倡導「德治」的治國方略，其總原則是「仁愛」；道家的治國方略是「無為而治」，總原則是「道法自然」；墨家的治國方略是「人治」，總原則是「兼愛」；法家的治國方略是「以法治國」，總原則是「以法為本，法、術、勢相結合」。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採用法家學說，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經歷140餘年幾代人的努力，終於使秦國由弱變強，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儘管後來因其實施嚴刑峻法和倒行逆施，導致秦王朝的滅亡，但其實現的統一，自然與法家的治國方略和總原則有關。韓非子自1997年確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后，隨之就逐步形成了「三者統一」這項總原則，通過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全面貫徹，我們認識到，「依法治國」是適合國情的治國方略，「三者統一」是適應這一治國方略的總原則。第一，黨的領導是「三者統一」的基礎和根本保證。歷史證明，黨的領導是「三者統一」的靈魂，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黨的領導是歷史發展的科學結論，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和現實的選擇。第二，人民當家作主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的主體地位是國體和政體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實現形式是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還有自治民主與談判民主。第三，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經過20年的實踐，依法治國進入全面推進階段，業已成為黨領導人民治國的基本方式，並逐步演變為人民的主要生活方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行為準則，使法治真正成為「規則之治」「良法之治」「公正之治」「控權之治」「人權之治」和「文明之治」。總之，「三者統一」是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必須堅持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共同為實現偉大民族復興而一致行動。依法執政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方針。2002年，黨的十六大科學地闡明依法執政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十六屆四中全會把依法執政提到戰略高度，強調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建設。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依法執政在依法治國中的特殊地位。依法執政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方針，也是依規治黨的總方略，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我們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導向。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論斷，既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價值立場，更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科學邏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是治國理政的總導向。控制權力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要求。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權力不加控制，就必然導致腐敗，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依法治國，從某種角度講，就是依法治權。從歷史上看，控制權力是法治的初衷，因此，法治也是「控權之治」。十八大以來，在控制濫用權力、反對腐敗方面取得的成效是極為顯著的。構建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提出和闡明了構建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個科學命題，並將它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尊重與保障人權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總價值。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世界文明的歷史上，治國理政的方式或形式眾多，諸如禮治、德治、共治、帝治以及哲學王之治和無為而治等等，但概括起來，無非就是人治與法治兩種，而事實證明法治是最好的方式。法治之所以是治國的基本方式是因為：首先，它是規則之治，對事不對人，不受私情的約束；其次，它是眾人之治，無疑優於作為一人之治的人治或作為多人的精英之治；最後，法治有統一的規範標準，也就不至於因標準不一而混亂。這些道理早已有人說過。更重要的是，法治是治國之道。第一，法治研究的是治國之「理」與治國之「術」以及治國之「力」。法治是良法之治，是公正之治，法治講理，以理服人。第二，法治作為治國之道，重點是「治吏」，對公共權力實行有效管控，對「關鍵少數」的領導幹部實行有效約束，既要有效地保證其行使職權，為人民謀福祉，又要及時防止其濫用權力，把公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嚴守「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有效地防止公權力的越位、缺位和錯位。第三，法治的方法靈活多樣，正確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手段解決問題。當然，社會主義法治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的主體地位。法治作為治國之道，還研究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研究國家結構。正因為法治研究和實施國家最基本的問題，所以法治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便成了人類的共識，只是階級本質、價值取向、使用手段有根本區別。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亦即全面依法治國是世界上獨有的，也是最適合國情的治國理政基本方式。黨法關係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核心問題。「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偽命題。黨法關係實質上是法治與政治關係的集中反映。世界上沒有無政治的法治，尤其是當今世界，離開政治的法治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西方法學家特別是公法學家也認為公法不過是複雜的話語體系，公法領域的爭論只是政治論爭的延伸。國際鬥爭的歷史證明，每一種法治形態背後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種法治道路中都包含著一種政治立場。堅持的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就是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我們發展的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就是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上的理論成果，我們構建的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就是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因此，黨法關係是一個相互依存、高度統一的關係：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這是因為法治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黨領導人民遵守法律，黨自身又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因此，「黨大還是法大」實際上是個偽命題。從法的制定、執行和司法來看，黨的領導與法治是不能分開的，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曲解，就是對黨法關係存在糊塗認識。「權大還是法大」是個真命題。如果說「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偽命題，因為它根本不符合的實際情況，那麼「權大還是法大」則是一個真命題，因為確實在實踐中存在這種情況：第一，個別人濫用國家權力，以權壓法，以權亂法。第二，不理解法律與權力的關係。一般講，公共權力是由法律規定的，如各級政府的權力便在憲法中有明確規定，法律既規定權力的範圍、內容和行使權力的程序，還規定行使權力的原則以及行使權力的責任。凡是違法或超越法律行使權力，就要受到法律的約束，甚至受到法律的處分。第三，少數人甚至叫喊：「我的話就是法」，凌駕於法律之上。因此，在實踐中確實存在濫用權力，權大於法的情況。但這種情況是錯誤的，是國家不容許的。所以我們說，法大於權，要把權力關進法律規定的籠子里。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具有權威性，它是各國家機關、各政黨和全國人民必須遵循的行動準則，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現，守法是每個公民的義務。當然，我這裡講的權是指各機關的職權，而不是國家主權，因為法律是國家制定的，在這裡法律還得依靠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它的實現。因此，「權與法」中的權力是指超越法律濫用權力的「權」，而不是依法行使的「權」。本來，國家權力與國家法律是統一的，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保障的。由於有濫用權力的情況，所以要把權力關進法律籠子里。公正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障。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司法是法律實施的重要方面，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起關鍵作用，英國哲學家培根有段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其中的道理確實深刻，值得借鑒。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整個社會的堤壩就要崩潰，社會公正就要受到廣泛質疑，對依法治國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都注意了這個問題，尤其是四中全會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並落實改革措施190條，其中引人注目有：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動審判權與執行權分離；變立案審查為立案登記制度；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立司法責任制度；實行司法管理體制改革；確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確定排除非法證據制度，……等等。近兩年來，的司法體制與機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僅平反冤假錯案就有多件，釋放了因證據不足長期關押的人員多名，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與歡迎，特別是被平反和被釋放的人員不僅獲得自由，而且還得到了賠償。這些遲到的正義雖然有些不盡如人意，但仍然是種正義，是一種安慰和補償。當然，通過總結教訓，在全面依法治國中將避免發生。司法機關的重大改革和轉變，大大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在今年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投票中，司法機關的滿意率大大提高，人民對司法的公信力大為提升。司法是法治的重要指數，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最後環節，必須堅持與完善。用新發展理念引領依法治國全過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不僅實現了黨對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升華，而且標誌黨治國理政理論的新飛躍，因此，我們必須用新發展理念引領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在創新上，這對依法治國極為重要，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全面依法治國首先要在理論上創新，當今的任務就是構建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法治體系。在制度上的創新重點確立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體制。在實踐中的創新，就是建立各項司法責任制度。至於協調，這本身就是法治體系運行的基本要求，要由過去只重視互相配合，向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監督方面轉變。開放、共享更是法治系統論的生動體現，法治的最終目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尊重與保障人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現階段來看，法治就是要從每個具體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正義是法治的價值追求，也是人民對法治的期望。當然，正義既有程序正義，也有實體正義，社會主義法治是以實現兩個正義，並為人民所共享。構建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話語體系。學科的話語體系是一個學科的生命，直接關係該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不僅直接反映該學科的水平和發展趨向，而且關係該學科走向世界的途徑。一個獨立的學科話語體系是知識生態的首要部分，因為學科的知識存量往往是通過話語體系表現出來。事實上，在構建法學學科話語體系上已經有三次嘗試。第一次是1949年，面對蔣介石提出「和談」的要求，毛主席提出了「八項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廢除偽憲法」，第二條就是「廢除偽法統」。《解放日報》還專門作了解釋：法統就是偽法律體系及其法律知識，並建立新的革命的法統與法律意識，開啟建立法學話語體系第一次嘗試。1949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正式頒布，並且在新建立后執行，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下」，「人民政府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為依據，而應以人民的新的法律為依據」，其中便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法律意識。第二次嘗試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黨的執政方式開始轉變，逐步形成了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的方略，為構建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作了準備，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起了關鍵作用。構建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第三次嘗試，應該說是正式構建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對治國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的構建發揮巨大作用。講座現場構建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法學和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為指導，立足國情，合理借鑒世界法治文明，認真總結和提煉的法治實踐，逐步形成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這就要求：第一，從我做起，研究問題，做文章；第二，不斷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總結依法治國實踐，並升華為理論；第三，不當西方學者的「搬運工」，合理借鑒，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第四，認真合理吸取本土法律文化；第五，吸收時代營養，將民族特色與現代文明有機結合。全面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使命光榮，責任重大。我們在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將越走越寬廣。本次講座由光明講壇和珞珈講壇共同舉辦。李龍 1937出生，湖南祁陽人，1958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律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馬工程重點教材審議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法理學、憲法學以及法學教育。2012年獲評法學會「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光明講壇工作室出品長按識別關注 望文才熠熠製作：陳 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