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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耳其到的西北，生活著近1.7億人口，多達10多個國家和地區操突厥語系的各個民族。由於語言、宗教、習俗、文化相近，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一直就是困擾新疆及其他西北地區影響最深刻的外部環境因素。時至今日，隨著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泛突厥主義在以土耳其為大本營漸成主流思潮，為世界各國治理深受恐怖主義危害的國家增添了一副巨大毒副作用的遲鈍劑，大大降低了世界上深受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國家所做出的各種努力和流血犧牲，也為地處西北邊陲的新疆平添了諸多不利因素。兩年前，土耳其幸福黨在伊斯坦布爾發起逾萬人集會，抗議所謂「虐待新疆穆斯林」。會上有人高舉著熱比婭肖像，「解放東土耳其斯坦」口號聲起伏不斷。與此同時，土耳其97個民間組織聯合署名，由「突厥世界人權協會」會長布史蘇爾向聯合國駐安卡拉代表處遞交一份申明，要求調查「新疆突厥人所遭到的人權侵犯」，呼籲「東突厥斯坦出現的罪行」應該遞交到聯合國和伊斯蘭會議組織討論。最引人矚目的是來自時任土耳其總理的埃爾多安，竟然宣稱「我們（土耳其人）與維吾爾人是兄弟」，稱在新疆「像是搞種族滅絕」，呼籲「放棄同化政策」，並承諾要為熱比婭等疆獨分子進入土耳其發放簽證。中土兩國因新疆問題的外交齟齬，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後一次。新疆的疆獨分離主義稱為「東突運動」，而非海外所說的「東土耳其運動」，除卻政治考量以外，也有不願把土耳其牽扯進去之意。而此時土耳其官方對也對埃爾多安言論的進行了糾正——據土耳其媒體報道，土耳其外交部以向間接道歉的方式糾正埃爾多安「種族滅絕」的表述，土耳其外交部發言人稱，他不知道有任何將新疆近來的事件遞交聯合國安理會的企圖---亦表明土耳其官方外交立場上對新疆問題依然秉持謹慎小心的現實主義態度。但現實的政治層面，土耳其確是新疆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你是從哪裡來的？」「我從東土耳其斯坦來！」「喔，我親愛的同胞，你們還在契丹人的統治下生活吧。」這是「流亡」維吾爾人在土耳其經常碰到的情景。土耳其以突厥國家「老大」自居，宣稱是一切突厥語民族的祖國，多年來一直接納包括所謂維吾爾族人在內的突厥語「難民」，以此顯示「種族友善」和「人道主義責任」。土耳其是「流亡」維人最嚮往的地方，除了可自由結社集會，且毫無因證件過期被捕和遭遣返的擔憂，時常還有政客和議員前來噓寒問暖，實際干著煽陰風點鬼火的可恥勾當，而在中亞其他突厥語系國家，卻無此待遇，儘管那裡同樣生活著眾多的維人。1995年，「東突運動」領袖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在伊斯坦布爾去世，時任伊斯坦布爾市長的埃爾多安下令為其修建公園和紀念碑。「領導東土耳其斯坦運動精神領袖艾沙是所有突厥民族的領袖，也是土耳其的朋友。」從來以「口無遮攔」著稱的埃爾多安曾在紀念活動上如此評價艾沙。「你北京的事我不管，我伊斯坦布爾的事你也別管。」埃爾多安強硬的回應。公園入口有「突厥」國旗，園裡有艾沙銅像，土國外交部顧及兩國關係，曾多次派人前往摘旗，但遭到抵制，並叫囂「突厥人的旗幟只能升起，不能降下」。土耳其與東突厥主義歷史學家將生活在從土耳其到新疆等地的十幾個民族統稱為「突厥語諸民族」，因為他們有相近的語言風俗、宗教信仰、祖先起源傳說、狼圖騰崇拜，都自稱是突厥後裔。其中以土耳其所佔比例最大，約7000萬，維吾爾人口佔到第四位。中亞地緣政治，中、俄、伊、土四大國扮演重要角色。在經濟上佔優勢，俄國有傳統力量的憑藉，伊朗有宗教優勢，土耳其則集宗教、文化、種族優勢於一體，近年則在中西亞外交中猛打同語同種的突厥派，即泛突厥主義。文化泛突厥主義提出突厥民族「三統」問題（語言、思想、行動統一），而政治層面的泛突厥主義者則計劃在中亞建立各突厥國家，然後實現大聯合。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后，為贏得良好的國際生存空間，總統凱末爾一直壓制著，試圖把土耳其民族主義控制在安托利亞半島，即民族邊界之內。但泛突厥主義散步到全世界突厥語民族中，文化泛突厥主義，在突厥語民族中則紮根更深。泛突厥主義思潮甚至影響了新疆局勢幾十年。30年代，歐洲法西斯運動興起，某些新生代泛突極端分子沾有了納粹主義氣息，「突厥種族高於一切」、「突厥種族優於其他種族」是他們的口頭禪，但在「凱末爾主義」的壓制下，始終不得志。從來就很國際化的新疆政治中亞民族宗教的盤根錯節、大國地緣政治錯綜複雜，致使近世新疆——這片富饒土地上，既撒滿美酒鮮花，也流淌著鮮血與眼淚，是國內外各種勢力集團與意識形態廝殺的戰場。維吾爾人反倒不是這裡的主角，其國際化情形從來就不容忽視。清朝初年，准格爾、杜爾伯、土爾扈特、和碩特四大部組成的漠西蒙古控制著西北與西藏，准格爾統治西蒙古后稱雄天山南北，控制中亞，盛極一時。沙俄逐漸東侵，汗王葛爾丹既接受清廷冊封，又接受沙皇冊封，與雙方周旋，力圖擴張，幻想建立大蒙古帝國。經康雍乾三代帝王，與多位西蒙古汗王爭戰，最終信奉黃教的准格爾部被全部消滅，只留下一個地名，遂有了全疆及中亞徹底伊斯蘭化和突厥化。滿清控制新疆后，好景不長，先後經歷大小和卓之亂、張格爾之亂，同治年間又爆發了西北回亂，安集延（今烏茲別克境內）人阿古柏趁機佔據了新疆大部，建立「哲德沙爾汗國」，沙俄隨後出兵佔據伊寧河谷，清朝在新疆只剩幾個據點，大片國土幾乎全部喪失。阿古柏心向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請求蘇丹冊封其為「埃米爾」（有總督、國王、親王之意），自認是「屬國」，（一直以來都自認為是大國，所以人以成為別國的屬國為恥，而事實確實如此，只有小國才會以成為強國的屬國為榮）從奧斯曼請來了軍事顧問，獲得軍火援助。外交上，阿古柏在忽視新疆的惡果與覬覦新疆財富的英國之間周旋。1875年前後，已經吞併中亞的沙俄只得調兵圍剿。第二年，左宗棠率軍西征，沙皇在吃不到新疆的情況下，向湘軍提供軍火糧食收拾阿古柏。沙俄剛平息塔什干暴動，第十次俄土戰爭爆發，待戰爭結束，清廷已徹底平定新疆，被沙俄佔據長達10餘年的伊寧也被收回。1884年，清廷頒旨，新疆正式建省。民國時代，先後經歷楊增新主政的小康年代、金樹仁統治的動蕩時期，盛世才最終在蘇聯幫助下，成為新疆王。直到抗戰末，中央政府力量才正式進入新疆。（國家亂則不興）三四十年代，「世界各民族之父」斯大林的巨手一直在新疆各種勢力間攪渾水，用「雙泛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煽動工具，以金錢和武力為後盾，甚至直接派克格勃及正規軍入疆，策劃了兩次東突國鬧劇。搞第二次的目的，是想勒索在東北和外蒙的利益。國民政府反對新疆獨立，但同意高度自治，張治中辭去主席一職，1947年任命維吾爾人麥斯武德擔任聯合政府主席，麥被稱為數百年來第一個主政全疆的維吾爾人。1949年國共內戰即將結束，以省府秘書長艾沙·尤素夫·阿布泰金和建設廳長默罕默德·伊敏為首的一派不願與中共合作，出國流亡，先後到達土耳其，被稱為第一波正式移民土耳其的維吾爾「開拓者」。60至80年代，蘇聯仍通過阿拉木圖、塔什乾電台，每天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向新疆展開宣傳攻勢：「東突厥斯坦是維吾爾人的祖國。」50年代初，新疆進行恢復甦籍和鼓動人加入蘇籍的工作，到50年代初，中蘇邊境多跨境民族，很多人有雙重國籍，包括大量黨政軍幹部。50年代末，中蘇分歧日顯，就變成了遣返蘇僑（有蘇聯護照）運動，蘇聯也鼓動邊民移民過去，據說全疆1958年就遣送蘇橋99餘萬人。1962年，新疆軍區兩名少將馬爾果夫和祖龍太耶夫向北京打報告，稱與十幾名軍官要求一起去蘇聯，結果二人與蘇聯特工的煽動下，中蘇邊境出現了驚動世界的「伊塔事件」（時稱「伊塔反革命暴亂」）：伊犁、塔城、阿爾泰地區20餘縣，6萬多人拖兒帶女，扔下房舍和器具，逃往蘇聯，有些縣城跑得僅剩幾百戶人。此事件因蘇聯多年強勢影響所導致，當地少數民族人以蘇聯為祖國，孩子們甚至不知北京是哪國首都。吸取教訓之後，開展「三個一」（一個黨、一個國、一條路）教育。但因為那次逃亡，民漢人口比例被倒換過來。一是對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較為寬鬆；二是，根據新疆居住的同胞口述稱：城市地區漢人較多，鄉村地區維族人較多；當然新疆也符合的人口分布規律，大雜居小聚居，當地也有其他少數民族聚居。蘇聯對新疆的影響直到60年代后才徹底削弱。土耳其的維吾爾流亡者從文化和種族上看，當年的維吾爾精英對土耳其更心馳神往。艾沙和伊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疆風雲人物，被視為海外「東突運動」元老及「火種」保留者，在土耳其和突厥語各民族中有一定知名度。1940年代末新疆聯合政府中維吾爾族官員，幾乎都參加過之前的東突運動，從泛突及不同程度分離主義角度來看，各派之間區別在於對待蘇聯的態度。艾沙赫伊敏被認為是溫和派，他們可以接受中華民國之內的自治，而不願被斯大林吞掉，或在斯大林庇護下的「獨立」，他們同意政府駐軍新疆，政治上傾向國民黨，對蘇聯抱敵視態度。非官方層面，至少土耳其政府通過提供財政資助及活動空間，逐漸使該國變成全球東突運動的總部，隨著德國和美國維吾爾移民增多，這個「東突心臟」的作用才適度減弱。艾沙和伊敏在土耳其繼續領導東突運動，先後創辦《東土之聲》、《東土新聞公報》、《自由土耳其斯坦學報》等政經和文化刊物，用英文、維吾爾文、土耳其文出版。伊敏早年撰寫的《東突厥斯坦歷史》自然是培育年輕人「民族意識」的教材。伊敏1965年去世后，艾沙成為實質上的領導人，先後建立「東土流亡者協會」和「東土基地」，基地的目的是「致力於維吾爾文化和社會身份的保存」，為年輕一代提供精神資源，艾沙認為其重要性勝於謀求獨立和暴力「復國」。為使國際社會不忘東突，艾沙利用一切國際場合發出聲音，艾沙的長子艾爾金·阿布泰金亦是著名東突活動家，「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的創立人之一。該組織吸納了五大洲幾十個「流亡政府」及分離主義組織作為會員，艾爾金曾任總秘書長。「世維會」成立后，艾爾金擔任了首任主席，其繼任者是熱比婭。作為早年突厥語諸民族中文明成就最高的維吾爾族，東突通過文化泛突作為紐帶，得到不少土耳其政要和知識分子支持，在這個以「一切突厥人祖國」自居的國家，有人稱維吾爾是其「文化母親」。土耳其作為泛突心臟的輸血作用自然功不可沒。經過中亞，艾沙與伊敏的精神資源滲透至新疆，八九十年代影響力不可小覷，自此開始與「雙泛」長期角力。據《三個主義隊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研究》一文透露，1980年新疆大學歷史系兩個學生刻印和傳播伊敏的《東突厥斯坦歷史》，有的師範學生畢業后，把這個作為教科書向中學生講授。僅1988年，喀什維吾爾高級中學高二15名學生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組織」；另有5名學生成立「阿塔圖克解放組織（凱末爾又被稱為阿塔圖克，意為突厥國父）」；和田地區墨玉4名中學生成立了「天山聯盟」，墨玉縣一中有13名學生成立「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黨」。90年代，新疆大學生中，「東土族解放」、「青狼青年聯盟」、「天山雄鷹聯盟」、「東土耳其斯坦子彈」、「蘭狼解放」、「東土伊斯蘭黨」、「東突星火聯盟」一類組織紛紛湧現。1987年，《東突厥斯坦歷史》在安卡拉出增補版，《東土之聲》經過連載后，大量流入新疆，瘋狂傳播。去世的新疆文聯作家土爾貢·阿勒馬斯在此期間先後出版了《維吾爾人》、《匈奴簡史》、《維吾爾古代文學史》，後來自治區黨委在全疆文化教育界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認為這三本書是「雙泛」大毒草、伊敏的流毒，破壞祖國統一，損害民族團結。土耳其的突厥外交作為世俗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穆斯林國家，土耳其有極其獨特的政治體制---「政黨執政，軍隊監國」。二戰後，作為凱末爾主義大本營的軍隊堅守世俗主義，時常「挺身護憲」，抵制政府的宗教化政策，壓制極端宗教力量，局勢稍穩后又開啟選舉，還政於民。每當此時，激進泛突或宗教勢力就暫時退縮到文化生活領域。土耳其通過接受中亞突厥語民族留學生，出資援建大學、清真寺，設立文化機構，提供貸款等方式，土耳其政府定期召開「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國際突厥語民族團結合作大會」，政治、經濟、文化議題無所不包，甚至與亞塞拜然有「一個民族，兩個國家」之類的議題，並已著手建立歐洲議會那樣的「突厥語國家大議會」。「有法語、英語、西班牙語地區，為什麼不創立突厥語地區，我們需要改寫我們共同的歷史，各國應統一語言」；「要建立突厥聯邦，歷史給了我們獨特機遇，我們有共同的文化歷史根源，我們要經濟一體化，才能使我們在國際舞台上同一立場」；「國際關係委員會的必要性工作即突厥世界聯合行動，要公平解決東土維吾爾問題」……這些都是與會各代表提出的議題。艾爾多安強調，土耳其會在外交上日益加強突厥因素，當作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手段，他呼籲各國「擁護土耳其突厥合作的外交政策，統一在國際社會的立場，以便有效地對付孤立突厥語國家的企圖」。共和人民黨是凱末爾創建的政黨，民國時代稱之為土耳其國民黨，意識形態為凱末爾主義，土耳其目前第一和第三大黨都有不同程度的泛突傾向、比較濃厚的宗教背景。起碼能說明，泛突在近二十幾年的土耳其，成為一種主流思想，埃爾多安就是正義與發展黨的主席。在有「東突厥大本營『之稱的土耳其，同樣有很多泛突主義刊物，不乏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如《突厥祖國》《突厥聯盟》、《我們的聖地》、《突厥文化》、《突厥斯坦之聲》……他們經常指責政府冷漠無情，不關心國外「有壓迫的突厥同胞」。無疑，雙泛思潮在土耳其全社會抬頭，為北京處理新疆問題解決了平添了諸多不利因素。中世紀史實資料打賞公號